毛泽东与孙中山的知行观之比较

范方镇

  毛泽东和孙中山都写过一篇《实践论》,他们二人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也有细微的差别,正是这种细微的差别,在几十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实践中,产生了显著的不同效果。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他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着手研究,提出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并指导实践的论点,他特别强调的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指出 “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 毛泽东一生非常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经济建设,可以说,他是主张 “ 先知后行 ” 的。

  孙中山的《实践论》是他在 1918 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他从孰难孰易的角度,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出了 “ 知难行易 ” 的著名论点,即 “ 理论难而实践易 ” 。为了说明 “ 知难行易 ” 的道理,孙中山例举了吃饭、作文、开河、造船等十件事,来证明理论难而实践易的道理。我再试举孙中山十件事以外的两件事来证明:说话和走路,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说话也有很深奥的理论,这里面包括了语音学和语法学的规律,世界各国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各种语言又有不同的语音规律和语法规律。幼儿从出生到学会说话用的是什么办法呢?决不是先学理论再实践,而是直接跟着母亲学会实践,这就是 “ 不知而行 ” 的办法。同样,走路、骑车都有深奥的力学理论,但是学习走路骑车的办法也都是采用 “ 不知而行 ” 、 “ 大胆实践 ” 的办法,决没有人是靠先学理论再学会走路骑车的。

  正因为 “ 知难行易 ” ,所以孙中山主张 “ 不知而行 ” 。他认为 “ 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为必要之门径也 ” , “ 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也,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 ” 。

  孙中山是不主张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虽然他也承认 “ 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 ” 。又说: “ 能知必能行 ” 。但是,因为 “ 知难行易 ” ,所以,要想弄通一种理论就必然要费很大一番功夫,而且即使取得了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正确还是要经过实践来检验。万一理论不正确,必然要走冤枉路。所以他说 “ 中国今日不必去求知,但望其有一种可强中国之信仰足矣,有强中国之志足矣 ” 。

  孙中山的这种 “ 不知而行 ” 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采用的 “ 摸着石头过河 ” 、 “ 大胆实践 ” 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之所以不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犯了 “ 先知后行 ” 的错误,一再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事先规定好这是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用理论的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所谓 “ 计划经济 ” ,实际上就是用 “ 先知后行 ” 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用某些人自以为是的经济理论来指导经济建设;而 “ 市场经济 ” 则是用 “ 不知而行 ” 的办法按自然规律来搞经济建设。可以说,当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犯了这个错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至今有相当多的人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以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会发生 “ 姓社姓资 ” 的争论,这些人仍然不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正如孙中山早在八十多年前所说的: “ 中国人有一种心理,不知之事便不肯做,必知之已真,然后为之。 ” 这正是这些人心理的真实写照。

( 2003-11-22 16:52:02 )

  毛泽东用先知后行的办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本来也是可以的。孙中山也说, “ 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 ” 。又说: “ 能知必能行 ” ,即有了正确的理论,一定能指导实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问题在于:理论本身是否正确。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难道也会有失误?这是许多人不敢触及的禁忌。其实,这正是怎样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不是迷信。很多 “ 忠诚 ” 的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是用宗教式的虔诚态度来看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忠诚态度固然可敬,但这种态度本身恰恰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都不承认世界上存在一种 “ 永恒的、最后的、不变的、终极的真理 ”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过: “ 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是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 ” 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最后的、永恒的、不变的、终极真理的人,正是恩格斯所称的这种 “ 无知和荒谬 ” 的人。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有失误?其实,这是丝毫不奇怪的。恩格斯在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时说过: “ 这种历史状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资本主义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 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对欧文、傅利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产生作了深刻的分析,其实,这段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适用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幻想。但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在一百多年前,在那个时代,他们看来可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熟了,按今天的眼光看,那时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不成熟的。那时的所谓大工业,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标准来看,只配称为大作坊,同样,那时的阶级状况和今天的阶级状况来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深刻分析,也是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这正说明了他们的这一观点是科学的。

  很多人之所以会用宗教式的虔诚态度来看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和他们头脑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分不开的。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唯心主义始终是统治人们灵魂的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即使在今天无神论的中国,正式或非正式的有神论者仍然是占多数,即便一些无神论者的头脑中,也难免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只要看看我们的周围,就可以看到许多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现象,其中不乏党员干部参与,因此,不少人用宗教式的态度来看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他们看似无限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放进了宗教的圣殿,不准后人对它有任何怀疑,更不准对它有任何修改。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例如,当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的时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人类的视野扩大到太阳系以外的时候,太阳中心说就不是正确的了。又如原子论分子论最初提出的时候,人们认为分子,原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但是,当人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以后,就发现原子也是可以再分的,现在科学家对基本粒子的研究已经证明过去那种对构成物质最小微粒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而且,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物质肯定是可以无限再分的,人类永远不可能找到一种最小的、终极的微粒。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当然也是与其它科学一样,必须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不准发展、不准改动一个字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堪称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十分尊崇马克思,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极高的评价。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并不盲从,而是有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是值得人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真研究的。(待续)

( 2003-11-23 10:0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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