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五、香港学医

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继续在中央书院读书。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885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孙中山和他的香港同学都很关心这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老将冯子材率各路人马大败法军，取得了谅山大捷，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倒台。捷报传来，人心大振。不料腐朽昏庸的清政府不但没能乘胜追击，把法国侵略者赶出去，反而借口所谓“乘胜就收”，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中国从战胜国变成了战败国。战争的结局深深刺痛了孙中山的心，他后来曾经说过，正是从中法战争以后，他才开始“有志于革命”。
从中央书院毕业后，应该选择什么职业呢？他想起了在檀香山求学时读过的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一句名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他决定将来做个医生，用自己的医术来救济世人。1886年夏天，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学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现在的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是它的旧址。
博济医院创办于1835年，是亚洲最早的一所西医院。1855年附设医校，开始招收学生，只收男生，不收女生。1879年后才开始收女生。孙中山入学时，医学堂里有中国学生，有外国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奇怪的是，同学们在一起上课，中间却要用布幔将男生和女生分隔开。更不合理的是，学妇科实习时，只有女学生和外国男学生可以进手术室，中国男生却不准入内。孙中山认为这样做是歧视中国男生。于是，他径直去找嘉约翰院长，责问他为什么不准中国男生参加妇科实习。
“你们中国人不是讲‘男女授受不亲’吗？我们美国人没有这种习惯，所以不准你们中国男生参加妇科实习。”
“但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难道不应该改掉吗？”孙中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将来要做医生，难道中国女人生了病，我们中国的男医生就不该为她们医治吗？”
嘉约翰院长望着面前这个倔强的中国青年，不禁佩服他的勇气：
“好！我同意打破这个陋习，从明天起，你们中国男生也可以参加妇科实习！”
在博济医学堂期间，孙中山住哥利支堂十号，除了学习医学外，孙中山还博览群书。在他的宿舍中放置着他自己购买的二十四史全书，同学们嘲笑他，放这些与医学无关的书只是摆设。有一天，一位名叫何允文的同学从他的书架上随意取出一本，考问孙中山其中的一段内容，孙中山对答如流。何不禁吃惊，再试几本，孙中山都能流利地回答出书中的内容，大家这才叹服孙中山的知识渊博，将来定能成大事。他还喜欢研究三代两汉的文章，学校图书馆里有一部英汉对照的四书，他认为其中英译本较宋人的注疏还要明白易懂，便细加研读，因此他对中国先秦以来的政治、伦理哲学有了较深入的理解。他自己后来也曾说过：“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
在博济医院学医时，孙中山还请陈仲尧在课余为他讲授儒学。有一次，陈仲尧讲“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训，孙中山听了，觉得不对，和他辩论，说：“应该是‘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孙中山关于“知”与“行”的这一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他的重要的哲学思想，三十多年后，他专门写了《孙文学说》一书，详细论证了“知难行易”的道理。
孙中山在博济医院南华医学堂读书期间，也常常喜欢和同学谈论国家大事，其中有一个叫郑士良的同学，对孙中山的观点非常赞同。郑士良号弼臣，是广东省归善县淡水墟人，曾在德国教会办的礼贤学校就读，也信奉基督教。孙中山回忆说：“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色，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人甚为豪杰尚义，广交游，所接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后来，郑士良果然成为孙中山重要的革命同志之一，参与了第一次广州起义，并直接领导了惠州起义。
孙中山在博济医学校时期相识的好友中，还有尤列、杨襄甫、尹文楷等。尤列，别字少纨，广东顺德人，其祖父与父亲都曾有著述多种问世，为书香世家。尤列肄业于广州算学馆，曾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等职。其族人尤裕堂也在博济医院学习，为中山先生同窗，经他介绍，尤列于1886年得识孙中山，但这时他们之间的交谊还不深。杨襄甫比孙中山先来博济学医，后来做了传教士；尹文楷当时在博济医院任医务，兼翻译医书，他们都与孙中山很谈得来。
孙中山在博济医院医学堂只读了一年，1887年9月， 孙中山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该校于1913年并入香港大学），这是一所五年制的本科大学，师资、设备都比南华医学堂强。该校还有四位名誉赞助人，李鸿章也是其中之一。西医书院是何启为纪念他的妻子雅丽氏而创办的。何启是广东南海人，1877年留学英国，获外科硕士学位，并成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还娶了个英国姑娘雅丽为妻。1882年何启携妻回到香港，任香港议政局议员，不幸雅丽于两年后病逝。何启为纪念亡妻而开办雅丽西医书院，该院创办于1887年，孙中山是该院第一批学生。西医书院第一任教务长是英国人孟生博士，1889年孟生去职，改由康德黎博士继任。后来，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蒙难时，孟生和康德黎都大力营救，使孙中山脱险。
孙中山入香港西医书院的第一年冬天，他的父亲孙达成病重，孙中山和孙眉都回香山奉侍，从这时起，孙眉对弟弟爱护备至，凡是孙中山所需要的各项学习费用，他都全力支持。第二年（1888年）春，孙达成终于不治病故。
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结识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如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等。他们都不满现状，希望改良社会，经常在一起大胆地议论时政，批评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因而，其他一些胆小的人称他们为“四大寇”，不敢和他们接近，惟恐连累了自己。
陈少白，号夔石，广东新会人。他与孙中山相识，是经孙中山的国文老师区凤墀介绍的。当时，陈少白在广州格致书院就读，有一天，他有事到香港去，临行前，区凤墀对他说：“你去香港，我可以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恐怕同你见解很相合的。”说着，便为陈少白写了一封介绍信，陈少白见所写的人是孙中山。在香港办完事后，就由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牧师带着他到西医书院找到孙中山，果然，陈少白和孙中山见面后，两人非常谈得来。后来，孙中山为了能经常和陈少白在一起谈谈，劝他学医，但陈少白却犹豫不决。孙中山便自作主张替他报了名，还征得教务长康德黎的同意，陈少白就这样成了孙中山的同学，但比孙中山低两个年级。
尤列是孙中山在博济医院学医时便已认识的好友，当时相知未深，孙中山来香港求学后，尤列也常来和他相见，彼此成为知交。
杨鹤龄与孙中山结识最早，他是孙中山翠亨村的同乡，但出生于澳门的富豪世家。他在香港歌赋街开设有一间“杨耀记”商店，并在店内楼上特地辟出一间小室，作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聚谈革命的场所。有一天，孙中山和杨鹤龄、尤列、陈少白一同结伴到广州游玩，他们来到观音山三元宫时，触景生情，又把朝廷大骂一通。骂声惊动了宫里一名年已八十岁的老道，此人姓郑名安，曾做过林则徐的师爷，因看透清政府不可救药，隐居于此。这时，他听得孙中山等人大骂朝廷，心中甚奇，便招呼四人入内，询问他们志向所在，孙中山等答以革命排满，恢复汉族江山。老道听了，以手拈髯笑道：“满清气数未尽，此时不可轻举妄动，如要反满，必须联络会党，方能奏效。”随即告诉他们各地会党分布地址及组织情况，孙中山等人一一铭记在心。
1891年，孙中山还结识了一位革命志士，名叫杨衢云。
杨衢云是福建海澄人，受过西式教育，曾在船厂工作，后充任招商局船务书记长。他为人好讲义气，路见不平，不管是对方什么人，他也敢拔刀相助。
一天，孙中山上街，见一个英国兵酗酒闹事，凌辱中国人。这时，有一个青年人挺身而出，只三拳两脚，就把那个英国兵打倒在地。正在这时，来了几个警察，把那个青年扭送到警署去了。孙中山见了，心中很不平静，明明是英国兵酗酒闹事，怎么反而把挺身而出、维护正义的青年人抓了起来呢？他急忙赶回学校，请康德黎博士出面保护那个青年。康德黎也很热心，随即同孙中山一起赶到警署，把那个青年保释出来。这时，孙中山才知道，这个青年叫杨衢云，于是，孙中山和杨衢云也成了知心朋友。
1891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农功》，刊登于《万国公报》上。在这篇论文中，孙中山提出学习西方的现代农业生产方法，改善中国的农业。文章中说：

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酌西法，以复古初。委员赴 泰西各国，
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刻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
晓。每省派藩臬道府之精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知
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堕若何，何利应兴，何弊应革，招徕垦辟，董劝经营，定何
章程，作何布置；决不得假手胥役生事扰民，亦不准故事奉行，敷衍塞责。

孙中山这时虽然也抨击清政府时弊，但他还是寄希望于改良主义，通过改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在文章中还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富国强兵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孙中山在香港学医这几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他不仅在自己的宿舍、在“杨耀记”内和陈少白等人谈论革命，而且在同学家里，也高谈反满，言辞激烈，引起了同学家长的注意。
有一天，孙中山到同学关景良家中去聚会，关景良的母亲黎氏在雅丽氏医院工作，她见孙中山言论激烈，心中很是惊奇，便问他：
“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
“不！”孙中山回答。
“想做钦差吗？”
“不！”孙中山又摇摇头。
“那么，你是想做皇帝了？”
“不！”孙中山再一次肯定地回答她，“这些我都不想！我只想推翻满清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做皇帝更高更大！”
1892年3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孙眉从檀香山寄回近千两银的汇款，要他在翠亨村建筑新居。孙中山亲自动手设计，匠心独运，设计出与众迥异的新居，共用银九百一十四两。这座新居有几个特点，一是楼上前后有三条可通的走廊，左右有廊贯通全楼，无论左旋右转，均能回到原来的起点；楼下孙母住房和孙中山本人卧室，也可回旋贯通。二是正梁底下，由南到北，四堵墙都是在同一位置开窗，空气直接流通，这是当地风俗绝对不允许的。三是翠亨村所有的住房都为了讲究风水，一律座西向东，唯有孙中山设计的这座新居是座东向西，门口空地开阔。从孙中山设计自己家这座住宅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他反对封建迷信、主张革故鼎新的革命精神。
新居建成后，孙中山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悬于门首：“一椽得所，五桂安居。”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几年中，除了致力于医学专业外，还广泛学习课外各方面的知识。他的同学关景良回忆道：“总理在院习医科五年，专心致志于学业，勤恳非常，彼于日间习读医学，夜则研究中文，时见其中夜起床燃灯诵读。但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后乃知其思想受此二书之影响为不少也。”孙中山自己也自述“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又说：“文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与乡间老农谈论耕植，尝教之选种之理、粪溉之法，多有成效。”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对孙中山有很大的影响。达尔文是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他的进化论科学地证明了人和其它一切生物一样，都是从低级到高级逐渐进化来的，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孙中山迷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对基督教从盲目崇拜到产生怀疑，逐渐从一个有神论者转变成一个无神论者。
与许多宗教徒对宗教的盲目迷信不同的是，孙中山虽然受洗成了一个基督徒，但他并不是盲目地迷信，极端的虔诚，而是依然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事物有自己的判断。因此，当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立即对进化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对基督教开始怀疑。他说：“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淡薄。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亦未完全将耶稣教弃置也。”
后来，宋庆龄曾明确地说过，孙中山不是一个基督徒。她在一封信中说：“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他说这些话是听到我讲，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生们就被赶到教堂去做礼拜，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后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
从宋庆龄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孙中山、宋庆龄都不信仰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