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救国必由之道
主题： 救国必由之道　强国必由之道

　　　　　　　　　　　　救国必由之道　强国必由之道
　　　　　　　——纪念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发表90周年

　　　　　　　　　　　　　　　　　　范方镇

九十年前，1919年6月，孙中山发表了他的重要哲学著作《孙文学说》。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知难行易”和“不知而行”的著名论点。孙中山的这部重要哲学著作，对中国的富民强国之道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在《孙文学说》中指出：“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⑴在孙中山先生生活的时代，这是救中国的必由之道，今天，他所发明的“行易知难”和“不知而行”之理，依然是我们强国的必由之道。孙中山逝世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地继承和发扬。”《孙文学说》就是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的珍贵的精神遗产之一，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但是，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所阐述的“不知而行”的强国之道，被很多人所忽略，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本文着重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的原因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于1918年至1919年间在上海寓所写成，作为《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又称《知难行易学说》，全书共五万六千字，分为《以饮食为证》、《以用钱为证》、《以作文为证》、《以七事为证》、《知行总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和《有志竟成》等八章。
当时，孙中山的护法运动遇到挫折，被迫回到上海。这一时期，孙中山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他回想当初进行革命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以致他十分感叹地说：“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⑵本来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反而令国家陷于分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革命的初衷大相径庭，其原因到底何在呢？
孙中山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许多革命党人之所以缺乏信仰，把他的理想当作空谈，是中了“知易行难”思想的毒害，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商高宗）之言，孙中山认为，“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⑶。所谓“知易行难”，即说说是容易的，真正做起来却是很难的。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也正是认为他的理想只能是说说而已，要做起来是没有可能的。他感到统治中国人思想的“知易行难”这一古训，是夺人之志气、惑人之心的心理大敌。要继续革命下去，就必须要驳倒“知易行难”的谬论！为此，孙中山决定“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⑷他在上海发奋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学说》，作为《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心理建设》。
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将人类进化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的三个时期，并称“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⑸有的学者因此认为，孙中山是主张“先知”的，他的《孙文学说》是“重知”的哲学。或许正是因为对《孙文学说》的这种认识，以至于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关于不知而行是救国必由之道和强国必由之道的深刻教诲，被不少人忽略了。
不少人在读《孙文学说》时，将重点放在第五节“知行总论”上，着重研究孙中山对人类认识的三个阶段“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的划分，研究他关于认识论的观点，甚至仔细研究孙中山与朱子、阳明等古代思想家知行观的异同。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孙文学说》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的原因，简而言之，是因为他的富民强国理想，被不少人误认作是“空想”，以致他的理想不能实行，要怎样才能使别人不再将他的理想误作空想呢？他论证了“知难行易”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因为“知难行易”，所以富民强国的最佳途径，就是“不知而行”。只要敢于“不知而行”，他的建国理想就不会是空想。因此，笔者认为，该书第七章“不知亦能行”才是《孙文学说》的核心所在。
笔者认为，《孙文学说》并不是“重知”的哲学，而是“重行”的哲学。
孙中山撰写此书的初衷，并不是因为后知后觉者误以为“知之易”而忽略之，要他们去求“知”。他说“知难”并不是旨在勉励人们努力求知，而是要人们避免“坐而言”，要敢于“起而行”，只要敢于“行”，他的建国理想就能够实现。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的本意，不是要人们去钻进“知”的圈子中去求知，而是要鼓励人们大胆实行。这正是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强调建设国家要“不知而行”的原因。
　　　　　　　　　
　　　　　　　　　　　　　知难行易是宇宙间的普遍真理

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知难行易”。他例举了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件事，用以证明“‘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⑹事实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遇到“知难行易”的实例，这里，笔者再以“说话”为例，以佐证孙中山所提出的“知难行易”的道理。
说话，即语言，是人类从猿进化为人之后的第一件发明，也是人类日常生活中须臾不能离开的行为。语言有很深的理论，语音学是人类能够说话的第一关，世界各民族的语音不同，语音学自然也不同，汉语的语音学可能是世界各民族语音中最难的，以俄语与汉语相比较，俄语只有十个元音（相当于汉语的韵母），其中包括四个复合元音（相当于汉语的复合韵母），汉语则有三十五个韵母，其中包括二十九个复合韵母，外国人学习汉语，拼音就感觉比较难，很难读准确汉语的发音。甚至中国人自己，也常常有语音不准的问题。汉语还有四声，同一个声母和韵母拼出的汉字，可以发出阴、阳、上、去四种不同的声调，这更是外国人难以掌握的。汉语的语音学既然这么复杂，小孩子从出生到学会说话，是怎么学的呢？有没有必要去学习那么复杂的汉语语音学呢？没有必要，幼儿只要跟着大人伊呀学语，渐渐就能学会发音。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汉语语音学，但这丝毫不妨碍古人学会说话。这就是“行易知难”和“不知而行”的铁证。
除了语音学之外，要说出一句正确的话，还必须符合语法。汉字是不变的文字，汉语的语法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俄语的语法可能是世界上各种语言中最难的。俄语的词汇是可变的，俄语的名词有单数、复数之分，根据词汇在句中的作用还必须有六个格的变化，这样，一个俄语的名词就有十二种变化；形容词不仅有数和格的变化，还有“性”的变化，有阴性、阳性、中性和复数之分，乘以六个格，每一个形容词就有二十四种变化形式。而且，俄语的形容词必须与它所形容的名词保持性、数、格一致，根据它所形容的名词在句中的地位作用，采用相应的变化形式，其余动词、代词、数词等也都会因句子结构的需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中国人学习俄语，常常被俄语复杂的语法难住，如果不掌握语法规律，即使提供了全部单词，也无法联成一个句子。俄语的语法既然这样复杂难学，俄罗斯人是怎么开口说话的呢？是不是要先学通了语法才能说话呢？不！和中国人学汉语一样，俄罗斯小孩子从生下来，只要跟着大人学说话，自然就学会了语法的各种变化，根本不用考虑语法规律就能准确地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只要有语言的环境，通过实践就能自然而然地初步掌握语法的规律，对于说话而言，这就已经足够了。这是“行易知难”、“不知而行”的又一铁证！
人类在创造语言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过什么语法规律，语法规律是后来的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时总结出来的。语言本身就是人类“不知而行”的产物，因为是“行”在前而“知”在后，“行”不必依赖于“知”，而“知”必须在无数“行”之后才能总结出来，因而必然是“知难而行易”。
事实上，只要仔细考察一下人类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如走路、骑车、开车、游泳……等等，都可以从中找出“知难行易”和“不知而行”的规律。大量的事实证明，“知难行易”的确是宇宙间的普遍真理，而“不知而行”则是人类进化的捷径。

　　　　　　　　　　　　　不知而行是强国必由之道

孙中山虽然将人类的认识划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三个时代，但是，因为知难而行易，所以在建设国家这个问题上，虽然已经进入科学昌明的时代，他依然坚持主张要用不知而行的办法。其原因何在？孙中山说：

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⑺

这就是说，虽然今天人类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但是，“不知而行”这一人类进化的必要门径，并不因科学的昌明而改变，特别是在建设国家的问题上，孙中山依然强调必须走“不知而行”之路。
孙中山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建设国家是不能预知的。他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例，指出：“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的明治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⑻
1918年1月23日，孙中山宴请粤报记者时的讲话中，指出：

我国人作事，往往欲通盘计算乃行，其脑根实中旧学说之流弊也。此旧学说维何，所谓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二语。以兄弟见解，实则行之非艰，知之维艰乃为真理。何以证之？孔子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人多谓其愚民。实则勉人以行，不必求其知也。……可知凡百事物，先行而后知者居大多数。我国人苟扩此思想以行，即可促中国之进步。⑼

“勉人以行，不必求其知”，“我国人苟扩此思想以行，即可促中国之进步”，这就是孙中山就如何强国之道给后人的忠告。
1921年6月30日在广东省第五届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中，他更具体地指出：

中国人有一种心理，不知之事便不肯做，必知之已真，然后为之。此种心理谓为好亦得，谓为坏亦得。何也，盖天下事有不可知者甚多，若必深知而后行，则所成者甚寡。……事事先问知而后行，则无一事可行。
建设国家乃无人能知之者，日本五十年成为强国，其当时有预算计划以为强国之本否？无之也！……又须知国强不能预知，只实行做去便得；若必想知清楚然后做，天下断无此理者。中国今日不必去求知，但望其有一种十年可强中国之信仰足矣，有强中国之志足矣。⑽

孙中山的这一段话，对于今天我们正在走的强国之路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建设国家乃无人能知之者，即用什么方法来建设国家，今天是不能预知的，要想弄清楚再去做，“天下断无此理”。所以“中国今日不必去求知”，不必去纠缠于理论，只要有强中国之志就足够了。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路，孙中山的这些教诲是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和预见性的。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之所以走了那么多弯路，恰恰是以为“国强能够预知”，“必想知清楚然后做”，事先规定这是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准做！一再强调理论的重要性，用理论强行制约实践，实际上却是用理论的框框捆住自己的手脚，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种用理论强行制约国家建设的办法，就如同先学会理论再学说话一样，违反了人类“不知而行”的认识进化规律，走弯路是不可避免的。
孙中山既然提出“能知必能行”，建设国家为什么不能用“知而后行”的办法呢？原因就在于“知难而行易”，理论是很难弄清楚的，“建设国家乃无人能知之者”、“强国不能预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⑾改革开放前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其实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并没有搞清楚，怎么能不走弯路？
况且，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理论，不存在“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是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在同一本书中，恩格斯还说：“我们且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定律的公式。可见，例如物理学上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是这样的。”⑿
恩格斯的这一段话说明，既使是科学的真理，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真理也存在着改变甚至被否定的可能。
由此可见，强国之路如果坚持一定要由某种理论来指导，是靠不住的，因为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理论也是会改变的。所以，孙中山认为“建设国家乃无人能知之者”，“国强不能预知”，主张建设国家要用“不知而行”的办法。他说：

行其所不知也，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⒀

孙中山的这一段话，真是语重心长，他所说的“有志国家富强者”，指的是将来的中国领导人，他谆谆告诫后人，应该努力用不知而行的办法走强国之路。
遗憾的是，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所阐述的这些道理，并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今天，当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前那样的曲折道路，回过头来重温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的这些教诲，深深感到他的这些主张是很有预见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摸着石头过河的主张。邓小平同志的这些主张，与孙中山的不知而行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这一铁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思路是成功的，也印证了孙中山关于建设国家要用不知而行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我们纪念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发表九十周年，就应该大力宣传孙中山“知难行易”、“不知而行”的思想，并在今后的强国之路上，继续坚持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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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98页
⑵《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57～158页
⑶《孙中山选集》上册　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105页。
⑷《孙中山选集》上册　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106页。
⑸《孙中山全集》第四卷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23页
⑹《孙中山选集》上册　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150页。
⑺《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222页
⑻《孙中山选集》上册 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161页。
⑼《孙中山全集》第四卷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314页。
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567～568页。
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139页。
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130－131页。
⒀《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223页。
留言人：范方镇 （2009-04-01 21: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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