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回眸“军工”
主题： A（700）（003）（000）《回眸“军工”》

缘起
今年5月20日我原先工作单位的部分老同事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自发聚会，此前，2004年10月17日在天津举行了纪念原工作单位成立40周年纪念。这两次聚会上，分别20多年的同事重聚首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都非常怀念当年的“小院”生涯。近年来，面对印度、巴基斯坦的“核违规”事件，尤其是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朝核”、“伊核”危机，我不由得不为中国感到自豪。正是由于中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迈进了“核大国俱乐部”，才使得中国今天有了真正的大国地位。与日本相比，我们在很多地方不如他，但“核大国”，“宇航大国”的地位，使中国能压日本一头，令日本在东海诸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在中美关系上，当前世界上比中国“牛”的国家不少，但美国认定，今日世界要论“英雄”，唯美国与中国耳！把中国定义为他不得不防的“利益相关者”。所以，美国与日本是叫嚷“中国威胁论”最凶的两个国家。中国能“威胁”美、日两国的基础，都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打造的。而由陈继业引发的话题，则是诱发我写这组短文的催化剂。我想将一些不大为人所知的“军工”方面的情况，主要是国防科研战线上的工作与生活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保密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况写出来，也许在消除“代沟”方面有点帮助。虽然，我所能提供的不过只是一孔之见，一家之言，挂一漏万，纯属管中窥豹，但愿能于阅读者有所裨益。
定下题目、构思提纲后，意犹未尽，深夜一时兴起，从床上跃下，凑成《“军工”赞》一曲：
为炼“乾坤圈”，“三线”山中游。铸剑护神州，生死何须愁。往事知多少，功绩任东流。子孙思前贤，中华有男儿。小楼又东风，往事浮心头。无意俏争春，只图慰战友。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6-05 14:11:53）
主题： A（700）（003）（001）《回眸“军工”》

破题
定下《回眸“军工”》这个题目后，仔细想来，又觉得颇多不妥之处。
首先，这个题目太大，“军工”这个领域，一个专业的作家或记者来写的话，光查资料，访知情人就够忙乎一阵的，到头来，还不一定落好。我不想下这个功夫，也没人授权给我，我更没资格去搞这个大题目。所以，这个回眸不太好办哪。
其次，从我个人经历看。我当年工作单位，严格地说，算不上“军工”单位，只是从事与军工生产有关的科研、设计等项工作。我当时的工作内容属“跑龙套”性质的。而在“跑龙套”中，还只是“新兵蛋”，“预备队”的角色。论任务，我参加工作时，可说“黄花菜都凉了”。
其三，很多军工单位都在三线，在荒山大漠之中，条件很艰苦。我的工作单位虽说在郊区，接近山区，周围都是农田、农村，但有公路、铁路直通北京城，当天可来回，比真正的“三线”，条件好多了。比那些地处西北的军工厂矿，更是天上地下，不能反映“军工人”艰难困苦的一面。与我的众多同学相比，我幸运多了，享受多了，条件好多了。
其四，我离开国防科技口有二十多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了解很少，能说的也都是“陈年老帐”，没有新闻价值。最多也只能是反映当年的状况，充其量也就轶闻与野史而已。
但是，这个题目很简洁、明快，在找不着更合适的词之前暂且用它。这组短文，主要是舒发一下怀旧之情，纪录一点特殊时代，特定环境中，一群特别人群的琐碎故事，聊供谈资而已。
拟了一个提纲，居然有几大项，若干小项。计划有：人事篇，保密篇，环境篇，婚姻篇，子女篇，工作篇。每篇内又有若干小目，如人事篇内，列出（一）外国专家（二）中国专家（三）国内科技工作者（四）中专中技生（五）工人（六）党政干部等。会写到了这个规模，也出我意料。我在“葡萄架下”铺的摊子不小了，到时如何收场？好在这是我的自留地，试验田，种好种坏，责任自负，自娱自乐，随生随灭，解闷而已，写好写坏，随它去了。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6-07 10:50:09）
主题： A（700）（003）（002）《回眸“军工”》

背景
要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搞清他或它的背景很重要。我注意到发给陈天石的证书落款时间是1988年10月，而正文中提到：陈天石同志从事国防科技事业26年。由此推算，他应在1962年就参加了国防科技工作，而那时他才念到“大三”！由此推断：陈天石当年学的是“保密专业”，这与他后来很早就去“三线”工作，都是一环扣一环的。联系到由童如南转载的“社科院报告：美曾秘密酝酿突袭中国核基地”所介绍的当时国内外环境，这些都能加深我们对陈天石及众多“军工人”的理解和尊敬。
我的这组文章是以自我经历，自我观感，自我评判为主的，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为了以下叙述的方便，我想应先对我自身的简历做一概略的介绍。我1959年上大学时，读的就是“保密专业”，当时我是稀里糊涂地被召进去的，直到毕业也不明白，我将来要干什么。拿到毕业分配通知以后，我也是很木然的。（其中有关“保密”方面，人员招聘方面的具体内容，将在下面有关段落中再细说）1964年我顺利毕业，在指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到后，先被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年。1965年秋，结束了整整一年的农村劳动及参加四清运动的锻炼后，我被分配到地处北京郊区的一个“大院”里的“小院”工作。我所要叙述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个小院里。在这个小院里工作的人有300多人。1980年，我和这个“小院”彻底地断绝了工作关系，而这个“小院”随后也丧失了原有功能，走进了历史。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6-09 18:37:32）
主题： A（700）（003）（101）《回眸“军工”》

人事篇（一）外国专家
1、印象
我下农村锻炼一年后，来到“小院”工作时，早就没有苏联专家了。但从老同事口中，还是零星地，支离破碎地听到一些他们的轶闻趣事。我们所在的“大院”是个半公开的科研单位，后来因苏联人要向中国传授一些绝密的敏感技术，因而专门建起了这个不公开的“小院”。在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前，苏联人拿来了一些“样品”，还给了讲理论问题的三本“圣经”。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由中国专家担当起攻关的责任。公正地说，苏联专家还是起到了“师傅领进门”的作用的。我对比了后来陆续到中国工作的各国技术专家的特点，想做如下评论：苏联专家“傻”；美国专家“精”；德国专家“正”；日本专家“鬼”；中国专家如果也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蔫”（精）。
回顾新中国科技成长史，苏联专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给中国人一些实实在在地帮助，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大多数苏联专家还都是有真才实学，并诚心诚意地帮中国的。不知是出于“国际主义”，还是“民族性”使然，总之，从今天的角度看，他们有点“傻”。有了苏联人的“点拨”，加上一大批英美培育出来的爱国的中国专家的努力，再配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明和政治思想工作保障，凭着“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安排及中国人的拚命精神，结果是中国尖端科技有了飞跃发展。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6-11 19:46:37）
主题： A（700）（003）（101）《回眸“军工”》

人事篇（一）外国专家（续1）
2、待遇
中国人对自己的朋友，向来是热情而好客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了贵宾级待遇。文革中，当年专为苏联人建的宾馆改成了招待所。相隔十多年后，我在那个招待所里所看到的装修规格，内部格局，仍可显现出当年的舒适与豪华。而且，为了款待这批国际友人，从上海、北京等高级饭店里调来一批会做西餐的高级厨师。苏联人走后，这些高级厨师们却留了下来，因此我们有时也能尝到他们制作的佳肴。有次，食堂卖过一阵“俄式酸黄瓜”，那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难忘的酸黄瓜。有一段时间，其中的一位来我们回民食堂掌勺，他能把最普通的蔬菜制作得鲜美可口，让我们叹服，印象深刻。
苏联专家每周要过周末，有专车送他们去北京或别的地方渡假。他们在中国游览，娱乐，购物，休假等方面，中国主人肯定会让他们感到舒适和满意的。二、三十年后，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亲身体味到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对国营大单位，城里来的工程技术人员那种“敬若神明”的接待方式后，我才悟到：这是中国农民的一种聪明的投资，里面包含着一种狡黠的算计。扩大来说，这是一种中国人的智慧？或是东方式的“公关术”？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6-13 19:13:22）
主题： A（700）（003）（101）《回眸“军工”》

人事篇（一）外国专家（续2）
3、 轶闻
来的苏联专家也不完全一样。有一类“保密（安全）专家”是最厉害的。他们负责安全保密工作，其它专家，包括专家组组长都要听他的。他们不负责任何技术，而是监督中方与苏方的人员是否严格地按照苏方制定的保密安全条例办事。例如，苏方提供的“样品”，要象黄金那样严格称重。每次从保密室中取出时称一次重，试验完后，送回保密室时，再称一次重量，如果缺一块或重量的消耗超过规定标准时，就要搞清情况，追查责任。但这类苏方的安全保密专家再厉害，也难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的。保密室，安全保卫系统的工作人员，武警部队都是中方人员，都由中方管理。在下班后，或苏方人员都去渡假，休假时，“小院”内发生什么事，中国人在干什么，他们就不得而知，也管不了啦。
专家之中也有少数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听说有位专家组长的夫人，随丈夫来到中国。开始她没有工作任务，只能呆在生活区的招待所内，起初还行。可是，时间长了，对中国的新鲜劲过去后，有点“度日如年”。后来把她也算作专家，也给她立个项目：建个“化学清洗槽”，由化学组的中方人员配合。但直到苏联专家撤走时，这个“化学清洗槽”也没建好，更谈不上实际运用了。原来，她只是个普通化验员，这个项目让她力不从心了。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6-15 19:38:44）
主题： A（700）（003）（102）《回眸“军工”》

人事篇（二）中国专家
当年，为了克服苏联单方毁约、停下工程、撤走专家，给我国带来的极大困难，一大批中国专家被抽调到一些军工战线，保密单位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贡献突出，先后有多人被评选为学部委员（后改称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我所在的“大院”，有统计指出，先后有64（65）位两院院士曾在这个“大院”中工作过。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7位曾在这个院内建立功勋。目前仍有8位院士在这个“大院”中工作。我们这过“小院”，在编人数最高时，也只有三百多人，但前后也出了4位两院院士。我准备从中选出我接触或了解相对多些的5位，做一简单介绍。由于其中一些细节与言行，可能有不够准确、恰当之处，故隐去他（她）们的真名，而用A、B、C、D、E来代表。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6-30 19:38:27）
主题： A（700）（003）（102）《回眸“军工”》

人事篇（二）中国专家（续1）
1、 专家A
女，（1914年一）核物理学家。原籍山西灵石，生于江苏苏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K.W.I)核物理研究所期间，首先发现并研究了正负电子几乎全部交换能量的弹性碰撞现象；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工作期间，与合作者首先发现并研究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建国初期，与合作者自力更生研制成功对粒子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探测器；在领导建设实验室、高山宇宙线观察站、高空气球、开展高能天体物理等多领域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最不修边幅的女科学家
她是在这个“大院”中，我见到的最不修边幅的女科学家。她面目清秀，但衣着“很土”（须知这是在绝大多数人都土的“清一色时代”），每天手提一只极普通且破旧的黑色塑料手提包（破损的提手用绳子缠绕，毫不介意）步行上班。她总是雨天一双浅统胶鞋，阴天一双解放球鞋，晴天一双平底鞋，一条咖啡色头巾，洗得发白了还在用。
1914年3月5日，她出生在苏州一个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幼就读于其外祖母谢长达女士创办的振华女校，在生动活泼的环境中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她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课余还爱好书法、绘画、篆刻和体育活动。
你能将她在“大院”中的外形与自幼生活在网师园内，（原为宋时史氏万卷堂故址。乾隆六十年(1795年)，钱大昕为之作记。今之规模即为其旧。同治年间又更名"苏东郃"。）在这秀美的江南园林之中，生活到19岁的大家闺秀联系在一起吗？你能想象这位“中年妇女”是受到了水光林色和山石古建风韵的熏染，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的现代女性先驱吗。你能想象得到：“她天资敏慧，聪颖勤学，对数理、格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2年，中国高校首次全国统考，并始招女生。清华物理系招收的50余人中，只有3名女生（大家栏目统计为11人，实则中途被叶企孙劝退到它系），从苏州考来的她便是其中最年幼者。而且还以毕业论文全班最高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那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十位毕业生之一”吗。
采蘑菇的人
其实，在她衣不惊人，平淡无奇的外表下，不经意间，有时也会流露出她那天真、高雅、恬淡、好动的一面。“大院”内有树林、草地，雷雨之后会长出不少蘑菇的。休息时间里，人们常常看见她戴顶草帽采蘑菇。有好心人劝她：蘑菇可能有毒，要小心。她笑答：没关系，依然乐此不疲。此时，她仿佛行走在江南的原野，或是维也纳的森林？
当过被嫌疑人
有一则关于她下放到干校时的趣闻。某地邮局郑重其事地向当地公安局报案，称有一形同乞丐的老太太常来汇款，而且一汇即数百圆（这在当时、当地属“巨款”），非常可疑。公安局一查，确有其事，但无可疑之处。
不爱入党
据说当年动员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她也是被动员的对象，但她就是不回应。为了完成任务，其所在党总支的书记（13级干部）亲自出马，表示所有手续不用她动手，只需她签个名，即可入党。但她就是毫不领情，党委也无可奈何。
她给我的最深刻的启示是：决不可“以貌取人，以衣取人”。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7-02 14:25:09）
主题： A（700）（003）（102）《回眸“军工”》

人事篇（二）中国专家（续2）

2、 专家B
男，（1907—1998）是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苏常熟支塘镇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1984年4月18日，西柏林自由大学校长黑克尔曼教授代表学校将荣誉证书授予他，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50周年。这个被德国人称誉为“金博士”的荣誉，是专门奖给获博士学位50年后仍在科学第一线的科学家的。他是获此荣誉的惟一的中国人。
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爱国的科学家：
“我愿以身许国！”
1933年，希特勒上台。迈特纳（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迈特纳（LiseMeitner，1878—1968），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因是犹太人而于1933年9月被剥夺了教书权利。他亲眼目睹法西斯专政的恐怖气氛，感到窒息。取得博士学位后，决定回国。当时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科学家，中国没有你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他回答说：“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回国前，他曾去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旅行，访问了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等欧洲著名科学中心，会见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大师。1934年4月，回到了祖国。
1961年初春，在“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之时，王淦昌奉命抵达北京。4月1日这一天，他被告之：第二机械工业部刘杰部长要见他。他有些纳闷，但还是匆匆赶到部长办公室。还未落座，部长便开门见山地说：“让你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他被这一决定惊呆了。
刘杰注意到他的表情，他同在场的科学家钱三强对视了一下，便进一步说：“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造出原子弹来！”顿时，他心中的怒火生起。他想起少年时在上海参加游行，被印度巡捕抓住，曾质问：“凭什么抓我？”一番爱国言语，那位印度巡捕便放了他；他想起在德国博士毕业时，有人劝他留下，他说：“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儿女。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回去！”他想起不久前从杜布纳去莫斯科的情景，当他将自己积攒的14万卢布交给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晓时，动情地说：“国家有难，不应尽点儿心意？”
他正在遐想之时，刘杰亲切地靠近他，加重语气说：“我们要争这口气！”他静听着，期待部长进一步指示。但刘杰部长的话戛然而止。此时此刻，他忽然说出他心头多年积压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第二天，他便化名“王京”，去核武器研究院报到。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国防工业，成为研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为中国的“两弹”，他心甘情愿隐名17年之久，在他和众多核科技工作者的奋力拼搏下，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他爱国的事例还很多，不胜枚举。
不顾“家”的科学家
他在文革后调任“大院”的领导，按规定单独给他开了“小灶”。因为他的“小灶”与我们的“回民灶”，由同一个大师傅制作，又同在大食堂的二楼，不过是一里一外而已。因此，有段时间吃午饭时，我常能见着他。他的“小灶”，也不过只是不用排队，环境清静，菜无非“小炒”两样，汤一碗而已。他很平易近人，有时在等饭菜备齐前，也与我们这班平民百姓聊会天。有次，他对我说：我不能理解现在年轻人提出要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我们年轻时都是两地分居，谁也没闹过情绪，影响过工作。我不知道他的议论是因何人何事而发，只是默不作声地听着。说实话，当时，我是有“腹谤”的：大科学家不理解我们平民百姓，“饱汉不知饿汉饥”（那时，我也正在考虑脱离原单位，准备改行。）。但是，现在当我认真地了解他的简历，知道他所走过的生命里程后，我觉得他完全有资格这样的诘问。我从他（她）们身上，悟出一个名词新解。什么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以“科学”为“家”的人，一个眷恋着自己小家的人是成不了科学家的。
有前瞻性的科学家
他刚到柏林时，听到关于W.玻特(Bothe)用α粒子轰击铍核产生强贯穿辐射的报告。玻特将它解释为γ辐射。他对此解释有所怀疑，曾两次向迈特纳建议，用云雾室做探测器，重复玻特的实验。他认为，用云雾室比用计数器更能弄清玻特发现的贯穿辐射的真正性质，但未被迈特纳采纳。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J.查德威克(Chadwick)采用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证实玻特的贯穿辐射不是γ射线，而是一种尚未发现的中性粒子——中子。为此，迈特纳曾十分惋惜地对他说：“这是个运气问题。”1935年，查德威克因此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极其艰苦和简陋的条件下，孜孜不倦，从事物理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篇论文。其中《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一文发表后，国外科学家按他的建议，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他因此于1947年获得了第二届范旭东奖金。
1986年，他又与王大珩、杨家墀、陈芳允一起上书中央，提出了发展我国高技术研究的建议，促成了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即863计划）的制订。
其它例子还有不少，就不再举例了。
他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叫科学家，什么是爱国的科学家，什么人才配称伟大的科学家。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7-05 13:34:35）
主题： A（700）（003）（102）《回眸“军工”》

人事篇（二）中国专家（续3）
3、专家C
女，（1912一1994）原籍湖北省武昌市，生于上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和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工作。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第二机械工业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在受控聚变反应、等离子体物理和同位素分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领导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课题。1961年11月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燕京大学的才女
1912年6月26日，在上海一位进士之家，降生了第二个女孩。她由培元小学经贝满文中，于1930年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她喜欢数学，少年时就显示出数学上的天赋，“二小姐算帐”，成为她家的口头禅。然而她又感到数学应用面窄。经过反复权衡，她选定了物理。
这年的燕京大学物理系。只招收了13个学生，她成为全系唯一的女生。4年后，她这届毕业了4名学生，性别出现了奇迹般的倾斜，男生是12：3，女生是1：1，即同届学生的男女毕业生的百分比分别是25％和100％。在4名毕业生中，她名列榜首，获得了“斐托斐”金钥匙奖。大学毕业后，她仅用2年读完了研究生。
向往新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战争，打碎了许多中国人的梦，也打碎了她的梦。她随着人流逃难，从北京到南京，从南京到贵阳。1939年，她和西南联大教授张文裕来到昆明结婚。
1941年8月，她告别爱人，孤身一人前往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留学。
1944年，她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不久，张文裕也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
1950年，他们爱情结晶，一个男婴问世了。她尝到了做母亲的欣喜。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美方不允许他们回国，她还是为回国做着准备。她坚定地表示：“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每当夜深人静，她便开始整理书籍，她细心地按投递标准六磅一包。白天，她分别从几个邮局，将书寄到北京的姐姐家。终于，300多包书籍从美国寄到北京。
1956年，在印度使馆的帮助下，她夫妇终于得到了回国的自由。他们把宝贵的资料打包入箱，其余一切家私，包括两部小汽车、电视机、电冰箱全部舍弃。就在上船前，美方突然检查。检查人员一边翻找，一边不断转过头来，冷不防问道：“铀放哪了？”“铀？”王承书夫妇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他们几乎同时想起不久前一位美国朋友的话：“知道为什么不让你们回国吗？们回去就是原子弹潜在的制造者。”“没有。”她很干脆。
1956年11月她举家回到日思夜盼的祖国。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暗下决心：“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热情拼命工作，要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奉献给祖国。”她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员，并兼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出身名门，仪表非凡
杨州的何园现在名扬中外，到杨州而不去何园，那太遗憾了。何园到何芷舠的祖籍安徽望江县吉水镇收集何家当年使用的物品时，意外发现了一份何氏家谱，在整理家谱时又发现了园主何芷舠的父亲何俊和他的长子何声颢都是翰林，他的两个孙子何杨桢和何世枚又都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何芷舠的曾外孙女专家C和曾孙子何祚庥都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我在“小院”里见到她时，她已五十多岁了。她与专家A完全不同。同样出身名门，同是物理系的高才生。专家A不修边幅，专家C却非常重视仪表。她总是仪容皎好，服饰整洁，端庄大方，文静优雅。她身材高挑，服装合体，眉清目秀，在一付漂亮的金丝眼镜后，一双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透射出专注、坚毅、亲切、平和。
口碑极佳的领导，同志，同事
她是少有的上至中央，部级领导，中到同事、学生，下至普通群众，广及单位所有职工，口碑具佳的科学家，领导，同志。她的同事、学生对她的学识、人品都是交口称誉。专家E是这样评价她的：“自１９５８年起，我与专家C同室工作将近２０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彼此非常了解。专家C对自己要求之严、对人之宽容都是无可挑剔的。……专家C对科研论文和课题总结报告的编写也有很严格的要求。她的首要要求是语法和逻辑性。审阅论文报告时，当看到其中有些因果倒置或有因无果、有果无因的错误语句结构时，她总是批评说，这种错误至少说明你自己没有完全弄明白，或者你自己思维混乱，说明你的语文语法不及格。她甚至严格要求到连文章中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她还非常重视科学论文或工程文件数据的数量和单位的准确写法，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误差分析。有时我们感到她过于苛刻了，但凡是经受过她这种一丝不苟科学训练的年轻科研人员，后来都深深地感到这种科学作风是扎实的基本功，是受用一辈子的财富。”
她办公室的抽屉里常放着数量不菲的现金，只要有人向她开口借钱，她从不拒绝，而且并不关心借款人何时如数归还。单位里，当时流行举办“互助会”。这是一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每个参加的人交纳（按月或一次性）一笔自认的互助基金款项，即可入会。会员即有向“互助会”借贷的权力，在当时对不少人来说它的“救急”功能还是很有用的。专家C一次就交纳数百元入会，据说她的存款几近总会费的一半，她入会既不想借钱，也不准备收回这笔“巨款”，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宅心仁厚”，真诚、善良的高尚品德。
数十年来，她同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国分忧，忘我工作。她把自己外出办事的出差补助费、各种奖励和稿费全部捐献给单位购买书籍和文具用品，捐献给中国核学会铀同位素分离分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了弥补办公费用的不足，她自己花钱买了大量纸张供理论工作人员使用。她在担负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亲自讲课，亲自探讨，出色地解决了工厂运行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理论难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在铀同位素分离理论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工作，在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各个阶段做出重要贡献。
一个近于完美的人
她和张文裕结婚30多年，俩人在一起加起来的时间不过3年。作为妻子、母亲，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少太少。然而，作为一个科学家、党员，她的爱博大，她的情深远，为了祖国和民族她愿付出自己的一切。
1978年，她被调到核工业部任科技司总工程师，告别住了20年的集体宿舍，结束了长期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
l992年11月5日，张文裕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弥留之际，他向夫人一再嘱托要履行他们的共同约定：不为儿孙留任何遗产，将他们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悲痛万分的她哽咽着点头答应，张文裕这才安详地溘然而去。后来，她对她的朋友说，她曾想给最疼爱的孙子留下几千元存款，但想到张文裕的嘱托，再说几千元对她的孙子无关紧要，却可以救助几十名失学儿童，于是决定一分钱也不留下，全部捐出来，帮助贫困地区的未来教育，在西藏建一所希望小学。这笔10万元捐款，在当时是“希望工程”收到的国内最大一笔个人捐款。张文裕夫妇二人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１９９４年，她又立下遗嘱，她临终前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部分存款交作党费，其余10万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８日，这位伟大的女科学家走完了一生的道路，逝世前，她在病床上说：“回想这一辈子，自己觉得做人还是做得比较正吧……但没有做到一个真正的好共产党员。”她的遗书是两年前就写好的。遗书说“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利用的部分；（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看着她交的最后一份党费——７２２２．８８元，许多人流下热泪。一个科学家，把一生的每一点、每一滴都献给了党和人民，而她自己还觉得做得不够好。在她的生命中，“共产党员”这４个字该是多么崇高的目标啊！
对自己非常“抠”的人
张文裕夫妇对于振兴国家的教育事业如此大方，但对待自己却是非常“抠”。他们虽然留洋多年，但生活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有名不署、有利不图、有车不坐、有权不为自己所用。50年代回国不久，她任核工业部三院副院长，便离开中关村的家，住进了北京房山县的单位宿舍，后来又到处奔波，直到66岁才结束长达20多年的分居式生活。在这么多年里，她有小车不坐，总是星期六和大家一起坐班车进城，星期一再乘车上班。
　　他们家中的陈设，除了三个旧书柜、一套旧沙发，就是那张睡了一生的硬板床，还有就是后来添置的电视机和冰箱。人们说，在张文裕夫妇眼中，他们的全部财富就是知识。
　　长年不倦的工作，使夫妇二人都积劳成疾，身染多种疾病，但他们却很少去医院治疗，因为他们既怕影响工作，也不愿多花国家的钱。她患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针进口药，当她一听说每支药600元，便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对眼睛还值6000元吗?”随行的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也许是青少年时代艰难的求学经历，使张文裕对“希望工程”有更深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不少，肯为教育事业出力的不多，像张文裕夫妇清贫一生，把自己全部积蓄捐赠出来的更少。张文裕知道，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人才培养不出来，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一辈子隐姓埋名的科学家”
　　1961年的春天，钱三强在他的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着她。他要向她谈一件他思考已久的事情。1960年，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刚刚起步，而苏联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带走了全部资料。以生产浓缩铀为目标的气体扩散厂，只留下一堆机器和厂房。苏联专家临走时甩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扩散厂只能是一堆废铜烂铁了。”
　　看来，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科学家来解决这一高科技领域中的大难题了。选谁来担当这一重任呢？钱三强思来想去，最后认定她是最佳人选。但她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并且在稀薄气体的研究领域中已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也已颇有名气。钱三强心里清楚，让这样一位科学家离开自己已付出20多年心血的领域，就如同让一位建筑师推倒自己刚建起的大厦一样，是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
　　门吱呀一声开了，她站在了钱三强的面前。沉默了一会儿，钱三强轻声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
　　“我愿意！”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掷地有声的三个字。
　　“好！那你去搞浓缩铀的理论和技术，为中国的扩散工厂上马铺路搭桥。”从此，她便从国际、国内的物理学术的舞台上消失了。自那以后，她在国内外所有的学术刊物上再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不仅公开的，就连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上，她也从不署名。她实现了隐姓埋名一辈子的诺言。
一家人天各一方
接受新任务后，她便率领攻关组跨过大西北的祟山峻岭，走进塞外边陲的那个扩散厂，担任原子弹爆炸燃料浓缩铀项目总设计师，夜以继日地在艰苦环境中辛勤劳作。与此同时，张文裕接替王淦昌教授的工作，出任中国专家组组长，领导一个有东欧学者参加的联合研究组，在莫斯科郊外的杜布纳森林里从事核子研究。张文裕年幼的儿子则独自在北京上寄宿学校。一家人天各一方。在这段时间里，张文裕一家几乎是音讯杳无，夫妇都在高度封闭、高度机密的状态下工作，更不要说见上一面了。
贤妻良母的伤心事
她虽一心扑在工作上，但对丈夫和儿子也是非常关心、爱护与体贴的。听说她曾为唯一的儿子上不了北京的101中学而暗自伤心落泪。也曾为不能尽妻子的责任照料丈夫生活而内疚过。晚年夫妇二人都重病在床，住院后互相不能照看，远在美国的儿子、儿媳也不能常在眼前照顾，只能由原“小院”内的女同志和护工，陪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孤独的旅程，这些大约也是让她伤心的事，但她从未后悔过回国，报效中华民族，为人民服务。
花絮几则
赴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吃不饱
她曾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59年曾被选为全国群英会特邀代表，并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和核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加上她常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因此，她到人民大会堂赴宴的机会不少。有好奇者问过她：赴国宴吃得如何？她答曰：吃不饱。原因是那种场合，哪能放开了吃（加之她是极文质彬彬的人），她后来有了经验，就是先吃饱了再去赴国宴。哪，国宴让谁享用了？
我后来从一位同事的闲聊中似乎找到答案，他的夫人曾在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据说举行国宴的次日，人民大会堂的职工食堂会有价廉物美的“好菜”，“好酒”出售。国宴时，有的菜上桌后几乎没动过；点心也吃得很少；上的酒，开瓶后只喝了一点。这些酒菜、点心就拿到职工食堂处理了，（至少三年困难时期有过这类事）这也许算一侧面佐证吧。
送来的家宴
一次大约是杨振宁提出要到老师张文裕家做客，做为“师娘”的她也张罗了一阵，想亲手安排家宴招待一下丈夫这个享誉中外的学生。谁知上面通知下来，家宴不用她们自己准备，到时有人备好送来。看来，她们家的“家宴”也非同一般。
难得的讲座
一次她拿来一些听讲座的票。说是李政道在中关村讲物理学新进展，大家可以自愿参加。我是爱听专家、学者讲座的，于是领了票去听了。记得还是在文革期间，地点在中关村中科院高能所的一座阶梯教室内。李政道讲的是“宇宙大爆炸”理论，他讲的深入浅出，我基本上听懂了。只是不明白，宇宙在大爆炸之前是什么状态，“谁”让“它”爆炸的？宇宙之外是什么？总之，与我此前学习的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大不相同。
她给我的启示是：她是一个近于完美的人，但要做到象她那样对待工作、生活、家庭是很难很难的，要付出很多很多。我对她，唯有高山景行，心悦诚服。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7-15 00:42:57）
主题： A（700）（003）（102）《回眸“军工”》

人事篇（二）中国专家（续4）
4、 专家D
男，著名物理化学家、放射化学家。江苏扬州人，1913年8月8日生于上海。现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高级顾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于1934年夏毕业于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1939年研究生毕业，后回国任湖南大学教授，1940—1952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及系主任，1952—1960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及化学系与原子能系主任。1960—1964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1964—1972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605研究所副所长，1972—1978年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1978年起至今，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科技局总工程师，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委员、高级顾问等职。其间，1984年起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１９５０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５６年他曾参加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考察苏联的高等教育。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中国化学会、中国核学会和中国光学会常务理事和名誉理事。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6岁当教授
专家D的简历显示，他1913年出生，1939年研究生毕业，后回国任湖南大学教授，1940—1952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及系主任。他为什么26岁即荣登教授宝座？随后能在中国著名学府之一的浙江大学任教授及系主任多年？请看他在这段时期内的求学经历与学术成就，就可找出答案：专家D１９３４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成绩优异，成为裴多斐荣誉学会会员。１９３６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考取了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英国，成为剑桥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第一个中国研究生。在著名分子光谱专家Ｇ．Ｂ．Ｂ．Ｍ．萨瑟兰（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教授指导下从事红外和拉曼光谱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５篇。１９３９年，他回国在湖南大学任教授。１９４０年受聘于浙江大学任教授。在１９４０至１９５２年间，主要讲授物理化学等课程，并在当时分子光谱实验研究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开展有关分子力常数与核间距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可见其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成就，足以充分表明他学术起点高，科研实力雄厚。
严厉的老师
他在大学工作期间，曾以“108将事件”闻名于世。一次化学考试，试题由他拟定，结果竟有108名学生不及格，占了应考学生的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考题偏难、偏怪，曾在教师及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这种事在国外某些院校（如前苏联某院校、某系内）或解放前的中国大学内，也许不足为奇，但在解放后，却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认为是他教学严谨，要求苛刻的一个极端表现。
旷达的心怀
文革中他曾身陷“牛棚”，据“牛棚管理员”反映，他“极不老实”。当时，曾追问他与其好友李国鼎有何见不得人的关系（李当时是台湾蒋氏政权中的大红人），还有从他家中搜出压在箱底的清朝官员的衣冠顶带，他被扣上了“封建统治者的孝子贤孙”的帽子。这些事要放在别人头上，可能会承受不了而精神崩溃。他却处之泰然，仍然会嘻嘻哈哈，到晚上睡觉时间他倒头就睡。最让“牛棚管理员”们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吃饭时，他老是催人早点给他排队买饭菜，他要吃最好的“甲菜”（如带鱼、炖肉、鸡块等），怕去晚了买不着。看来，他虽身在“牛棚”却胃口不错，而且挺注意营养。他的这种表现可以用见多识广，饱经风霜来解释。但从这些颇具戏剧性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胸襟是宽阔的，性情是旷达的。
深远的眼光
文革中，我们“小院”中的专家权威都“靠边站”了。一班“无名之辈”，平头百姓们起来自主搞科研。我们一班搞化学、化工的人，原来都是“配角”，是“边缘化”的科研人员，这时也想一展身手。当时定下了“化学分离”的科研课题。像我这样的普通科技工作者居然也可以立题搞科研，对我们是一种“解放”，是一种“提升”。但对我们来说，也存在相当的困难与迷惑，毕竟对国内外情况不熟，缺少开题立项的经验。于是，有人找到专家D，征求他的意见。他是不同意上“化学分离”项目的。他建议要选择有发展前途的化学分离方法，例如“激光法”，如果此路不通，还可出“副产品”。现在，在“激光法”方面确实取得了不少可喜地进展与收获，而其它一些运用传统技术的研究项目先后下马，解散，终结了。
为百姓代言
专家D上个世纪70年代曾任“大院”的领导。当时整个“大院”所在地区虽为一个“镇”的编制，享受北京市区的地位与待遇，但居民仍靠烧煤来烧水做饭。后来，科研、生产部门用上了液化石油气，“大院”领导想让工作人员在生活上也用上清洁、便利、高效的液化石油气。可是当时用科研、生产的名义要求扩大液化石油气供应量倒好说，要在生活区建立一套供居民生活用的液化石油气供应点等供气系统，还要能“瞒天过海”，则太难了。据说，在一次“大院”的领导们讨论如何解决居民用上液化石油气问题的会上，此公忍不住大声说道：就告诉他们，老百姓要用液化石油气！大有为民请命，鼓与呼的味道，反映出他敢想敢说的特点。他身为著名科学家，高层领导，而能不因循守旧，为百姓争福利，亦属难能可贵。不久我们终于摆脱了搬煤上楼，烧煤倒灰，生炉封火等脏活、累活。
教研不老松
他于１９８０年开始兼任复旦大学教授，１９８４年开始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当时他已年逾古稀，仍将研究兴趣放在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一些前沿课题上，如将激光技术用于研究分子光谱和分子反应动力学等领域。长期以来，他积极参加各种学术团体活动，曾被推选为中国化学会、中国核学会和中国光学学会的常务理事、名誉理事和理事等职。现任中国光谱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曾多次参加学术代表团赴英、加、日、美等国进行学术访问。他在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期间，曾对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方向等提出过不少有益的意见。
他长期从事化学教育工作，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动手实验的能力。他认为：我国的教学计划不能再用老一套将物理、化学、生物分开，而必须合在分子科学的旗下，虽然可以有重点地培养，但一定使学生了解它们的关系。所有学生都应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实验和理论计算也要有一定的训练，但可以有重点地让学生选择。也就是说，学生必须具备宽泛的基础和对科学的发展的正确认识，才能适应学科新而快的发展。站得高，看得远并具有发展的基础，学科的重新分类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他主张：提出新学科分类时，基础学科所提的分子科学是很大的，学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开设专业，如化学物理、生物化学等交叉原来学科的专业，也可以保留合成化学等专业。现代合成化学也要应用各种物理方法和量子理论而决不是单纯的古典的实验方法。生物中的动物学、植物学也应用DNA等现代手段。总之，和打仗一样，各种现代手段都要用上。天文学是一个用到物理、高能物理、化学、数学等知识的科学。它一部分是核科学、亚核科学，另一部分是分子科学。星际空间有许多分子，对它们的研究可能对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有意义。他的兴趣十分广泛，除热爱化学事业外，还喜欢文学、诗词、音乐、文物和书画等，晚年尤爱欣赏外国古典音乐。
他给我的启示是：一个兴趣广泛，心胸旷达，不断求新的科学家、教育家才能成为科、教不老松，脑力劳动者也可以康乐长寿，体脑并健。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7-23 18:59:44）
主题： A（700）（003）（102）《回眸“军工”》

人事篇（二）中国专家（续5）
5、 专家E
男，（1927.3.14－）核燃料工程、同位素分离专家。上海市人。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3－1955年作为莫斯科大学研究生进修两年。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研究员。曾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主任和中国核学会第四届理事长。先后在中子物理、聚变物理和铀同位素分离的科学研究及其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60年代初组织并参加了气体扩散机中核心元件－分离膜研制的协作工程，取得了出色成绩，是我国分离膜研制的创始人之一。在我国铀浓缩技术向离心法过渡的决策中，曾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主持并参与包括离心机和辅助系统研制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离心机研制体系的建立，并及时组织了几种离心机的扩大试验和筹建了离心机小批量生产线，为促进科研成果迅速向工业化转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四项。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经历：
1955年——1959年：先后任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课题组长，受控聚变研究室副主任。
1959年——1960年：前苏联莫斯科原于能研究所受控聚变部进修。
1960年——1986年：先后任北京原予能研究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主任，二机部605所北京分部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科技处处长，副院长，院长。
1986年至今：先后任核工业部副总工程师，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主任，分离技术研究领导小组组长，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专家组副组长，第二届同位素分离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予能科学技术学科评议组成员，1987年任研究员，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工程院院士)。
六君子之一
“大院”里，有一种私底下流传的说法：钱三强有“六君子”，“八大金刚”。这种说法不知起于何时、何人之口，我知道的也不一定是标准版本。大意是说他们是钱三强看中的人才和科研方面的的后起之秀。专家E是“六君子”之一，是“六君子”，“八大金刚”在“小院”里的唯一成员。据说“六君子”的典故是由为了加速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钱三强动员当时正在苏联进修、读研的六位学理工科的青年俊才，中止在苏联的学习、培训提前回国效力的故事而演绎出来的。（1953年——1955年专家E是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研究生，1959年——1960年在前苏联莫斯科原于能研究所受控聚变部进修。）
兴趣广泛
专家E不仅在原子能科技诸学科中是多方面的专家而且爱听音乐。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在欣赏西洋音乐。我陪他听了一会，但不得要领。他问我，你听出来后排左边是什么乐器，我一脸茫然，答不上来。他给我介绍了这支乐队中有什么乐器，各在什么位置，仿佛透过空中的音乐，一支交响乐队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还是一位资深的、有名的无线电爱好者，请听他的自述。“60年前我从上中学起就喜欢上无线电，自己动手装各种收音机，由爱好无线电而爱上物理学，从喜欢动手到以后从事几十年实验物理的研究。对无线电通讯的兴趣一直伴随到老年。”停顿一下，他又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国家允许建立私人业余无线电台，并发展无线电爱好者会员，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位会员。1993年我被授予个人业余电台一级操作证书，可以随时同世界各国业余电台保持联系。在空中，我们提倡互助、友好、共同进步。业余无线电可以说是一项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休闲活动。”由此可见，他的业余爱好和休闲活动，不仅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是高质量的。
记忆力惊人
专家E文革期间也一度被关入“牛棚”，他在“牛棚”中虽不像专家D那样潇洒，但也曾语出惊人。当时流行背诵或朗读“毛主席语录”，“牛鬼蛇神”更是强制学习与背诵的对象。一次“牛棚管理员”要他背语录，他反问道：你要我怎么背？是翻到哪页背哪页，还是正着背？倒着倒背？他这一问倒引起人家的兴趣。于是，让他将各种背法，逐一演示。果然，测试者报到哪一页，他都能准确背出该页的语录。更神的是，他还真能“倒背如流”，把旁人给“镇”住了。虽说当时大家都在背“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一般人多少都能背一些。比如本人也能背一些较长的“语录”和“老三篇”，但与他相比也只能“自叹弗如”。
还有一事让人印象深刻，那已是专家E恢复工作之后的事了。一次两个人在讨论一个当时算高级的七管半导体收音机检修故障的事。他在一旁听到后，也参加进来。他随手在纸上画出该款收音机完整的线路图，讲解起来。他的惊人记忆力，让站在一旁的一位1963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的出色的电气工程师，惊叹不已，至今提起来仍啧啧称奇。
爱惜人才
1978年至1980年期间，是“小院”实施搬迁合并计划的实施阶段。他时任领导，尤其掌握科技人员的任用去留权。当年的政策是：凡是“小院”内的科技人员，是双职工的一律搬迁到天津；有一方在“大院”内的可留在“大院”；有一方在北京市内的可留在北京；家在京、津以外地区的原则上都搬迁到天津。在这关键时期，不少原在“小院”内工作的单职工都想乘这个机会不去天津或离开核工业这个行业，而且不少人都如愿以偿了。专家E则从科研生产需要出发，对一些中青年技术骨干采取“强留”的政策，竭力想留下这些人。后来，他的“留人计划”虽未能完全如愿，不少人还是“义无反顾”、“破釜沉舟”地调走了。但他的选人标准完全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以人为本”，“出以公心”的。
一专多能
从专家E的简历可以看出，他虽一直在核工业领域内工作，但工作内容变动很大。专家A、B、C、D诸位，也有“改行”，“改专业”的问题，但都不如专家E，这样频密。他先后在中子物理、聚变物理和铀同位素分离的科学研究及其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铀同位素分离的科学研究及其组织方面，先后经历了气体扩散法、离心分离法、激光分离法三大‘质’的飞跃阶段，他能亲历及引领精干的科研团队，一直紧跟当前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步伐，难能可贵。这与他一专多能，善于学习，勤于钻研，天赋过人分不开的。
他给我的启示是：天赋，兴趣固然是事业有成的必要条件，但只有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7-27 10:02:20）
主题： A（700）（003）（102）《回眸“军工”》

人事篇（二）中国专家（续6）
6、 中国专家赞与叹
五位中国专家的简略介绍告一段落，但他（她）们只是中国专家群体中的一小部分。说到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有两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钱三强与邓稼先。有关“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情况，各种资讯很多，我在这里就略而不提了，仅转录短文一则，供各位品评。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一段对话：are you kidding?
文章来源： 文史长廊 7/29/2006 6:35:43 PM
【eHug.net网报】生前，有不少人问邓稼先："原子弹成功后，你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直到1986年6月他病危时，杨振宁先生到医院去看望，提起此事，我回答：人民币十元。杨先生又看看邓稼先，稼先说："是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杨先生问："不开玩笑?"我们回答："是真的，不开玩笑。"并连忙解释：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一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下去了。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次颁奖，这21年中，没有颁发过奖状也没有一分钱奖金。
对钱三强在“两弹”研制中所起的战略科学家作用，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而又最知情的张劲夫，在他1999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请历史不要忘记》里较多写到了，其中写道：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
有人称钱三强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又有人称其为“学官”。我认为这一褒一贬都突现钱三强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不可替代的统帅地位。可惜的是，现在“学官”遍地走，“专家”、“学者”数不清，有几人能“名符其实”。我们需要钱三强这样的“学官”，而非“徒有虚名”，“名不副实”的“学官”、“专家”、“学者”。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我觉得我们上一代的专家们有很多值得今人学习的地方。从教育及培养人才的角度看，他们的成长与业绩，有许多值得总结、吸收的经验。我不惮浅陋，稍事剖析。其所得之一孔之见，不妨试举一二，供各位参考。
功垂不朽
二十世纪的中国出了不少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思想家等等，也诞生了不少非凡的科技工作者，他（她）们与人民群众一道，共同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史，腾飞史。这些扎根于中国大地，与祖国与人民同甘苦，齐患难，共呼吸的知识分子是中国脊梁的一部分，他们的奉献与业绩，垂范千古。
学贯中西
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中国在核军工方面的专学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学贯中西。他（她）们在年轻时或曾就读过私塾（听家人说我小时也曾进过私塾，拜在朱老先生门下，但我毫无记忆），或受家人耳濡目染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很熟悉。学生时代又受到西洋文化的系统灌输与训练，这是一种良好的知识结构，对他（她）们后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后劲。杨振宁对此问题似有论及。我想推而广之，中国上个世纪各个领域内的佼佼者，大约都有这样的教育背景与文化背影。这是否值得国人深思呢？
天赋过人
关于天才与勤奋对于取得成功的重要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抵是有天才者强调勤奋，无天才者强调天才。我是属于后者的，我认为天赋在一个人的事业有成中，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某些成功人士出于谦虚，否认天才，我们不要受惑。简单说来，记忆力惊人就是一种天赋。记忆力强不过是一种最基本的天赋，每个著名的专家、学者，都有其特有的天赋作为他（她）们成功的基石，这应是毫无疑义的。
一心报国
上面列举的那些专家，都有一个“以身许国”的壮志豪情。我想这与他（她）们的生活经历有关。上个世纪的前50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亡国奴的命运压在中国人的头上。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痛感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的重要性、迫切性。不少知识分子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将“救民于水火”为己责。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好理解他们当中的一些亲历者能抛家舍业，忍辱负重，远离名利，艰苦奋斗，肝脑涂地，至死不悔地为国效力的精神支柱了。对于这种爱国情结，我们这一代人尚能理解，可惜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理解起来就难多了。没办法，人类就是健忘的。一个小孩子，不被火烫过，不被水淹过，是不知道什么是：“水深火热”、“水火无情”.的。
兴趣广泛
知名的专家、学者都是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可惜的是，我们的传媒和舆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似乎搞自然科学的人，不食人间烟火。一些老师及家长也是只认“数理化”。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现行教育制度从高中到大学都文理分家，这种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出大批工匠，而会扼杀“巨匠”的。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中国要急速工业化，现代化，这种模式还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现在是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否则误国误民不浅。
清正廉洁
这些专家们都当过官，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她）们也曾掌管过人、财、物大权，但都很清廉，从未发生过丑闻或弊案。这一方面当然与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有关，也说明他们人品高尚。反观现在，贪腐造假，唯利是图之风，已刮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军工战线，让人在痛心之余，更觉忧心。这难道不是教育改革的最大败笔吗？中国教育何处去？
总之，了解这几位专家的业绩与人生轨迹后，我对那些在西方国家学成而不归国服务的人，敬重不起来。对那些用“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我是科学家，中国没有我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来为自己辩解的人，我觉得他们的心灵是苍白，空虚的。而对于当前国内科技界及高校内那些“学官”，“学商”，及那些等而下之的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之徒，则只能徒叹：“人心不古”。
期盼新一代德才兼备，为国为民的“巨匠”，“大师”们的涌现，但愿时间与历史不会让我们失望。21世纪，中国的军工战线同样会产生一批英才，中国的脊梁不会断。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7-31 23:38:18）
主题： A（700）（003）（103）《回眸“军工”》

人事篇（三）国内科技工作者
“小院”内除了上面提到的专家C、D、E外，还有一大批基本上是由国内培养出来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成了“小院”内科研工作队伍的主体部分。这些人中也有老中青之分，我是按以下的标准来分的，不完全以年龄为主要依据。老年科技人员中有日伪时期东北某大学的毕业生，有曾在国民党时期的兵工厂里任过技术员解放后在北京化工研究院任职的化工科技人员，有留德归来的化学博士，有解放后50年代初期毕业的大专毕业生等等。中年科技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留苏生，一类为国内50年代中后期（包括1960年前后）毕业的研究生，大学生。年轻科技人员主要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保密单位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爱“刨根问底”，“小院”内成员之间一般也互不“摸底”，所以对老年及中年大专毕业生情况了解不多。以下主要谈本人了解得相对多一些的留苏生及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的状况。
留苏生基本上是学化学化工的，有的人是根据国内的要求后来临时改学放射性化学专业的，他们是从苏联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工学院等高等院校学成归来的。我们“小院”里最年轻的留苏生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莫斯科红场上流过血的著名“反修战士”中的一人，他们在1965年回国时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回国的消息上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而国内培养的大学本科生是青年科技工作者中的大多数。比如，1963年分到“大院”的国内各知名大学的毕业生达400多人，而且是连续多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我1964年到天津605所报到时，当年分来的各类大学毕业生也有100多人（可能接近200人），所学专业五花八门，几乎涵盖了一个综合性大学当时理工科系的大部分专业。其中有的专业是针对性很强的，如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专业，南京大学的“放射化学”专业等，有的却是一般数理化专业，更有趣的是还有当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我印象里，此人后到天津市政法系统工作，最后升任国家副总检察长），让我们一头雾水，这个单位到底干什么的？
据说分来这么多大学毕业生与钱三强有关，与“大跃进”有关。“大跃进”时，原子能事业当然也要“跃进”，钱三强规划的是每个省要有一座原子能反应堆。这就是说中国至少要建二十多座原子能反应堆，那相应需配备与培养的专业科技人员当然是相当可观的了。中国当时哪有这么多专业对口的大学毕业生？办法无非是让一些大专院校从速设立相应新专业招收这方面的学生（如南京大学化学系放射化学专业大约是1959年创立的），另一个途径就是让原先学非原子能专业的毕业生“改行”。而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才明白：原子能事业本来就是需要多行业，多学科共同协作的，没有哪个学校、那个科系、哪个专业能吞下整个“原子能”的。要完整地搞出“原子弹”来，没有一支几十万人的庞大队伍是实现不了的，中国如此，美国、苏联也是如此。当然，“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也给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方面的情况，我可能会在另外的地方做部分的分折，这里就不讨论了。
钱三强有一个“老母鸡下小鸡”之理论。他把“大院”比喻为“老母鸡”，承担着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培养科技人才的重任。这个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据统计，从1959年起的6年中，共向全国输送科学技术人员914人，其中高级科学技术专家28人、助研和工程师147人、研实员和技术员712人；该所还为二机部属各院、所、厂培训科技人员1706人。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坚。
钱三强还有一个“金字塔”理论，那就是在科研队伍中，处在高层的只能是极少数人，大部分人是要当“垫底”的。这个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无疑是要受批判的，而且也确实遭到了批判。不幸的是，这是严酷的现实。问题是这些“垫底”或被淘汰的人心里滋味如何，出路如何？钱三强面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担心无事可干，或所学专业无用武之地的疑虑时，回答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可以养一些人备用。但这些年轻人愿不愿意被“养”呢？
我们“小院”内也有类似的问题。科技人员虽然专业不同，各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以一展身手，但舞台不一样，角色不一样，施展身手的机遇也就大不一样。在“小院”内，有“龙头”一说。谁是“龙头”？专家C领导的“理论组”是“龙头”。（去年底刚晋升为院士的那位老同事，就是原“理论组”的成员，这也可作为一个例证吧）显然，如果你处在“龙身”、“龙爪”、“龙尾”或“龙鳞”等地位，情况会不一样。就是同在“龙头”里，各人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在“小院”存在的二十多年中，人员的变动较大，调进调出也较频繁。
总之，对一大群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在他们踏进社会，迈入“军工”的门槛，要从事“保密工作”之际，他们有选择的权力，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能拥有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要想“自主”，代价是高昂的。与现在大学毕业生相比，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优点是找个“铁饭碗”容易，缺点是身不由己，“跳槽”难。两个时代大学生们的就业状况如用婚姻来比喻，前者可说是“包办婚姻”，后者很像是“自由恋爱”。你觉得形象吗？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8-12 13:23:36）
主题： A（700）（003）（104）《回眸“军工”》

人事篇（四）中专中技生
“小院”里还有一批中专中技生活跃在各研究室和辅助班组内。中专生是指初中毕业后再经二三年中等技术学校专业学习培训出来的学生。中技生则是指小学毕业后升入技工学校经若干年专业与文化知识学习与训练后毕业的学生。他们构成了科研、生产部门的辅助力量。但他们，尤其是中专生处在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中专生中的一些人，人聪明，又勤奋努力，工作不错。但他们要向上发展，要在科研生产上有所作为，出人头地太难了。他（她）们虽也列入干部编制，也算“知识分子”，但在整个“知识分子金字塔”之中，他（她）们只能是最下一层的塔基或地基。“文革”中他（她）们不仅工资低于年龄、资历相当或稍低的工人（当时“小院”中的“二级工”月薪41﹒80元，中专生月薪38元整），而且被算成“臭老九”之流，政治地位低下，使他（她）们政治、经济、心理上受到多重打击。所以，文革后期，在“网开一面”的“中专生可以转为工人”的政策出台后，他（她）们中的不少人“义无反顾”地摘下“知识分子”的帽子，加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
平心而论，在科研生产中，中专中技生较普通工人还是有优势，更有潜力的，是科研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但如何巩固、用好这股“士官生”队伍，调动其积极性是个难题。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8-22 12:26:27）
主题： A（700）（003）（105）《回眸“军工”》

人事篇（五）工人
“小院”有一支很强的工人队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一个机修车间，钳、车、焊等工种齐全。有电工组集中了一班电工（所谓搞“强电”的），有维修组是一班维修钳工，有仪表组有一班仪表工（所谓搞“弱电”的），还有化学分析组有一些化验员。除了这些工人较集中的班组外，各研究室内还有一批较分散的操作工，试验工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辅助工如司机、采购员、玻璃工、仓库保管员、锅炉工、清洁工、勤杂工等。由于“大院”里有更完善的机修厂和后勤保障系统，因此“小院”内就没有食堂、车队、医院或医务室、招待所、幼儿园、理发室、收发室之类的配备了。上面说的是工人的配置与分布情况。
下面来谈工人的来源。工人的来源大约有几个途径：一种是抽调来的技术骨干、熟练工人；有一批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复员军人；还有一批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即文革后期召进来的初中生；再有一些是由中专、中技生转来的，因各种原因零星调入的工人了。
关于工人素质问题。我觉得原先抽调来的技术骨干、熟练工人的那个群体，素质最高。在原子能事业兴办之初，对人员的选配是非常苛刻而近乎“挑剔”的，挑选工人也是一样。选录工人的政治思想方面不用说了，必然是根正苗红，诚实可靠。他们在业务技术上也得出类拔萃，一专多能。此外每个人还要年富力强，体格健壮。在那个年代，单位能有人被选中，个人能被挑上会觉得是愉快而光荣的事。所以，这批老工人技术上是过硬的，是竞竞业业的。.
给我印象深的有两件事，一是“砸半球”，一是“煨钢管”。所谓“砸半球”是这么回事。因工作需要，我看到机修工在地上挖一个土灶将钢板烧热，乘其红热之际，抡大锤不断敲打，硬是将一大块平板，煅打成一个半球形的封头。“煨钢管”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需将一根长约六、七米直径约五、六十的厚壁钢管弄弯。工人们先在钢管内灌满沙子，然后在需弯曲处加热，逐渐将其弯至所需角度，这样弯出来的钢管平滑光溜。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也许是有所偏好，我觉得只有在“非常规”的条件下，用“非正规”的手段，完成“超范围”、“超能力”的任务时，才能显示出一个工人的素质高低与能力强弱。把所谓的“不可能”，变成现实，才能凸显一个人的实力。我们现在最需要也正是这样的熟练工、高级工。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8-26 21:34:41）
主题： A（700）（003）（106）《回眸“军工”》

人事篇（六）党政干部
“小院”的党政干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方，一个是军队。“小院”的党组织最高一级是党总支，党总支书记是第一把手。我1965年到“小院”上班时，党总支书记是武某。听说此人是13级干部，属高级干部（以下简称“高干”）。武书记是知识分子出身，也善于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据说他有文才，收集了不少白求恩的资料，准备写一本关于诺尔曼•白求恩的书。不过，他不久就调回天津了，我与他没有直接打过交道，对他没有感性认识。
接替武某的是杨某，他原是李先念的部下，中原解放军出身，团级干部，14级，据说也算高干之列了。此人听说被调来从事尖端科技部门工作很高兴，便替他刚出生的女儿取名：杨尖端。他的文化程度，工作水平似都不如武某，他的讲话与办事能力，有时遭到一些知识分子与员工的挑剔，贬低，但也没犯大错，故而“文革”中也没吃太大苦头。（“文革”中整个“大院”基本上是“文斗”，几乎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流血事件”，“小院”也是如此。）
回想起“文革”中批判专家D说过：党政工作“两张皮”。再联想到专家C、D、E都是党员，又都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将一个强势的党总支书记调走，换一个弱势的党总支书记来接替，也许是出自“一山不容二虎”的考虑吧。
不过总的来说，“大院”中的党政干部基本上是称职的，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小院”也是如此，这大约与整个职工队伍中知识分子人数众多，且强势人物不少有关吧。
留言人：伍国贤 （2006-08-28 12:56:55）
主题： 盛夏说“闲”（十六）乙、闲事篇

编辑
编我自己写的文稿的念头早就有了，原先想从编辑诗稿着手。这次受丁某与专家D的刺激比较大，结果先把“葡萄架下”我种的“葡萄”摘下了，并分门别类地保存下来。
这里想先简单说说专家D，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最新情况。《回眸军工》中对专家D的情况有过一些介绍。如果说专家E是因其爱国、能干、正直、开朗等特质受到我的尊崇的话，专家D则以其忠贞、豪放、博学、睿智等特色让我敬重。我最欣赏的人是学贯中西，忠诚正直的学者。不幸的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讣告称：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物理化学家、放射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我国铀扩散浓缩事业、放射化学、分子光谱学的奠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核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常务理事、中国光学学会光谱专业委员会第一至二届理事长、原核工业部扩散浓缩总工程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吴征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6月27日3时3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专家D即吴征铠。他的高寿让人羡慕，他未能活到百岁使我等略有遗憾。他家的故居，扬州的“吴家大院”，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扬州古城的一大景点。
下面进入正文，说编辑《葡萄集》有关的简略情况，这件闲事大约花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我这次编辑成集的内容都是选自“葡萄架下”，故顺理成章的取名为《葡萄集》。与“葡萄架下”所不同的是，这次我将我发过的帖子，分成九类重新编排，再加上一个资料篇，共得十篇。为介绍具体分门别类的情况，现将《葡萄集》的开头部分复制于下，便于大家了解。
葡萄集
这几年在《葡萄架下》网站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字，现将其中部分内容分类汇编成集，故定名为《葡萄集》。初步分以下几个门类：日疑篇；文史篇；科学篇；诗词篇；时政篇；养生篇；随笔篇；情感篇；拾遗篇；资料篇等。
因存在几组长篇连载文章多管齐下，齐头并进的情况出现，为防止写作与阅读上的混乱，从《日疑录》写作期间开始，在有的连载文章前使用编号。其编码规则为：每套编码由四组字符组成。目前大致按以下分类办法进行编排：
第一组由拉丁文字母组成，代表大分类号。如A、为泛论，B、为专论，C、为探索，D、为火花，E、为收藏，……
第二组由三位阿拉伯数码组成，代表小分类号。如（100）为哲学，（200）为数学，（300）为物理，（400）化学，（500）生物，（600）博学，（700）历史……
第三组由三位阿拉伯数码组成，代表课题号。如（000）为文明，（001）为水学，（002）为科学，（003）回忆，（004）文学等等，随机或按顺序编号。
第四组由三位阿拉伯数码组成，代表顺序号。如（000）为序言或开场白等、（001）为第1篇，余类推。（也有选用四位数或数字加字母、字符的）
例如：《日疑录》编号为A（600）（000）（顺序号）。又如《水学》B（600）（001）（顺序号）；《科学》B（600）（002）（顺序号）；《回眸“军工”》A（700）（003）（顺序号）；《凡夫诗话俗子评说》D（700）（004）（顺序号）等等。
《葡萄集》的目录表安排如下：
目录
一、 日疑篇
二、 文史篇
三、 科学篇
四、 诗词篇
五、 时政篇
六、 养生篇
七、 随笔篇
八、 情感篇
九、 拾遗篇
十、 资料篇
《葡萄集》全部取材于《葡萄架下》我的留言部分，原先准备择要而录之。后来经反复搜寻，前后查找，多次充实，现在我估计《葡萄架下》我的原稿之收录率至少在95%以上，略有议论性质的留言，均已网罗其中。另外，对原稿中一些已发现的错别字或明显的错误做了更改，但估计这部分不到全部文字的1%。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各篇收录的主要内容。
日疑篇
显然这里将《日疑录》放在突出的位置。这篇内只收录了《日疑录》这组文章，这组文章还没写完，以后还会有新的文章添入或有续编。
文史篇
这篇中主要文章有：“孙中山传奇”的读后感；否极泰来；
科学篇
这篇中主要文章有：《家居环境保护》；《水学》；《科学》；这三篇文章也没写完。《水学》与《日疑录》原有交叉，这里想有一个明确的区分。
诗词篇
这篇中主要文章有：《葡萄架下》己登录过的本人各类诗词；凡夫诗话俗子评说；这两部分都没有写完。另这两部分最终是否合二为一，还没有定局，暂时分列。
时政篇
这篇中主要文章有：秋思种种；关于台湾问题的另类思维；胡猜乱讲（被逼篇）；还有一些零星的时评短文，这里就不细数了。
养生篇
这篇中主要文章有：退休老人的十大幸福；您认同吗？（祝寿有感）；讲“中”话“西”论医理；新春谈吃；相约2030；关于饮水问题；饮水安全之我见；
随笔篇
这篇中主要文章有：品味两京；鸡年说鸡；困惑与展望；《回眸“军工”》；
情感篇
这篇中主要文章有：盛夏随想；“9,11”联想；岁月如歌,祝中秋快乐! 闪回与定格之二,日记摘抄。校庆花絮；游子眼中的故乡与故人；回味南京；时空大挪移；可敬的一家人；我们为陈天石骄傲；复继业；我和陈余林；亦师亦友忆旧游；
拾遗篇
这篇中主要文章有：以上各篇没有收入的一些简短留言。
资料篇
这篇中主要文章有：为以上留言或文章的写作时，所收录的部分资料。这部分资料按第一篇至第九篇的顺序分篇归类。在各篇中所引文献资料没有细分到具体文章上，因为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这些资料有的有参考价值，有的本身就有保留价值，所以单独结集是有必要的。
至于篇幅问题，可以通过字数统计进行了解。我利用电脑的统计功能对《葡萄集》做了简单统计，得到如下结果：《葡萄集》全集总字数：867，528；其中非中文单词：16，943；中文字符：850，585。另《葡萄集》中，第一篇到第九篇是原创部分，总字数：433，416；其中非中文单词：10，132；中文字符：423，284。而第十篇是从各个渠道收集到的资料，总字数：433，479；其中非中文单词：6，775；中文字符：426，704。有趣的是原创与非原创两部分，字数几乎相当，各占一半。（这三组数字之间分合关系略有偏差，可能属统计误差。）
捎带说一句，在《葡萄集》中我最看重的，应是《水学》。我长期以来酝酿着要写的三本书是：《水学》、《论度》、《说渡》。仅《水学》这本书我少说也酝酿了二十年以上，这本书现在也没写完。而《论度》、《说渡》两书尚在酝酿阶段，何时动笔，何时完成，均属未知。

留言人：伍国贤 （2007-08-26 12:02:39）
主题： 我的“年度文档”（三）

2006年
这一年取名“2006展望”，表明我对自己写作意图的新的规划。这个文挡第一个留言反映了我在这段时间中，思考与探索的转折，所以复制出来。
B（600）（001）（000）《水学》
引言
你听说过《水学》吗？大概没有吧？我想创一门这样的学问。并不是我狂妄，我觉得应当有这样一门学问，但我找不到有关讯息，我想学这门学问，但无人传授，所以只好自己捉摸。探索了一段时间仍然是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现在手头的资料已成“鸡肋”。为了不虚耗心血，故将其整理出来，拼凑成文。想请您看看这是《水学》吗？
著名作家刘心武提出希望有门专门研究人的学问，即他所期盼的《人学》出现。文学也被称为“人学”，但刘心武认为他所期盼的《人学》，将超越文学、心理学等专门学科，能更深刻地研究“人”。这将是一个更艰巨，更复杂的工程，一个更困难的课题。
我想《水学》与《人学》其实有关联的。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的看法是男人、女人都是水与泥做的，以水为主，所以都是“水性”的。要研究《人学》也需要搞清楚《水学》。探索《水学》对开展《人学》是有裨益的。不过，我又明知《人学》与《水学》其实是搞不清楚的，我们能做的事只是在黑暗中胡乱摸索，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进行一场智力游戏而已。那么，下面的文字会是什么呢？是一种语无伦次的错乱？还是误入迷途的执着？是一些材料的胡乱堆砌？还是有点回味的思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006年写的东西主要有：饮水安全之我见、《日疑录》（续写）、《水学》、《回眸“军工”》、我和陈余林、《科学》、讲“中”话“西”论医理等。
留言人：伍国贤 （2007-12-22 19: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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