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对上海总是不太服气。尤其是在南京人出门旅行的时候，不得不从上海转飞机，转火车，心里顿时很不痛快。和大上海相比，古城南京简直成了蛮荒的乡村。你不得不在上海住上一夜，不得不麻烦上海的朋友，事先替你购买车票或者机票。南京也有机场，也有火车站，可是南京偏偏就有那么多不能直接到达的地方。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你会觉得距离南京三百公里外的上海，整个就是一个暴发户。你简直想不明白，上海凭什么那么阔。一百多年前，上海不过是一个比渔村略大些的小县城。它是南京的下属的下属的下属，上海的地方长官想拜谒南京官员，得拐好几道弯才行。可说变就变，现在的上海，牛气得差不多认不得外地人是什么人。

　　和上海相比，南京现在活脱儿是个破落户。想当年，东南重镇的这把交椅，毫无疑问地应该让给南京来坐。不用说什么十朝故都，也不用说什么扬州大都督府，就说这挨着近一些的清朝三百年间，东南数省的最高领导人两江总督大人，就一直呆在南京办公。南京不仅仅是省府的问题，它管辖的范围，至少也有几个省。如今，南京军区的这块大牌子虽然还在，整个华东六省一市的军事还归它管辖，但是毕竟是和平年代，东南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显然已经不在南京。

　　南京当然不会甘于这样的现状。不甘心，也只能白搭。南京的衰败，几乎是无可阻挡的。想当年，南京是如何的阔绰。远的不说，仍然说清朝的三百年，说那三部和南京有关系的名著，第一部是孔尚任的《桃花扇》，下来一部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还有一部更了不得，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没有什么地方比南京更适合作为作家的摇篮，三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都记录了清代南京的繁华。

　　说白了，也很简单，东南数省南京人心里不平衡历来是北方的中央政府的经济命脉，要想获得很好的财政收入，东南数省的稳定繁荣十分重要。按照惯例，中央政府必定会派大员坐镇南京，然后通过南京，行使对东南数省的领导权。北方的中央政府既要保持对金陵王气的警惕，同时又不得不鼓励南方发展生产。和平时期总是要大大地长于动乱时期，因此历史上南京的繁华几乎是注定的。

　　近代对于南京最大的破坏，是1937年的日本兵攻入南京。大屠杀使得这座古城人口锐减。据资料统计，日本兵在南京抢劫财物，仅金银首饰就有1．42万两又6300件，古字画28400多件，古玩7300多件。最可笑的是，连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也被抢，这个汉奸家中的红木家具被劫一空，佛堂中供奉的祖宗牌位，也被糊涂的日本兵当做文物抢了去。繁华的商业街被烧了，明清两代留下来的古建筑也烧了。城陷之处，从城南的中华门，一路烧到了城北的下关江边。在这场劫难前的南京又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再看看一位叫做爱泼斯坦的美国人，是怎么描述当年他所亲眼见到的国民党的旧都南京的。

　　爱泼斯坦把南京比喻成为一座带普鲁士色彩的官府，比喻成为一个气度非凡的新首都。在这里，新的林阴大道，无情地切除了许多陈旧的房屋和商店，宏伟的建筑一个接着一个拔地而起。官员们的小汽车，沿着这些光亮的柏油路疾驶而过，官场上的政客一个个佩戴徽章，或者是长袍马褂，或者是时髦的翻毛皮领上衣，到处招摇，出席这样或那样的会议。威武的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着镶金边的匕首，无忧无虑的年轻飞行员们穿着皮夹克，而神气活现的商人则穿着美国品牌的衣服。旧都南京在战前更像是一座西方的城市，甚至是在战争的初期，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这座城市也没有乱得失去分寸。

　　战争使得南京大大地伤了元气，抗战胜利以后，还都南京的国民党忙于内战，根本没有精力恢复南京的城市建设。不久，国民党又仓皇逃往台湾，北京成了中国的首都，一蹶不振的南京又一次成为破落户。南京失去了像战后东京、罗马和伦敦那样的发展机会，这些在战争中得到重创的城市，作为一国之都，作为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很快就从废墟中喘过气来。而南京却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

　　在过去的多少年里，南京勉强维持的，是它的东南重镇的地位。对于这座古城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最恰当的位置。南京不适合做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的首都，它的权力范围，比较适合的也只是东南数省。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重镇的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时至今日，东南真正的重镇，已经毫无疑问的是上海了。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十里洋场的上海，对南京的东南重镇形象，就已经露出了威胁的端倪。民国时期，南京虽然是首都，但是离它不远的上海的繁华，却毫不逊色，有过之无不及。上海的崛起几乎是无可阻挡的，南京服气也罢，不服气也罢，反正一句话，得乖乖地把东南的第一把交椅拱手让出去。南京的萎缩将不可避免，它对于东南数省的优越的领导地位已经丧失，对南京这样的城市，提过高的要求，已经没有现实意义。

　　对于南京人来说，需要迅速调整的，是那种不务实的传统心态。重新恢复东南重镇雄风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可能存在。时运已不再来，历史给予南京的机会，已经一去不返。南京人必须明白仅仅是等待机会已远远不够，必须靠自己去抓住机遇。

　　指望抱残守缺不对，一心想把南京建设为国际大都市，也不现实。有了上海，在全国的这盘大棋枰上，南京注定只能是大上海的一个陪衬。在长江三角洲，不可能需要那么多的国际大都市。换句话说，国际大都市成不了南京的救命稻草。南京的准确定位，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文化名城。它应该得到蓬勃发展的，是像上海那样的新型城市所不可能具备的优势。

　　南京应该成为一个温馨舒适的城市，应该把如何改善市民生活放在第一位。历史上的南京繁华，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古都，也并不在于它曾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东南重镇，关键的一点还是在于这里的人民，曾经生活得很好，很富裕，有很好的精神生活。安居乐业，是老百姓的天堂，这才是南京发展的最佳方向。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着国际大都市。大，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大，必然会有大而无当的烦恼。国际化大都市不是过好日子的代名词。一个居住在国际大都市的穷人，并不会仅仅是因为他生活在那里，个人的价值就会像上涨的股票行情，突然那样看好起来。有一年，我去成都，一位朋友对我坦言，说成都是一个很适合居家的地方，问我在南京的感觉怎么样。

我怔住了，一下子不知应该怎么回答。

　　南京人口的来源，是个有趣的话题。先谈谈那些被迫迁出去的南京人。

　　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为了净化城市人口，曾下令将城内部分元朝的遗民，举家迁往云南。前朝的遗民，对于新的统治者来说，都有些靠不住，靠不住就请他滚蛋。这种轰轰烈烈大规模的迁徙运动，颇有些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据说在云南的一些地方，至今还能找到这些带有南京口音，并能演奏祖先传下来的“江南丝竹”的老乡。算一算时间，已经六百年过去了，乡音不改，旧曲不忘，真不容易。

　　话题若转到南京人口的输入，可以说的就多了。哪朝哪代，都会有大量的人口流入南京，原因有各式各样。譬如流亡在南京的北方政府，注定要带来众多的北方人口。历史上的王谢子弟，考其先人，无疑是中原人士。否则也就不会有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这样的典故。流亡政府很自然地会把北方官僚阶层的生活场景带入南京，由于这些北方人到了南京以后，继续处于优越的领导地位，北方仕族的生活习惯，流行的语言方式，很快就会在南京的老百姓身上时髦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京人的语音中，在民俗中，能见到大量来自北方的东西。

　　西晋末年，因为北方战乱，渡江而来的汉族人民，究其人口总数，肯定远远地超过了北方的官僚。穷人永远是比富人多，这些穷人跟着当官的一起当了义民，大大地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为南方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大量的南渡人口，一度甚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结果流亡的北方政府，不得不考虑在南京的周围，建设所谓专供北方人口居住的“侨郡”。北方的流民在“侨郡”里定居，而这些“侨郡”仍以北方原来的郡县命名，于是我们在读旧书的时候，会发现在南京的周围，竟然有“南徐州”、“南东海”、“南兰陵”这些称呼。

　　由于当时的人并不会把南北同名的郡县混同起来，在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把“南”字有意无意地省掉，时间长了，结果就在历史上留下许多无聊的笔墨官司。譬如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究竟是哪个兰陵，谁也说不清。

　　可以想象，早在一千六百多年以前，南京就不是什么地道的江南城市了。这个城市早就挤满了来自北方的难民，北方人在这里占山为王，反客为主，在南京这个舞台上唱着主角，推动着时代的潮流。这样的历史不断重复，客观上使得南京的人口成分呈现多元化趋向，其结果是提高了南京人口的素质，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出炫目的火花。

　　历史总是重复，北方少数民族此起彼伏，不断地把汉人像撵鸭子似地由北往南赶。

　　历史上有案可查的，南京人口的大迁入，也许还是要算明朝初年。朱元璋把大量的元遗民撵走以后，又从全国各地调入大量新的人口入京。在新的人口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匠户，史料记载这些匠户达到了四万五千户，平均每户以五口计算，仅这一项，人口就有二十万。这些能工巧匠被调往南京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让他们使南京迅速繁荣起来。当时全国的匠户也不过只有二十万人，朱元璋为了繁荣南京，把全国五分之一的建设人才都找来了。这还不算，干活的人有了，还得把那些有钱的富户请到京城来。农民起义领袖出身的朱元璋，有意把全国各地的富户召到南京来。他既然当了皇帝，有钱人便不敢不听他的话。大约一万五千户富豪被逼入京，他们分别来自江苏、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等省。

　　在富户中，最著名的要算家居昆山周庄的沈万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这位富豪为南京的建设捐了大量的银子，他出资修建了南京的好几个城门，有一种说法是当年建设时，三分之一的银元都是他认捐的。虽然出了这么多钱，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功高盖主是险，钱太多也是险，沈万三最终还是被朱元璋逮到了一个错，远戍边疆而死。

　　流动的人口是形成一座城市最重要的条件。南京的人口流动，似乎又要比别的城市更频繁。不妨想象一下，在明朝初年，南京仿佛有些像80年代初刚刚起步的深圳，其场景是多么火爆壮观。作为外来户的能工巧匠们，在这里大显身手，筑高楼、砌高墙，从他们勤劳的手底下，竖起一座座华丽的亭台楼阁。而同样是作为外来户的富豪们，干不了别的什么正经事，便只有成为典型的消费阶级，在这里醉生梦死、灯红酒绿地过日子。

　　有着古老历史的金陵古城，一下子爆发出了新的活力来，到处一派繁荣景象。南京的人口，经历了一次次大换血，这种大规模的换血，这种动辄脱胎换骨，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南京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

　　这意味着，南京从来就是一座变化中的城市。

　　这意味着，不断的变化，已经成为这座悠久城市传统中的一部分。

　　南京人只是个大致的说法，是个大概，那意思就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

　　纯粹的南京人只能从理论上去探讨，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说，活生生的南京人就是你，就是你周围的人。南京人就是那些天天在你眼皮底下活动的人流。不在乎你的祖籍是否在这里，也不在乎你是否在这里出生长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在这个城市里生存的若干年，充分地呼吸过了这里的空气，喝了这个城市的水，吃了在这个城市里买的米，那么，你就是南京人，南京人就是你。南京人就是那些上下班时匆匆从街上走过的男男女女，是那些站在电话亭里回呼机的小伙子，是那些站在路口吃羊肉串的年轻姑娘。南京人就是你天天耳闻目睹的那些人。

　　南京人从来就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广泛难免挂一漏万。南京人的特点是宽容，南京从来就是一个宽容的城市。事实上，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少去思索自己究竟是不是南京人。调查表明，很多被问到自己是不是南京人的人，在一怔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祖籍，人们都习惯于用祖籍来回答问题，于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自己不是南京人。有关部门对171位南京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只有一成的人，自称祖籍是南京。近一半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南京人，虽然他们就出生在这个城市里面。

　　南京人对自己是不是南京人这样的话题，无所谓，不像上海人那样，动辄说“阿拉上海人”如何如何。南京人缺少上海人那样的凝聚力，上海人口的组成，远比南京人口组成更复杂，但是上海人天生有一种整体感，天生有一种自己是上海人的认同感。南京人从来不排外，上海人常常使用“外地人”、“乡下人”这些带有鄙视语调的词，这些排斥别人突出自己的词里面，充分体现了一种优越感。

南京人没有这种优越感。历史和现实也不经常赋予南京人这种优越感。南京人有时候也想天真地做一做抖抖自己威风的事，譬如针对“京派”、“海派”，提出一个“宁派”的概念来，但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像自说自话，不仅别的地方人不会这么认同，就是南京人自己也不会认同。南京人散漫惯了，结不了帮也成不了派，思想一向不统一。南京人是很难概括的，因为南京人的秉性向来让人捉摸不透。

　　在全国这盘棋上，南京人的位置不南不北。在江苏省的地界上，作为省府的南京仍然不南不北。苏南人习惯上把南京看成是江北人，尽管在地图上，南京明明白白地位于长江南岸。“江北人”的称呼和上海人动辄称“外地人”、“乡下人”一样，包含着一种鄙视。

　　整个苏南好像都忘了南京是省府的所在地，忘了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住着他们的顶头上司。无锡市在宣传自己的旅游优势时，公开的说无锡是上海的后花园，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江苏省旅游部门的领导人，就端坐在主席台上。这种公开的讨好上海人的态度，其中虽然包含了想赚上海人口袋里钞票的用心，但是也客观地说明了省府南京的尴尬地位，说明了南京人口袋里的钱显然不多，还不能够入精明的无锡人的法眼。

　　南京是江苏这个经济大省的中间质。作为省府，南京似乎并不像作为首都北京那样得天独厚。南京永远是这样，说好，轮不上，说坏，也轮不上。苏南经济好一些，苏北弱一些，拔尖轮不上南京，扶贫也轮不上南京。南京人再有钱，想到富裕的苏南就蔫了，南京人再穷，想到苏北的贫困地区立刻宽心。南京人似乎天生甘心位于中游，不妒人有，也不笑人无。南京人不会去想自己应该在江苏起带头作用，也从来不担心自己会落到江苏的尾巴上去。南京人从来没有忧患意识，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可能也不会有。

　　南京是一座没有太大压力的城市。正是因为没有压力，也就造成了南京人的特色。南京人没有太强的竞争意识，就是有，也往往比别人要慢半拍。南京人不仅宽容，而且淳朴，天生的不着急。南京大萝卜实在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南京人天生的从容，不知道什么叫着急，也不知道什么叫要紧。即使明天天要塌下来，南京人也仍然可以不紧不慢，仍然可以在大街上聊天、在床上睡觉、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在麻将桌上打麻将。

南京人是性情中人，总是带着一种随意性，在做什么事以前，并没有太多地去想，这事应该还是不应该做。南京人就是南京人，对好对坏都不在乎。南京人似乎从来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他们。

南京是外地人的天堂。南京的外地人，是个很有趣的人文景观。和国内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南京骨子里也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南京的外地人不会因为自己生活在别人的地盘上，就感觉到那种遭排斥的歧视。南京人自己对南京就没有什么归属感，对于地道的南京人来说，自己是不是南京人都不重要，更不用说别人是不是南京人了。南京的外地人不会产生自己不是主人的自卑。南京这个城市里没什么主人，因此也就相应没什么客人。在南京这块风水宝地上，并不流行“客随主便”这句话。

　　南京的外地人，大都是江苏人，就素质来说，因为积聚了一个省的精华，都是些事业上的佼佼者。不是人物不会到南京来混，不是人物在南京也混不下去。南京的外地人同样也很难对南京有一种归属感。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他们在南京呆了多久，他们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南京人。地道的南京人应该是从外地人定居后的第二代开始算起。南京的外地人，是未来南京人的祖先。

　　苏南和苏北的外地人，对南京有着两种不同的心态。苏南富裕，在南京的苏南人，常常有一种迫不得已的感觉。他们在南京定居，在这里养儿育女，享受着南京的空气，却从骨子里压根儿看不起南京人。南京的苏南人常常会觉得南京人土、觉得南京人粗气、觉得南京人不会吃也不会穿。在南京的苏南人可以充分享受优越感。因为觉得别人不怎么样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很怎么样、很了不起。南京的苏南人，从本质上来说仿佛是中国的上海人。他们既比地道的南京人聪明，也比地道的南京人能干。他们如果去上海滩混，就是彻底的受歧视的外地人，可是在南京这座宽容的城市里，他们没有被南京人看不起，反而倒过来反客为主，看不起南京人。

在南京的苏北人和苏南人不一样，苏北穷，很多苏北人都是靠苦读书才混到南京来的。到南京来之不易，因此他们不会像南京的苏南人那么嚣张，那么不把土著的南京人放在眼里。他们的态度要含蓄得多，也温和得多，他们的特点是喜欢互相照应、互相帮助，虽然南京人不欺生，但是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不说是拉帮结派，然而苏北人确实是心比较齐，心齐力量就大。南京的苏北人深悟团结就是力量的古训，他们含辛茹苦地在南京混，有意无意地便织成了很巧妙的关系网。南京的苏北人和苏南人不一样的重要区别在于：苏北人并不是迫不得已才来到南京，他们并不是以一种挑剔的态度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他们不是到这座城市里来享受优越感的。南京的苏北人从整体上来说，要比南京的苏南人有出息得多。他们没有那种公子落难小姐遭殃的委屈情结，他们不声不响地来到这座城市，不仅打算在这里常住下去，而且充满了要征服这座古老城市的野心。他们的天下是实打实地打出来的，他们对于南京的贡献要比南京的苏南人大。

　　从历史上看就这样，苏南人定居南京，很多人只是为了做生意，他们想方设法，赚了钱就想走。和苏北的贫困落后比起来，苏北人不会觉得南京如何如何不好，他们定居南京，通常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干苦力的，在服务行业挣些钱，便赖在南京不走了，另一路却野心勃勃，实实在在地干着，上下经营，为了迟早有一天能捞个一官半职。南京此地的行政长官，很少由地道的南京人来担任。省一级的领导是这样，市一级的领导也这样。民国时期就如此，现在也还是没变。在电视上听领导讲话，很少听到正宗的南京口音，不是因为南京话太难听，而是因为能在电视上说话的领导人很少有南京人。南京不生产当官的人才，稍稍大一些的官就没什么南京人。南京人做官做到中央去的几乎没有。南京是一座在外地人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有朝一日，地方主义作怪，南京完全由南京人来管理，其结果一定是场笑话。历史证明南京离开不了外地人，南京这座城市能有今天，南京的外地人功不可没。

　　南京为外地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对外地人向来也是特别友好。地道的南京人都乐意承认自己不是官场的料子，乐意承认自己的确有某些地方不如外地人。南京人散漫惯了，没什么一成不变的固执见解，流行什么时髦什么，都没一定。不排外的南京人总是一窝蜂地乐意接受外来的东西。北洋军阀时期，因为统治南京的都是北方的军人，于是一时间吃大葱嚼生大蒜，说话卷着舌头，成为当时南京最著名的风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因为先总理孙中山是广东人，而国民革命的根据地也是从广东过来的，因此广式风味的馆子风行一时。而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四川馆子又变得重要起来，好像在广东馆子或四川馆子大吃一顿，便有重温革命历史的意思。南京人总是难免一些十分幼稚的行为。

　　南京的外地人充分利用了南京人的这种天真性格。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的饮食业长久以来，很难有什么固定风格。南京不仅不排斥外地人，恰恰相反，对外地的人和物，常常会有一种人来疯的喜欢。外地人在南京可以如鱼得水，无论是洋味，诸如肯德基，譬如加州牛肉面，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土特产，不管正宗不正宗，不管做得像不像，只要是新鲜，只要是有胆子竖起一块招牌来，就能骗南京人的钱。在南京的外地人可以充分享受南京人的易哄好骗。南京人喜欢上海服装，喜欢日本电器，喜欢广告上吹得最凶的东西。南京人最不怕上当，最不怕接二连三地上当。

　　外地人在南京无论常住，还是暂时路过，都不会感到无所适从。南京人口袋里的钱不多却特别好客。外地的歌星影星都喜欢到南京来搞首演，南方的歌手和北方的歌手，好的和不好的，都能在南京获得预想不到的成功。电视连续剧《渴望》就是在南京一炮而红的，歌手毛阿敏是在南京唱火起来的，已经走红的歌星那英以及李玲玉，她们出版新唱片也喜欢在南京市场上搞首发式。南京不是最好的文化城市，但却无疑有着中国最好的一个文化市场。一旦在南京获得成功，潜在的市场前途便不可预料。事实上，所有经营文化的商人，都特别看重南京这块风水宝地。南方的商人，把南京看成是自己北伐的前沿阵地，而北方的势力欲想南下，也很自然地会把南京看成兵家必争之地。

　　土生土长的南京大款相对不多，在南京露脸显威风的，大多是路过此地的外埠大款。在南京见得最多的款爷，是带广东腔或者说台湾普通话的阔老板，要不就是来自苏南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或者北京的公子哥儿。不过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南京的大款毕竟也存在，虽然不多，虽然不成太大气候，只要是有，就应该说一说。

　　我在叙述南京人的时候，从来不以土生土长四个字来限制。南京的大款，不一定非要土生土长，不一定非要说一口地道的南京腔。南京人应该是一个宽松的概念。南京的大款就是生活定居在这座古老城市中的有钱人。南京的大款就是那些揣着大哥大，手上戴着黄黄的金戒指，整天上馆子，去休闲娱乐中心洗澡，泡KTV包厢，名片上有着显赫头衔的人。他们是在南京发的财，是在此地暴富的，他们身上不可能不留下南京人的烙印。

　　南京的大款要比别的地方的大款憨厚一些。举例来说，南京的大款请客，绝不拼命摆阔。吃一顿就吃一顿，绝不会为此神气活现。他定下来在什么地方请你，一般不会临时改主意。有一次，一位款爷领着我们几个人去吃饭，路过一家门面好看的酒店，我们中间有一个内行说：“这地方不错，口味好，我们就在这儿吃算了。”

　　说话的人不仅提出这一请求，而且挑明我们正准备去的那家饭店的菜不好，难以入口。请我们吃饭的大款犹豫了一下，面有难色地说这地方太贵。这话一出口，大家顿时无话可说。

南京的大款可爱就可爱在这里。因为老实憨厚，并不显得小家子气。换了别的地方的大款一定不会这样。既是放血请客，尤其是请我们这些耍笔杆子的文人，吃不好，会写出狗屁文章来调笑。是大款都难免有那种露富摆阔心理，是大款最怕让别人觉得寒酸。类似的场面我们在外地也遇到过，情形完全两样，外地的大款通常分成两种流派，一种是咬咬牙便领着大家进去了，面不改色心不跳，任店家的小刀子去宰。另一种是做出很有经验的样子，对这家的菜不屑一顾地大加指责，然后做出很神秘的神情，告诉你他将带你去的馆子如何好，如何不一般。

　　外地的大款请客，很难忘记自己的主人身份。这一点，北方的大款尤其厉害。此时不露脸，何时露脸，此时不摆阔，何时摆阔。北方的款爷请客，嗓门一定很高，脸一定很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你不吃不喝是不给面子，你不会说话就乖乖地听他说话。每上一道菜，筷子下去，粗话脱口而出，菜放进嘴里，立刻喊好。吃完了，高声喊结账，大声喊打折，一点也不含糊。北方人的豪爽，淋漓尽致地都显出来了。店主要是心太黑，宰得太凶，顿时趁着酒劲，好一阵数落，一定要较真。要是店主会说话，笑脸陪得好，找零便都是小费。北方的大款才真像是大款，他请客首先图的是自己痛快。

　　南京的大款在这种场合里，常常仅仅是一个付账人的形象。南京的大款自己就仿佛是会计，而外地的大款常要带个会计在身边跑腿，类似付账这种事绝不会亲自过问。南京的大款首先是含蓄，外人很难看出今天是他做东。通常都很斯文，小心翼翼的样子，不像是请别人吃饭，倒像是别人在请他吃饭。

　　请别人到娱乐场所里去消费也是这样，南京的大款总是坐在不显眼的角落里，冷不丁地跑出来，讪讪地问大家玩得怎么样。南京的大款既不会摆谱，也不会敷衍。跳舞也好，卡拉OK也好，总是看的时间居多。客人玩得高兴就行，客人玩得不高兴也活该。南京的大款似乎还不至于豪爽得到了让大家放纵消费的地步，不会在小提包里放上几万块钱，小费一抽就是好几张。南京的大款处处都显出几分实在。大哥大自然是要带的，但是大哥大常常电不足，不是怕人打，是忘了充电。需要说明的，南京的大款许多都是公款消费，他们口袋里的钱并不是私人的，用公家的钱能想到节省，这是南京大款们可爱的另一方面。

　　南京的大款不会见人就坑，见人就蒙。不愿意做广告不是舍不得，而是缺乏广告意识。舍不得给人赞助，是觉得他不欠你什么，凭什么要赞助你。南京的大款远没有别地儿的大款盛气凌人，也没有别地儿大款的精明滑头，南京的大款不太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有时候有机会上电视，也不是气宇轩昂头头是道，而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什么。

南京的大款即使是穿着名牌品牌，也是仍然不显眼。南京人喜欢穿名牌和品牌的，往往是那种尚未发财，口袋其实没什么钱，又怕别人觉得自己穷的年轻人。

　　南京的工薪阶层是很大的一群人，和别的地方的工薪阶层相比，未必就有什么两样。要想对他们进行一番描述，难免挂一漏万。工薪阶层是城市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往白里说，就是那些拿工资的人。大清早，骑着自行车匆匆去上班，那些机关里大大小小的公务员，从当官的到看大门的，那些学校里的教师，从大学教授到幼儿园老师，那些银行的职员，那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那些工厂的车间主任和工人，那些商店里站柜台的营业员，反正对别人说自己要去上班的人，基本上都逃不脱工薪阶层。

　　“薪”的本义是木柴，和那些日进斗金的大款相比，工薪阶层就是那些永远不能算发财的人。薪水一词的用意不过是有碗饭吃，不过是满足温饱养家鍸口。工薪是人们的饭碗，这些年来改革开放，铁饭碗一词已经跌价，而且有时候竟然有了些贬义。工薪阶层一度让人非常眼红的地位不仅动摇，而且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现如今混得好的，都是那些敢于打破铁饭碗的人。我见过许多干临时职业的，按老派的说法，临时总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这种人，自己若有女儿也不能嫁给他。可社会的发展并不以老派的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会发现那些越是干临时工作的人，花钱的派头越大，越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收入，越是大手大脚。现在有许多年轻人，都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他们凭着自己的兴趣干事，干什么事都不长久，干一阵，觉得没意思了，便换件事干干，偏偏这样的年轻人活得潇洒，老派的人总担心这些人日后会挨饿，可是事实往往证明这些人越活越好。树挪死，人挪活，工薪阶层中最寒酸的，莫过于那些守着自己一份最低薪水，不敢考虑变化的人。

　　虽然受到了挑战，和经济发达的城市相比，南京人更青睐于固定的职业。大家嘴上已经开始议论铁饭碗有种种不好，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仍然相信铁饭碗。我以上所说的干临时职业的，其实本来就应该属于工薪阶层，可仅仅是因为他们端的不是铁饭碗，人们有意无意地还会把他们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工薪是劳动的报酬，事实上却成为固定收入的代名词。不仅老派的人希望他们的子女能找到正式的工作，端上铁饭碗；就是那些饱尝潇洒自由甜头的年轻人，也不能免俗地甘愿有端上铁饭碗的一天。大家看不起铁饭碗，骨子里又舍弃不了，这是一种南京工薪阶层的典型心理。

南京人的心态最适合成为工薪阶层。工薪可以使人和人之间激烈的竞争淡化，虽然同样是拿工资，各行各业有着千变万化，但是在每一个拿薪水的人周围，都聚集着一大批收入差不多的人群存在。南京人不好斗，为人厚道，反应迟钝，要比较钱的多少，也只是和身边的人比。工薪阶层的最大好处就是，从工资单上来看，你和别人差不多，你不比别人好，别人也不比你差。南京有句土话，叫“大哥看二哥，大家差不多”。这差不多三个字，是一剂平衡心态的最好安慰药。不妒人有不笑人无的古风，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做到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满意足，万事省心。

　　我认识一个人，是北京人，不知怎么暴富起来。有一次在金谷大厦遇到他，他向我抱怨南京人的购买能力不行。原来他受国外的一家大公司所托，在新街口的大街上，对南京人的购买热情，亲自考察了两天。他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在街上走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拥有购买能力的客户并不多，而且越是高档的东西，越无人问津。那家外国大公司想买下东风剧场后面的那一大块地，盖一幢南京最大的商业楼，经过考察，觉得这种投资可能是冒风险，他们分别考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终于决定放弃这个打算。我的那位熟人很不理解地说：“你们南京人口袋里的钱，怎么都不肯掏出来花呢。”

　　说南京人吝啬真是冤枉死了。南京人口袋里的钱，的确不像外省人想像得那么多。虽然江苏的经济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是南京人在大城市里算不上有钱的主儿。和外省省城比是这样，和本省苏南的中小城市比，也是一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老百姓的购买能力。有钱不肯花，这不是南京人的典型心态。南京的工薪阶层，基本上都属于必须理智消费的那种，太潇洒了，温饱便会成问题。南京的工薪阶层怕请客，不想请别人，也不想别人请，因为请了客总得还情。南京人永远算不上精明，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便能说明问题。譬如说肯德基和新开张的麦当劳，生意之红火，排队的人一个个都快把鞋给挤掉了。投资人看到这种踊跃的场面，不知道该怎么高兴。其实是这种投资正好吻合了南京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

　　在国外，吃快餐是为了节省时间，可是在南京去肯德基和麦当劳，绝对是糟蹋时间。好在南京的工薪阶层，上班之余，最富裕的就是时间。南京人的心态总是保留着一份童心，考察一下去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人，除了孩子，便是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南京人并不是真喜欢吃肯德基的鸡块、喜欢吃麦当劳的汉堡。所有就餐者只是孩子气地喜欢那种情调。对于小学生来说，都是独生子女心肝肉，如果没有去过肯德基和麦当劳，怎么得了。我女儿从来不说肯德基的东西好吃，吃过了也不见她高兴，可是有两个月若不去一次肯德基，她就会认为我们大大地欠了她的人情。甚至我们做父母的，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她。

　　南京的工薪阶层还不可能动辄就上馆子大快朵颐。成天泡在馆子里的，都是那些吃公款的户头。南京的工薪阶层，大多数都停留在带孩子去吃洋快餐的水平上。这种消费水准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个很好的提醒。好高骛远结果一定是一败涂地。高档消费在南京常常走投无路，教训就在于腰缠万贯的投资者，根本没有把工薪阶层当回事儿。曾经屡屡被人们提到的南京香港城办不下去，人们喋喋不休地只是说那里面的东西贵。贵了就不买，钱在自己的口袋里，别人总不能来抢。这些年，南京的品牌专卖店开始多起来，多归多，其实并不热闹。在黄金地段抢滩先占个门面是对的，但光有人看没人买，甚至没人看没人买的局面，毕竟尴尬。

有一年在广州，正逢佐丹奴专卖店大减价，广州人的抢购完全疯了，商店里的东西就跟不要钱一样。广州人讲究品牌，即使工薪阶层，遇到这样的好机会，当然也不肯放过。在南京遭遇恐怕就不一样，南京人的主流，绝不会真正认真地讲究什么，南京的工薪阶层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必将喜欢中档的消费品，太昂贵或者太便宜，都不符合南京人的胃口。有钱人喜欢摆阔，精明人贪图便宜，喜欢摆阔和贪图便宜都不是南京人的强项。南京的工薪阶层心态比较平和，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日子现在还过得去，当然如果能再过好一点更好。

　　南京的男人，既不是大丈夫，也不是小男人。南京的男人，总有些吊儿郎当，不太在乎自己的形象。南方人，尤其是苏南的女性，印象中的南京男人，不仅土里土气，而且有些野蛮，我想这印象的原因，可能是她们习惯了苏南男人的温柔，其实真正北方的汉子，仍然会觉得南京的男人不够血气方刚。

　　哈尔滨的阿城，在谈到哈尔滨的男人时说，东北的汉子出手极快，一言不合，拳头已经飞出去。他谈起自己的经历时说，有一次来南方出差，看见两位男人斗了半天嘴，光打雷不下雨，狠话说了不少，最终也就算了，心头很是不解，想南方的男人怎么是这德行。

　　阿城指的南方人，我这里姑且隐去其名，反正是江南一带的某个城市。南方人中并不缺血气方刚者，譬如湖南人，不相信的话，找一个湖南人惹他一下就知道厉害了，湖南人好斗，好斗必是当兵的好料子，因此有无湘不成军之说。同样属于南方人的广西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桂军曾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能作战的部队。以江苏苏南人马为班底的军队从来没有太出色过，提到江苏的南方，人们想到的，通常是百无一用的书生。江苏南方籍的将军显然也是极少的。

　　从地域上看，南京自然应该属于江南，但是人们说到江南时，常常没有南京的名分。江南仿佛是长江流域镇江往东的特指，对于江苏来说，是指吴语系的苏锡常。苏锡常的人从来不承认南京人是江南人。南京的男人不像苏锡常一带的男人温柔，可也不是当将军的材料，他们有些尴尬，既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以称凶斗狠为能事，也不像江南人那样纤细苗条，善于用心计，能把经济搞好。

　　南京人并不好斗。南京的男人凡事都不愿意太计较，吃亏占便宜无所谓。目前正逐渐流行的一句话，很能概括南京男人的精神状态，就是“多大的事？”这四个字用南京话来说才能传神，若是北京人卷着舌头说，那声音往上面去，味道完全不一样。南京话的特点是往下走，因此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反问的口气，还有自言自语的意思。

　　南京的男人实在应该做天生的名士。

　　历史在变，南京人在变，南京的男人自然也在变。六朝的烟水气，早在明清两朝，就改变得差不多了，进了民国，更是所剩无几。人心虽然不古，但是就算是那么一点点残余，放在南京男人的身上，实在也够南京人骄傲的。值得指出的是，南京人的名士气，并不表现在文人身上，文人的名士气常常是装出来的，是从书上学来的。南京男人身上的名士气，是从老祖宗身上继承下来的，与生俱来，没有酸气。正宗的南京男人都有一定的闲适之气，正是有了这股气，他们才不在乎别人喊他们大萝卜。

　　南京男人的健康心态，真是许多事都能随他去。天生的不在乎，既不逞能去当大丈夫，也不怕别人讥笑为小男人。大丈夫和小男人，统统都是小事，统统都不是事。南京男人的淳朴，是南京的风土人情造成的，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用人的一生来比喻的话，南京人总的来说，更像是个孩子，南京的男人就像是个大男孩。

　　不离开南京，真不太会想到南京男人的闲适。到了经济发达的城市，你会感觉到满大街的男人，都在瞪大着眼睛挣钱。在南京的大街上，你见到的男人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根本就不怕上班迟到。真要害怕迟到便早一些出门，把时间算得一丝不苟，那就不是南京的男人。南京的男人绝不会成天盯着手表看，对什么事都不顶真的人，自然也不会对时间顶真。在南京遇到的那种小肚鸡肠的男人，通常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斤斤计较，不是南京人的做派，更不是南京男人的做派。南京男人是性情中人，南京男人经常吃亏，吃亏也就吃亏了，占便宜的人也未必就能长生不老。

　　南京男人娶媳妇，找外地人的很少。外地的女人在南京定居，找男人也很少找南京的男人。南京男人不是死皮赖脸追女孩子的高手，因此南京大萝卜在婚姻市场上的行情，常常不被看好。

　　苏南的女人，在南京工作，她们若择偶，总是首先选择在南京工作的苏南男人，找不到了，最后才会退而求其次，勉强找一个南京的男人将就。外地姑娘找南京男人，仿佛在一开始，就憋着一股气。

　　如果外地姑娘坚持不肯屈就南京男人，或者淳朴的南京男人也生了气，不肯接受她傲气的话，便只有无可奈何地做老姑娘了。在南京的老姑娘，有不少就是因为眼高，看不上南京男人而耽误了青春。南京的男人大约也是牢记一条古训，所谓“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好高骛远不是南京男人的崇高品性。姑娘不爱我，我干吗要爱姑娘？再说，姑娘的眼光过高，一点也不可爱。

　　与此相反的，是在南京定居的外地男人，反而有很好的择偶机会。到南京来定居的外地人都是人精。这一点儿足以让土生土长的南京男人叹气，他们不能顺顺当当地娶到外地的女子，娶了外地女子也得忍辱负重，仍然被她们看不起，外地的男人却经常动他们姑娘的心思，打他们姑娘的主意。外地的男人动辄便跑到他们家的鱼塘里去钓鱼，动辄便跑到他们的后花园里去寻花问柳。

　　南京的女人对是否嫁给本地男人，并不特别看重，是亦可，不是亦可。于是不管苏南苏北，一旦分到省城南京来工作，那些快乐的单身汉们，便毫不犹豫马不停蹄，大胆老练地找南京姑娘谈情说爱。不是人物，轻易也不会来省城，既然能来混，猎艳的本事也不会太差。家花不香野花香，南京的女人有时候也难免好奇心，不说嫌贫爱富，有前途更好的男人可供选择，当然放弃南京大萝卜了。

　　南京男人也不真的生气。

　　南京男人真打光棍的并不多。

　　南京的小伙子，在谈起身边的女孩子时，从来不觉得南京的女性如何特别漂亮。这当然也是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是熟视无睹。南京人并不觉得自己的这一方水土盛产美人。在大街上的感觉也是如此，南京女人迎面而来，说南京女人丑不对，说南京女人如何漂亮，也不能算实事求是。其实，无论在什么城市，都能见到漂亮的和不漂亮的女人。可是，我却经常从一些外地人的嘴里，从一些外地作家的文章里，听到或看到他们对南京女性的美色，由衷地大唱赞歌。

　　我想这首先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事实是，一些具有历史能量的话语，可以先入为主地左右人们的思想，混淆人们的视听。譬如说“秦淮八艳”，又譬如说“金陵十二钗”，别处也有佳人美女，像西施、像王昭君，像杨贵妃，但是这些历史上的美女佳人，时间上隔得太遥远，都是上千年前的事迹，空间上也显得孤零零的，东一个，西一个，都是空前绝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不像南京这地方，要出美女，不仅是离今天挨得最近的大明朝大清朝，而且就跟搞批发似的，一掰手指就是八个，一张嘴就是十二个。当然有凑数字的嫌疑，可是别的地方的人未必就不想凑，像南京这样能凑出来的，也不容易。

　　什么样的女人才算漂亮，永远是一个扯不清的话题。漂亮不应该仅仅是一张脸，是一双勾魂的眼睛，是一只挺俏的鼻子，是一张樱桃小口，是三围的尺寸，是身高，是体重。美要是有了苛刻的标准，也就不称其为美。美永远不是选美大赛上的名次。选美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美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

　　说美人和说英雄不一样。英雄容易说。没人说得清秦淮八艳究竟如何美丽，没人说得清金陵十二钗怎样绝色。形容一个女子如何漂亮，无非国色天香，沉鱼落雁。可是人们偏偏只记住了秦淮八艳这几位。

　　秦淮八艳有别于历史上的其他美人，也许在于她们不像中国历史上其他的美人那样，专门是为帝王准备的。她们不承担亡国祸水的罪名，在爱情方面，她们享有较别人更多的自由。她们有选择的权利，换句话说，一般的男人可以爱她们，她们也可以爱上一个普通的男人。秦淮八艳和西施相比、和赵飞燕相比、和武则天相比，更多一些平民百姓的人情味。当然，秦淮八艳的真正意义，关键在于她们有不做亡国奴的骨气，在于她们很好的文化素养和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识。外在的美可遇，内在的美难求，时穷节乃现，只有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才能看得出一个人的节操。

秦淮八艳是一面镜子，桃花扇底看前朝，通过这八位不同凡响的风尘女子，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颓败，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虚伪和装腔作势。像钱牧斋和侯方域，都是名噪一时的大才子，这些才子都是先唱高调，最终却失节投机，走到他们平日所鼓吹的理想的反面去了，爬得太高，跌得就重。倒是秦淮河边的八位小女子，轰轰烈烈地唱了一曲正气歌，活活羞煞男子汉大丈夫。

　　我不知道林立果当年为什么要到南京来选妃子。帝王到南京来选美女，历史上就有传统。明嘉靖皇帝选妃，仅南京一地就选了六个美女，其中著名的有方氏和王氏。林立果现代选妃，这件事一度闹得南京人家喻户晓，或许最初并不是林立果的意思，只是手底下的人瞎起劲，但是他最终还是在南京将就着挑选了一位。

　　和历史上的许多美女一样，南京的女人常常无意中，便被卷入政治的漩涡，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林立果随着他的父亲林彪一起摔死在蒙古以后，南京人狠狠地谈论过一番选妃子的遗事。我曾亲耳听一位参加初选的女子谈起当时的情景，有一个小细节至今不忘，这就是要求被选的人得瘦，既要瘦，又不能有骨头。瘦而无骨，这就是美了，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刚上中学，尚未发育的男孩子，丝毫也不明白何为瘦而无骨。只记得那位参加初选的女子，伸出自己雪白的胳膊，说要这样那样，究竟应该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不太明白。

　　林立果没有当上太子，而且妃虽然是选了，据说连成婚大典，都没来得及进行。南京终于少了一位第一夫人，少了一位唱《玉树后庭花》的宠妃张丽华，少了一位伴随李后主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小周后。南京的美人注定不适合成为武则天和慈禧那样的女强人，南京的美人能成为秦淮八艳已经很了不得了。

　　美人和将军一样，是不应该见到白头的，美人迟暮与将军老矣，说到了便有感伤的意味。美人若活了一大把年纪，人们记住的，往往已不是她们的美丽。

　　南京著名的美人，说到了都有些感伤，秦淮八艳、金陵十二钗，共同的特点是都没有好结局。譬如张丽华和小周后吧，这两位不幸的美丽女子，历来都承担着祸水的罪名，仿佛陈后主和李后主所以不长进、所以会在南京当亡国皇帝，过错都在这两位能歌善舞的美人身上。张丽华从胭脂井里被扯了出来，被晋王杨广下令斩首，地点就在今天朱雀路上的四象桥，美人头落，这够惨的。可小周后的遭遇，却更惨，她随着亡国皇帝李后主被宋军带到了北方，在大宋皇帝的监视下，过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苦日子，还要被胜利者宋太宗“强幸”。

　　皇帝强奸妇女，说“强幸”已经是岂有此理，还要画成春宫画让人欣赏，可怜小周后何罪之有，竟然受这份羞辱。按照民间的说法，宋太宗作了如此的孽，临了便报在他后代身上，也就是后来的靖康之耻了。女人代男人受过，为国家捐躯，长久以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像南京这种屡经战乱的城池，妇女遭受过的污辱，远远超过别的城市。被称之为祸水的女人，不仅要承担亡国之因，还要接受亡国之果。中国历史上，南京经受的每一次战乱，同时也是南京女人的灾难。远的不说，1937年日本人打进南京城，就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历史材料记载，在1937年的12月，日本兵攻进南京城，在这场噩梦一般的浩劫中，遇难者达三十五万人，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

　　我在台湾一家酒店的厕所里，曾看见一条忠告男士的小标语，这就是提醒那些准备和女人打交道的男士们注意，女人的心理年龄永远不会超过四十岁。

　　对于南京女人来说，这种提醒还是略显保守。因为说老实话，南京女人的心理年龄，常常不会超过十八岁。往好里说，南京女人永远有一种青春活泼的健康心态，往坏里说，南京女人老是长不大。经常可以在大街上看见南京的女人和男士吵架。这是南京街头的一绝。南京女人不省事，不像南京男人那么怕事，吃了些亏，一定要把是非说清楚。南京女人不喜欢掩盖自己的感情。和南京女人在大街上吵架的，都是一些非常二百五的男人，因为南京人的心目中，在大街上咿哩哇啦地吵架，已经很不像话，何况又是和女人。南京女人尤其喜欢和那些与女人斤斤计较的男人抬杠。

　　南京女人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时，习惯直截了当。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绝不掩饰。外在的工作环境，往往决定了她们的工作态度，决定了她们的心情。譬如说，在宾馆里的小姐大都和蔼可亲，又譬如航空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招空姐，据说选择的结果，最满意的就是南京姑娘，理由是南京姑娘既勤快又温柔。在南京，你见到的女人，往往会给你留下不同的印象。银行里的小姐常常笑容满面，学校里的女大学生总是生机勃勃，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生活压力。而在菜场上卖肉的女摊主，弄不好就成了孙二娘，说话嗓门大，一言不和，粗话脏话脱口而出。南京国营小商店里的女服务员、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还有急诊室的值班护士，都是惹不起躲得起的人物，这些女人的心情总是不好，一开口，就是准备和别人吵架的样子。

　　不同的环境，造成了南京女人截然不同的性格，许多外地人都是错误地用这两种性格中的某一种来代表南京女人。结果是，有的外地人觉得南京姑娘特别温柔，有的外地人却觉得南京姑娘特别凶。

　　大大咧咧的南京女人，不仅可以成为好妻子、成为好母亲，而且可以成为好朋友。南京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心眼，想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南京女人随心所欲，年龄越大，对自己越没克制，越不在乎。年龄不断地长，她们身上的优点和缺点，便不断地放大和发展。南京女人从总体上来说，缺少的就是含蓄，也没什么太多的幽默。南京女人不会因为丈夫不能挣大钱，就看不起他，也不会逼着自己的丈夫去做官。南京女人就是成了女大款或官太太，本性也未必就改了多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