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早在 1896 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获救后，便专心致力于对革命理论的探索。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他广泛涉猎各种学问，在英国期间，他每天前往大英博物馆潜心研读。当时欧洲各国风行的革命理论是社会主义学说，孙中山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说： “ 研究这种学理的学者不知道有几千百家，所出的书籍，也不知道有几千百种，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说之多，真是聚讼纷纷。 ” 孙中山比较了各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 “ 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 ” 他说： “ 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 ” 他称赞 “ 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 ” ， “ 马克思所求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 后来，他曾经对张国焘这样说过： “ 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 ” （可见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现在研究社会主义流派史的学者竟不把三民主义列入其中，实在是不应该的）。

  孙中山为什么不直接用 “ 社会主义 ” 这个名词呢？因为他认为，英文中社会主义一词，来源于希腊文， “ 希腊文社会主义的原意是 ‘ 同志 ' ，就像中国俗话说是 ‘ 伙计 ' 两个字一样， ” 孙中山认为， “ 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的问题。 ” 因此，他 “ 当初详细研究，反复比较，总是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 ‘ 社会 ' 或 ‘ 共产 ' 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了，故采用之。 ”“ 要一般人一听到这个名词，便可以了解。 ” 所以，孙中山后来一再说他的 “ 民生主义 ” 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他最推崇的是马克思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他说： “ （马克思）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他照经济原理作透彻的研究之后，便批评从前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有个人的道德心和群众的感情作用；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 ” 这种 “ 全凭事实，不尚理想 ” 的科学态度，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 。

  “ 全凭事实，不尚理想 ” ，这正是我们今天应该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改革开放前走了那么多弯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毛泽东是一个富于理想化的人，这也正是他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孙中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敬重马克思，称赞马克思，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他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是值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真研究的。

（ 2003-11-28 13:13:13 ）

（二）
  孙中山与马克思的一个主要不同观点是怎样看待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通过这条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孙中山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但却反对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而是主张用阶级合作的办法进行不分阶级的 “ 国民革命 ” ，实行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认为他与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但实行的方法不同，因此他说他与马克思主义是 “ 共将来，不是共现在 ” 。

  孙中山为什么反对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他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病态现象，这种病态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一部分人不能求得生存，因而要起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孙中山认为阶级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他说： “ 因为社会上的生产力很大，一切生产都是很丰富，资本家固然发大财，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钱。像这样看来，资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工人有了大生产力，便为资本家多生产，在资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产，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钱，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相冲突。 ”

  孙中山的话对不对？他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 “ 社会上的生产力很大，一切生产都是很丰富。 ” 换言之，这对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阶段，生产力大大高于社会需求的时候而言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社会生产力低下，资本家只能靠残酷剥削工人来取得利润，那时候的阶级矛盾是十分尖锐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那样一个时代，所以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家 “ 不能保证自己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 ” ，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是： “ 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的生活状况就越下降 ” ， “ 奴隶不能维持奴隶的生活 ” 。解决的办法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起来推翻资本家的统治。

  今天，我们看到欧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就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那种 “ 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的生活状况就越下降 ”“ 奴隶不能维持奴隶的生活 ” 的状况。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个现状。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 。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生活的时代是相适应的，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他们当年得出的结论与今天的现实不相适应，这是完全正常的。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国不但兴起了许多私营企业，而且大量引进外资。在这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里，怎样处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这里是完全不适用的，只有认识到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是可以一致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才能正确处理好这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

  然而，孙中山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阶级矛盾极为尖锐，根本不可能用阶级调和的办法来解决。所以他反对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便得不到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而共产党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倒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因而迅速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正是孙中山的革命不能成功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终得到胜利的原因。

（ 2003-11-28 13:14:41 ）

（三）
  孙中山之所以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相信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的互助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论认为：达尔文所发现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原则，只适用于不同的物种之间，在同一个物种之间，则主要的不是互相残杀，而是互助。比如狼吃羊，但狼不吃狼，相反，狼和狼还会互相合作结成一个狼群，以对付其它动物。他们并且认为，同一物种之间的这种互助有利于物种的繁衍和生存，反之则容易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既然有这种互助合作以求得生存的规律，人当然也不应该例外。因此孙中山说： “ 后达尔文而起之哲学家所发明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 ” 认为 “ 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 ” 正因为如此，所以孙中山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提倡 “ 博爱 ” ，提倡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斗争。他的俄国顾问鲍罗廷一再建议他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以争取农民对他的支持，孙中山始终反对这样做。他想找到一种方法，既能让农民得到土地，而地主也不受损失。孙中山生前没有时间来进行这样的试验，甚至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台湾后来是实行了孙中山希望的这种和平土改，台湾的土改是分三步走的：第一步实行 “ 三七五减租 ” ，规定地租额不得超过收获总量的 37.5% ；第二步实行 “ 公地放领 ” ，即把国有的土地逐步转移给农民，由农民分期赎买，规定地价按该耕地全年收获总量的 2.5 倍计算，由农民在十年内交清。即农民只要每年交纳全年收获总量的 25% ，连续交满十年，即可取得土地所有权。第三步是实现 “ 耕者有其田 ” ，规定地主只能保留中等水田三甲（一甲相当于 0.97 公顷）或旱田六甲，多余的土地一律由政府征收，由政府按 “ 公地放领 ” 的办法转放给农民。政府征收地主的土地给予相应的补偿，标准是该地全年收获量的 2.5 倍，发放债券，分十年兑付本息。这样，台湾的和平土改是用了十多年时间才逐步完成的，土改的结果，农民转为自耕农，地主则多数转为资本家，投资于工商业。

  这种和平土改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孙中山生前忙于同军阀作斗争，根本没有可能实行这种土改。而共产党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在一夜之间就能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从而能迅速得到农民的支持。

  至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很低下，那时的资本家要想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只有靠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人的工资等办法从工人身上夺得。

  马克思认为： “ 增加劳动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 ” ， “ 分工愈细，劳动就愈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体力上或智力上的特别本事和技能了，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 ” 。所以，马克思说： “ 现代产业经常是用简单和低级的工作来代替较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 ”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这种论断与今天的实际情况是相反的。

 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得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的生活状况就越下降的结论，因为他认为： “ 一种工作愈简单，就愈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愈少，工资也就愈降低，因为工资象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资本家要想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办法，早已不是马克思时代那种靠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人的工资等笨办法了。而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先进的科学技术中索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马克思也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没有说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像今天这样先进的地步。

  例如，过去一个工人为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费用相当于 6 小时劳动的产品价值，但他为资本家工作了 12 小时，即为资本家无偿工作了 6 小时，这样，资本家从这个工人身上取得的剩余价值率是 6 ： 6 ，即 100% ；然而今天，由于资本家应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个工人只需要工作一小时就能生产出维持自己生活所需费用的价值产品，虽然他一天只工作 8 小时，即为资本家无偿工作了 7 小时，然而资本家从这个工人身上所取得的剩余价值率却提高到 7 ： 1 ，即 700% 。这就是现在资本家不再依靠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润而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道理。因此，现代产业恰恰是经常用更复杂更高级更先进的工作来代替较低级的工作，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相反情况。

  从事较复杂较高级的工作就需要更多的知道和技能，这种工作决不是 “ 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 ” 。马克思说 “ 无产阶级是一个除了自己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财产的人 ” 。在他那个时代，这或许是事实，但是今天，一个只有一双粗大的手而没有任何知识技能的工人是资本家根本不需要的。而要获得相当的知识和技能，就必须接受相当程度的教育，这只有在不断提高工人物质文化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因此，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家固然越来越富了，工人的生活也相应地不断改善了。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 “ 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 ” ， “ 奴隶不能维持奴隶的生活 ” 了。由此可见，孙中山认为 “ 资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工人有了大生产力，便为资本家多生产，在资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产，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钱， ” 这种 “ 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能进步 ” 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 2003-11-29 21:04:02 ）

（四）
  在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一部分人不能生存，才发生阶级斗争，所以人类求生存是 “ 因 ” ，阶级斗争是 “ 果 ” ，他认为马克思是 “ 倒因为果 ” ，颠倒了因果关系。孙中山认为人类求生存，也就是民生问题，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 “ 因为人类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间断的发展 ” 。孙中山这种以民生为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被毛泽东称为 “ 民生史观 ” ，断言民生史观是唯心史观，因而加以否定。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看作是个别人的意志决定的，即所谓意识决定论，例如把帝王将相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看作是决定封建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唯物史观则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不是个别人的意志决定的，恩格斯说，研究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推动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显然，毛泽东之所以把孙中山的民生史观看作是唯心史观，就是因为他把 “ 人类求生存 ” 看成是人的意识，这样，民生史观就被看作是人的意志决定社会发展的唯心史观。

  “ 人类求生存 ” 究竟是不是人的意识？其实，求生存并不是人的意识，而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本能，这种本能不仅存在于人类，而且存在于整个自然界，所有的动物（甚至包括植物）都有求生存的本能，而动植物是没有意识的。 “ 生 ” 和 “ 死 ” 本来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把求生存看成是人的意识，正如同把人类的死亡也看成是人的意志，不言而喻，这是荒谬的。

  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解放后牢牢抓住阶级斗争不松，提出 “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 “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 等等，一场接一场的阶级斗争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究竟是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还是阻滞了社会的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阶级斗争不是我国现阶段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已经没有人反对了。而孙中山的人类求生存又被视作唯心史观，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呢？这几年有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教授提出了一种新 “ 见解 ” ，说 “ 改革 ” 是推动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动力。按他们的逻辑，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一句话，千方百计要回避孙中山的人类求生存的民生史观。

  其实，只需要提一个问题就足以难倒他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邓小平提出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试问：在香港这样的社会中，什么才是推动香港社会发展的动力？台湾如果和平统一了，试问难道要在台湾搞阶级斗争吗？要在台湾搞改革吗？可见，他们的这种新 “ 见解 ” 纯粹是十足的唯心论。

  孙中山所说的人类求生存，并不只局限于人类要吃饭，而是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人类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正因为人类对物质文化生活有着不断的日益提高的追求，所以社会才需要不断发展来满足人类的这种需求。正是这种自发的，对更高层次生活需求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真正动力。人类的这种追求实际生活中表现为追求享受，因而，对于追求享受是应该鼓励还是应该抑制、批判？就可以说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抑制社会发展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把一切追求享受的要求都视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这实际上是在实行一种抑制消费的政策。消费是什么？孙中山说： “ 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 ” 可以说，是鼓励消费还是抑制消费，是关系到促进生产、促进社会发展还是抑制生产、抑制社会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经济搞不上去，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消费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正是孙中山以上观点的正确体现。

  可能有人又会提出：追求享受是人的主观意识。这就又回到意识决定社会发展的唯心史观上去了。其实，追求享受也是人的本能而并非人的主观意识。实际上，不仅人类有这种本能，动物同样也有这种本能。试把一种美味的食物和一种很差的食物放在猫狗面前，它们肯定会选择美味的食物而摒弃较差的食物，这就是追求享受在动物身上的体现。
孙中山以人类求生存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适用于无阶级的社会，也适用于阶级社会，可见这一提法是科学的。

（ 2003-12-03 09:48:25 ）

（五）
  孙中山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的问题上，看法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剥削。

  孙中山认为，剩余价值不是仅仅由工人创造的，而是全社会创造的。孙中山这样提的理由是：工人仅仅生产了商品，工人制造的商品必须经过商人的销售，最后由消费者购买了之后，才能产生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产品如果没有商人的销售和消费者的购买，堆积在仓库里最终报废，那就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一件产品如果它的成本是 100 元（包括原材料、生产费用、工人的工资等），资本家如果仅仅按 100 元的价格卖出去，那是没有任何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之所以能取得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按高于成本的价格，比如以 120 元卖出，这多出的 20 元，才是剩余价值。这 20 元剩余价值资本家是从谁身上取得的？是从消费者身上取得的，而消费者是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可见，剩余价值是全社会共同创造的。

  如果说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是不合理的；那么，把剩余价值给工人，让工人吃掉，也同样是不合理的！而且，那样做，社会将不会有积累，不能发展再生产，最终只能导致社会停滞以致灭亡。既然剩余价值是全社会共同创造的，那么，剩余价值应该用于回报社会，用于扩大再生产，促进社会的发展。

  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他必须把其中的绝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改进生产技术，运用最先进的生产手段，研制创造出一流的产品，尽可能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市场经济的规律迫使每一个资本家都必须这样做，才能使他们在社会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回报社会，就不能认为是剥削。而且，资本家和工人一样，也是一个生产者，而并非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资本家开办一个工厂，不仅要拿出资金，而且要对工厂负更大的责任，从工厂的创建直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必须认真思考，作出决策。那种把资本家看成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观点，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所以，究竟应该不应该消灭资本家？对这个问题，孙中山是很慎重的，他说： “ 资本家究竟应不应该消灭？还要等将来仔细研究才可以知道。 ”

  在现阶段，孙中山是不主张消灭资本家的，所以，他在《实业计划》一书中，提出中国应该实行两种经济体制，他说： “ 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 …… 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 ” 孙中山的这种主张已经被我国今天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孙中山还最早提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以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他说： “ 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我们自己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 ” 他还批评那种反对引进外资的想法说： “ 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鸩毒，不知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 ” 孙中山在经济建设上的许多设想，都已被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

（ 2003-12-03 22:5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