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三十四、宣传民生主义

孙中山早在海外奔走革命时，就为革命成功后的国家建设长远目标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规划，一心希望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世界强国。但是，他的这一理想，却不为革命党人所理解，许多人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孙中山虽然做了临时大总统，却没有可能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在种种压力之下，不得已解除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只能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来呼吁实行他的民生主义。
就在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前一天，3月31日， 南京同盟会员举行饯别宴会宴请孙中山先生。他在这次饯别宴会上发表了《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的长篇演说。在讲话中，他首先提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接着，他说：“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是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
孙中山在这篇演说中还谈到引进外资的问题。他说：“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鸩毒；不知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惜。”
此外，孙中山在这篇演说中还简略地谈了节制资本的问题，他说：“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非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
孙中山先生的这一篇演说的前半部分，被译成法文后载于同年7月11 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后来又由法文转译成俄文，登载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涅瓦明星报》第十七期。列宁在该期刊物上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对孙中山的这篇文章作了评论。列宁十分赞扬孙中山的精神，称赞孙中山先生是“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称他的政纲是“带有建立共和国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民底真正伟大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对他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称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办法只不过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一个必定会促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国有化计划。列宁称孙中山是一个“主观社会主义者”。
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一贯言论来看，始终充满着对广大民众特别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尽管孙中山的主张中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的主观愿望是希望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状况，所以列宁说他是一个主观社会主义者，是符合孙中山的实际的，也可以说是给他的很高评价。
后来，列宁还在1913年 5月1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中国党派的斗争》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的民主派，虽然它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多缺点（富于幻想和不坚决──这由于他缺乏无产阶级的支持），却为唤醒人民，争取自由，争取比较民主的制度做了很多事情。”列宁既对孙中山的缺点作了中肯的批评，也对他的优点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孙中山解职后，于4月3日离宁赴上海，住在宋耀如家中。当年孙中山与陆皓东北上上书李鸿章时，和宋耀如初次相识，三人在一起促膝共话革命，终夜长谈，不觉已近二十年了。现在孙中山解职来上海再次相见，大有恍如隔世之感。
孙中山在上海时，又曾多次谈起他的民生主义。4月4日他在回答《文汇报》记者关于退职后何所从事的问题时表示：“政治革命今已告成，余更拟发起一更巨大之社会革命，此社会之事业不用兵力而用和平办法。”“余实为社会党人，颇信亨利佐治所操之主义。余固一热心之社会党人，深信新政府之必置此策于实行。然余所欲为之事非一年所能告成，至少需一百年也，且余欲使我改革之策普及于全国”。第二天孙中山在接受《大陆报》记者的采访时又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计民生优裕，故造筑铁路，使内地与各口岸航线联接，实为入手要图。”
4月9日，孙中山应黎元洪之邀抵达武汉。武汉三镇万人空巷，争睹中山先生丰采，各大街均张灯结彩。中山先生来临时，沿街爆竹齐鸣，民众夹道欢迎。黎元洪在欢迎宴会上盛赞中山先生功成身退，光比尧舜。孙中山在答词中也称赞黎元洪为武昌首义第一人，表示拥护黎副总统，共同建设民国。
4月10日，孙中山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上，又作了关于社会革命的演说， 在这篇讲话中，孙中山猛烈地批评了资本家的本性，他说：“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
4月14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仍宿于宋耀如家。4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及上海商界欢迎会上再次演说民生主义，他说：“近日吾人提倡民生主义，居然有起而反对者，其言曰：社会主义之实际，在欧美文明国中尚不能行，而况于中国乎？且今日外国之资本家，以金钱之势力垄断我国财政，苟吾国不极力提倡资本家，图实业之发展，以资本之势力抵制外国人，则当今经济竞争之世界中，无中国人立足地矣。听其言似亦有理，然彼辈之所以为此说者，盖未知民生主义为何物，故盲然为无谓之反对耳。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
4月17日，他在上海接见中国社会党领袖江亢虎时， 对他说：“对于社会主义深以流动鼓吹为一己之责任，仍申前说拟编辑讲义，定于六月一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此种社会主义学说甚多，不若普通演说数小时所可竣事。”
此后，孙中山离开上海经福州抵广州，并曾回香山翠亨村，在家乡留居三天，还重访了澳门镜湖医院。6月22日，孙中山为实现他的铁路计划事，又返回上海。
这时，北京发生了袁世凯违反《临时约法》逼走唐绍仪的事，蔡元培、宋教仁、王正廷等也辞去内阁职务，表示对袁世凯违法行为的抗议。有记者问起孙中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孙中山此时仍想维持大局，对袁世凯采取忍让的态度，他回答说：“时局虽少混沌，然亦无大变动。此时予以别有所图，故不欲干预时事。鄙意，欲握政权者既大有人，似尽可使之肯负责任。设时局竟不可为，余固不能坐视，惟目前则小小争执耳，不足虑也”。
唐绍仪内阁倒台后，袁世凯任命陆徵祥为第二任国务总理。因陆徵祥不隶属任何党派，故称为“超然内阁”。但陆徵祥的内阁名单未获参议院通过，后又对陆徵祥提出弹劾，陆徵祥竟不理政事，袁世凯再任命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总理职务。
孙中山此时为了实现国内的和平统一，致力国家建设，对袁世凯采取妥协的态度。他在对美国《独立杂志》特约记者李嘉白的谈话中说：“我个人的希望是：所有政党均应集中全力组织政府，并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我深知混乱将为国家带来危险，因之，我将运用我所有的影响力，以努力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幸福与我们资源的开发。”李嘉白在文章中说，在目前党争激烈、陆徵祥所提的内阁名单被参议院否决的情况下，孙中山的这种谦让态度是非常值得人们赞扬的。
这时，章太炎的统一党已经与黎元洪的民社以及原保皇党人徐勤等人合组为共和党，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居于多数党地位，以拥护袁世凯为宗旨，与同盟会对抗。宋教仁为了与共和党相抗争，实现其政党内阁的计划，便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小党，与同盟会共同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对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一事本来并不赞成，但这时生米已做成熟饭，也就只好顺从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
孙中山这时已应袁世凯的邀请，于8月18日从上海乘“安平”轮启程北上。黄兴本来也要同行，这时发生了一件张振武、方维被杀事件，黄兴对袁世凯心存疑虑，便没有同行。当时也有人劝孙中山不可北上，孙中山认为不可失信于人，决定北上，表示“予此次北来，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首义人员，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任军务部副部长，方维是湖北将校团团长，二人与黎元洪有矛盾，黎欲借刀杀人。他们于８月到北京后，黎元洪密电袁世凯，称张振武“飞扬跋扈”、“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要求将二人“立予正法”。袁乘机将二人不加审讯即杀害，随即又将黎的密电公之于众。把责任推到黎元洪身上。
事情发生后，立刻引起全国舆论的抨击，黄兴致电袁世凯，痛斥他“人权国法，破坏俱尽”。孙中山对袁世凯、黎元洪此举也不赞成，但为了顾全大局，主张平息风波。他在给黄兴的电报中为袁解释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
袁世凯逼走唐绍仪、杀害张振武，都是违反共和精神的行为，孙中山对袁世凯这种违法行采取宽厚忍让的态度，是错误的，只能助长袁的野心进一步发展。他体谅袁世凯“中央政府又不在行”，不懂得共和政治，采取顾全大局的态度，只能说孙中山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
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故意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孙中山。 他动用了天子出行的御辇，到车站迎接孙中山。
当天，袁世凯特来行馆拜会孙中山。袁一贯善于伪装，但在正直无私的孙中山面前，他竟然显得十分紧张。孙中山很大方地向他伸出手来，袁世凯慌得手足无措，连军帽、军刀也没有脱卸，一双手不知该拿什么好，直到入座，才想起来赶快脱帽、卸刀。
此后，袁世凯又同孙中山进行了十三次会谈。每次谈话都是从下午四点谈到晚上十一、二点，有几次甚至一直谈到深夜两点以后，谈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陪坐。孙中山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对建国方针的看法，袁世凯总是洗耳恭听，点头称是，从无异义。有一次，孙中山谈到“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心想袁世凯是大地主出身，一定会反对，不料，袁听后，连连点头称是，拍手叫好：
“孙公所言极是，‘耕者有其田’，理所当然，理所当然！”
事后，孙中山曾问梁士诒：
“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问题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这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他不但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
梁士诒回答说：
“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在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理也。”
袁世凯的这番表演迷惑住了孙中山，使他对袁的疑虑逐渐打消了，特别是袁世凯一再向他保证拥护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的态度，令孙中山感到欣慰。他觉得现在民国初创，百废待兴，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应该团结他，求大同，存小异，致力于国家的建设。所以，他曾对人说：“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他还当面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幻想袁世凯在十年内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
8月25日上午，孙中山出席同盟会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欢迎会， 途中见路上戒严，并无行人，惟有军警沿途布岗。便对袁派来的招待员傅良佐说：“鄙人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一二日即他去矣。”此后袁世凯下令撤去军警。
当天下午，在湖广会馆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再次强调实行民生主义，“约而言之，即在预防资本家压制贫民耳”。这天，孙中山以1130票的最高票数当选理事，后来又推他为理事长。孙中山只想专心从事于社会事业，不愿从政，要求辞理事一职。但各理事坚持挽留，孙中山只得保留理事，理事长一职请宋教仁代理。
这时，孙中山的心情是黯然的，他认为同盟会在政治上已经立于失败之地，改组为国民党也是枉然，他决意不再过问政党的事，甚至连一切政治问题，也暂时不想过问。他说：

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辞临时大总统，当时观察中国形势，已承认
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极为悲观，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持之三民
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实施，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弃一切，暂行置身
世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为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
时不独不愿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
但一般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
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
然放弃而已。

第二天，孙中山在接受《大陆报》记者的采访时，又隐隐地谈到了不必担心袁世凯背叛共和的问题，他说：“国民既欲共和，非当局之人所能强以所不欲。彼拿破仑之为皇帝，非拿自为之，乃国民欲其为皇帝。否则，虽有强大武功，不能为所欲为。故吾谓此在国民心理，我国民心理既造成共和，即将来绝无足虑。”
这说明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历史是由群众创造的，不是一两个英雄人物所能随心所欲改变的，纵然袁将来背叛共和，得逞于一时，也决不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袁世凯，就不必担心他将来是否会背叛共和国。孙中山的这番话表明，他的历史观已经具有唯物主义科学史观的成分。
第三天，袁世凯又在迎宾馆设宴欢迎孙中山，赴宴者达四五百人，宴席开始后，便听得一些北洋军官大声吵嚷，大骂同盟会，还骂孙中山是“孙大炮”，“大骗子”，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说大话”。袁世凯坐在席上不加制止，陆军总长段祺瑞也不作声，显然这是有预谋的。直闹了半个小时之久，孙中山也始终充耳不闻，谈笑自若，事后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孙中山的这种豁达大度的态度，使袁世凯的预谋没有得逞。
孙中山来京后，即电劝黄兴来京，黄兴于9月11日下午抵京。 孙中山在京期间还拜会了前清皇室摄政载沣，12日，溥伦在金鱼胡同那桐宅宴请孙中山、黄兴等人。9月6日，孙中山离京赴张家口，后赴山西太原、石家庄、天津、山海关、济南、青岛等地，于10 月3日回到上海。孙中山在各地参观过程中，不断演说民生主义，在济南的演说中，还强调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称“今欲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
孙中山在北京期间，接受了袁世凯授予的“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回到上海后，即着手组织铁路总公司。
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一周年纪念，也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孙中山特地为英文《大陆报》撰写了《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作为纪念。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对民生主义谈得更为深刻，他说：“民生主义之意义维何？吾人所主张者，并非如反动派所言，将产业重新分配之荒谬绝伦，但欲行一方策，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12日，他在上海报界公会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中，再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主张，他说：“利用外资，可以得外资之益，故余主张开放门户，吸收外国资本，以筑铁路、开矿山”。
10月14日起，孙中山连续三天，在上海社会党本部发表长篇演说，专门演讲社会主义。早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时，他就有到社会党演说社会主义的计划，因当时急于赴鄂，而演说社会主义又非数小时可解决问题，特地嘱咐江亢虎选择学识程度较高的五十人开研究会，给定两个月后再到上海来担任该研究会讲师，每天或隔天来会演讲一、二小时，以两个月为期，然后这五十人分别派往全国进行社会主义宣传。4月17日， 孙中山又对江亢虎表示拟编辑讲义，定于6月1日来上海逐日演讲，后因忙于他事，未能践约。此次返沪，中山先生重申前约，定于10月14日至16日，在上海三马路大新街中华大戏院演讲社会主义。事先由《民立报》、《天铎报》刊发广告，听讲入场券定为二千份。第一天听众达一千六百人，第二天达二千余人，第三天达三千余人，会场全满。
第一天的演说中，孙中山首先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历史。他说：“社会主义之名词，发于十九世纪之初”，“尝考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即为‘均产派’，主张合贫富各有资财而均分之。贫富激战之风潮既烈，政府取缔之手续亦严；政府取缔之手续既严，党人反抗之主张益厉。无政府之学说，得以逞于当时，而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遂湮没于云雾之中，缥渺而不可以迹。厥后有德国麦克司（即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他把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他说：“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者也。”他认为马克思的共产社会主义是需要数千年才能实现的事，他说：“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所能者，随在皆是。于是尽所能者，其所尽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为过量之需矣。”因此，要实现那样的社会必须人人具有很高尚的思想道德，但那是很远的将来的事，所以他认为“何必我人之穷思竭虑，筹划于数千年之前乎！”
孙中山所主张的是集产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他说：“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
可见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是主张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的，他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他还反对把达尔文主义的天演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则用到人类社会中来，主张“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阶级于无形”。
孙中山对社会党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今日社会党亟宜组成强有力之政党，握政治上之势力，而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还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流行伊始，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态度，与政府连络，共图进行。”从思想上来说，孙中山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党人，他自己就曾说过“余乃极端之社会党”，所以当他在任职临时大总统时，谭延● 禁止湖南社会党人开会，孙中山得知后大为气愤，复电申斥，并说“自苦政务太烦，不能躬任主持，拟令长子新自美洲回国者赞助其事”。
第二天听众达两千余人，孙中山讲社会主义经济原理，孙中山先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阿浑（即欧文）、佛利耳（即傅利叶）、卜南克（即路易?布朗）等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教训。然后指出：“社会主义虽为救拯社会疾苦之学说，其希望见诸实行，仍必根据经济学之分配问题而研究也。”
孙中山特别推崇美国富商卓尔基亨利（今译乔治?亨利）的土地单税法。亨利原为一水手，赴旧金山淘金而致富，创一日报，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认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其根源在于分配不当，主张土地公有。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
孙中山说：“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来，然试叩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购乎？故卓尔基亨利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其单税法，主要是国家从地价中抽取十分之一的税，以减轻其他苛税，而限制资本家，控制大资本的集中。孙中山的地价税，即由此而来。
孙中山认为马克思和亨利“一则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于是经济学上分配，惟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份子之利益，而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斯即社会主义经济分配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
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世界经济学共分两大派，一派是旧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人物；一派是新派，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旧派分配原则为土地、资本家、工人各分一份，谓之分配三分法；新派主张土地国有、资本国有的二分法，即国家、个人两重分配法。他说“一般学者深爱旧经济学之影响，反对社会主义，主张斯密亚丹之分配法，纵资本家之垄断而压抑工人。”“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麦（马克思）二氏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
第三天的听众达三千多人，会场爆满，孙中山讲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办法或政策。
孙中山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应以和平手段，而不应以激烈手段，因为中国尚未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防患于未然。他说：“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不必全法欧美之激烈对待，而根本学理，和平防止可也。”
至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他认为“主张土地公有，则规定地价及征收地价税之二法，实为社会主义之政策。”第二步，“将来工商发达，交通便利，”“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
谈到将来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孙中山充满感情地说：

最后，孙中山还描绘了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蓝图，他总结说：

孙中山的三天演讲，充满了爱国爱民的深厚感情，表现了他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孙中山在那样一个年代能够有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不论他的理想是否实际可行，都是应该受到称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