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从纪德访苏感言观照中国现状
主题： 从纪德访苏感言观照中国现状(转载自《金陵晚报》留言）

随着巴金老人的逝世，他的“讲真话”三字或许已成绝响。但是，讲真话这种美德，却不应该随着他的凋零而消失。相反的是，这才是每一代人都应该维护的优良美德。巴金的道德勇气，令我想起另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西方老人。
　去年我回中国，在峨眉山下拜会四川作家高缨先生。他知道我曾在苏联解体前后长期在那里生活过，故特地将他正在阅读的法国作家纪德的《访苏归来》一书相赠。直到最近我把该书细细读过之后才终于明白，作为一名资深中共党员的高缨先生，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本书推介给我。

　　看到了苏联的真面目

　194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最先是苏联事业的同情者，曾加入共产主义阵营。1936年6月，他应苏联政府邀请，以国宾的身份出席高尔基的葬礼，并对苏联进行为期十周的访问。
　然而，想象中的苏联与实际情况差距太大，纪德发觉自己原来陷入了乌托邦式的空想之中。于是归国之后发表《访苏归来》一书，因此掀起轩然大波。他本人也在一夜之间，由原来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友人变成“敌人”和“背叛者”。
　纪德当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他是怀着一颗景仰的心，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苏联去朝圣的。他说：“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
　纪德是作为一名法共党员接受苏联作协的邀请前往访问，并应邀在高尔基盛大的葬礼上致词。当时，他与斯大林等苏共重要领导人一同站在了红场的主席台上。
　然而，为期两个月的“朝圣”之旅吹散了纪德心中萦绕在莫斯科上空的玫瑰色云团，他在苏联看到的是商品短缺，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和政治迫害，是“一切降低人的价值的东西，一切减退人的智慧、信念和锐气的东西”。
　他对苏联爱之深，恨之切，感到如鲠在咽，不能不一吐为快。因此，他回国当年就写了《访苏归来》，批判苏联社会现实里的阴暗面，并指出无所不在的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将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根据自己亲身所见所闻所思，勇敢地讲了真话。
　他看到“苏联的朋友往往拒绝看坏的方面，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

　戳穿苏联的种种谎言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纪德既然看到苏联表面光鲜背后的真面目，就不能说假话，而良知也不允许他保持沉默。他说：“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他在书中写到：“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他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本人的信仰。”在当时世界范围左翼思想成为主流思潮的红色年代，纪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打击报复，站出来讲真话，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不令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他在书中揭露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条件低下，许多家庭食不果腹，但他们却又十分满足，莫名其妙总要露出一种优越感，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联的工人自认为他们很幸福，而不幸的是，“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
　纪德注意到苏联宣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但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那些“革命的受益者”享受特权，对下属、佣人和普通劳动者，明显流露出冷漠和轻蔑。他们大力提倡自我批评但又缺乏批评精神，只准讨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而绝不可以涉及路线和政策本身。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颂扬不能批评，否则就要倒霉。
　他指出，苏联一方面大谈弘扬文化，一方面又思想贫穷，作家和艺术家必须遵照党的路线创作，把群众的思想“深加工”，与之保持一致，并借助《真理报》一呼百应的气势搞臭和清除反对派。他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掌权，而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他看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而是死气沉沉、闭关锁国的苏联。
　纪德不忘反思自己的过去说，他多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过分浸润，结果到了苏联反倒十分迷惘了。“最好的和普通的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特权无比美妙，而普通生活却那么低劣，或者那么糟糕。”他甚至指出，“今天在其他任何国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
　纪德在书中指出，人们当时谈论苏联的时候，“实话往往基于恨，假话往往出于爱”。可是他认为，“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讲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了治病。”

　文革以来中国没有文学巨著

　谈到苏联的文艺创作，纪德说：“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最优秀分子，从不欣赏一部作品中崭新的、潜在的、令人困惑的因素，他们只欢迎已经熟悉的东西，即平庸的东西。当初有资产阶级的平庸，同样，现在有革命的平庸。”
　我相信，对于当年处于鼎盛时期的高尔基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等“革命诗人”，纪德都保留着他自己的看法。
不久前，中国作家白桦来新加坡谈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文学时指出，就文学的发展规律来看，大灾大难往往是产生伟大文学作品的催生婆。可是，经历过残酷的反右斗争和“文革”的深重苦难之后，为什么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部惊天动地的大作品？
　我终于在纪德的书中找到了答案。
　纪德写道：“作品中附和一种学说，哪怕附和最健全的、颠扑不破的一种学说的东西，从来不能赋予艺术作品以深层价值，并使其流传下去。作品具有深层价值并能流传下去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提出新的疑问，超前提出疑问，以及超前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
　他说：“我十分担心，充满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借此今天获得成功的大量作品，过不了多久，就会让来接触的人闻到无法忍受的诊所味；而我认为，作品只有摆脱这种顾忌，才最有价值。……没有自由，艺术也就失去意义和价值。”
　掩卷沉思，忽然心头一亮：原来良知无所谓东方或西方，而中国目前所需要的也正是这种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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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这篇文字，不禁想起蒋介石。蒋介石在1923年孙中山派他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前，也曾经是一位对苏联怀有好感的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十分拥护，这也是孙中山对蒋十分信任的一个原因。
　1923年，蒋介石曾奉孙中山委派，率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三个月的访问。在苏联期间，他们受到了苏联党、政、军各界的热情接待，然而蒋介石在苏联考察的结果，却对苏联的状况十分失望，从对苏联有好感转变为一个对苏维埃制度极端敌视的人。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三年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多，殊不胜其慨叹……
　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刻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
　　蒋介石曾将他对苏联的考察印象向孙中山作了汇报，但孙中山“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


留言人：范方镇 （2006-04-10 10: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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