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二十七、 山雨欲来风满楼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山雨欲来风满楼。清王朝在革命力量的一次又一次打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
面对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觉醒和不满，清政府除了采取武力镇压的一手以外，也采取了安抚欺骗的另一手。从1901年起，清政府陆续推行了所谓“新政”，包括奖励实业、兴办学校、劝止妇女缠足等。1905年底又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制度，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企图以“君主立宪”为幌子， 使“皇位永固”。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姿态，欺骗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成立了各种拥护的组织，康有为的保皇会也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于是，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以外，又出现了一个“立宪运动”，他们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
1908年醇亲王载沣摄政后，为了维持面临垂死的清王朝，一方面罢斥权势煊赫的大官僚袁世凯，以“足疾”为名让他回籍休养，从而达到了把大权收回由皇室独揽的目的；另一方面继续声称要预备立宪，诏令各省于1909年内设立谘议局。第二年，各省立宪党人三次到北京请愿，要求在宣统三年召开国会，清政府被迫同意到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满足了部分立宪党人的要求。
1911年 4月，清政府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大权全部集中在皇亲贵族手中，载沣集权于皇室的阴谋彻底暴露，使立宪党人大失所望。他们再度赴北京上书，称“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这一要求被清政府断然拒绝，立宪运动也最终失败了。这样，一些对清政府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的人，也对清政府绝望了，革命成为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农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不断地自发组织起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仅从1906年到1910年间的五年内，就有广东钦州农民抗捐、广东香山县僧道抗捐、广东抗查户口风潮、广东大埔农民暴动、广东连州农民暴动、江苏清江农民暴动、江苏宿迁农民暴动、江苏如皋农民暴动、江西袁州农民暴动、江西抚州农民抢米风潮、河南密县长葛县农民暴动、浙江新城农民暴动、浙江乌程归安农民暴动、浙江武康农民暴动、浙江德清县新市镇警局被毁、浙江遂昌县农民暴动、山东莱阳农民暴动、陕西扶风农民抗捐、四川叙州府犍为县红灯教起义、湖南长沙抢米风潮、湖北武穴崇阳饥民抢米、安徽、江西红莲会起义、安徽南陵县商人罢市、直隶良乡饥民抢食、安徽宣城农民抢米风潮、奉天东安县农民抢米风潮、山西交城与文水两县农民暴动……等等。这些农民的自发斗争，没有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没有形成强大的反清革命风暴，但是其中有些斗争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1910年 4月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就是一个例子：
湖南在1909年发生水旱灾荒，粮食歉收。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致使米价从往年每升二十文左右飞涨到八十多文。广大灾民无法生活下去，相继流入城市，十多万灾民靠吃树皮野菜度日。1910年4月11日， 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一家四口被逼走投无路，全家投水自杀。
事情发生后，群众愤怒之中纷纷拥上街头，一齐哄到官衙，要求巡抚下令降低米价。抚巡竟然派兵镇压，杀死三人，打伤几十人。这一来，群众的激愤情绪更为炽烈，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头聚集起来，他们手持木棍、菜刀，捣毁了长沙城内的一百多家米店，将店内的粮食通通抢光。愤怒的群众还放火烧了清朝巡抚衙门、巡警局和大清银行。
1910年5月发生的山东莱阳农民暴动，也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这年5月，山东莱阳知县借口筹饷，强加捐税。农民要求用备荒的仓米代捐，但后来发现仓米已被官吏们私吞，乡民七百多人在塾师曲诗文的带领下，要求清算仓米和减轻捐税，遭到拒绝，酿成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参加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五、六万人，并很快波及到附近的几个县。
清政府在对内镇压的同时，对帝国主义者却卑躬屈膝。1910年2月， 俄国又向清廷提出六项要求，如不答应则“自由行动”。其中规定“中国长城以外，以及天山左右，俄人有权自由往来居留，及贸易货品，一概无税”。实际上是要把长城以外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俄国人还享有不纳税的特权。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决定接受，答应“照约办理”。这年４月，报纸披露清政府驻英、法公使致清政府的密电：各国在巴黎秘密商议瓜分中国一事。提出俄分蒙古、新疆、甘肃、直隶；日分奉天、吉林、黑龙江、福建；德分安徽、山东；法分广西、广东、云南、贵州；英分江西、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西藏。仅留陕西、河南两省置一个小朝廷。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后因美国坚决反对，瓜分之议才得中止。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川保路运动。
面对国内越来越激烈的反清斗争的风暴，清政府不得不扩大军备，但是，庞大的军备开支，加上本来就已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量外债，使得国库空虚，难以维持。清政府在４月15日以“改革币制”、“振兴东三省实业”为名，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向四国借款一千万英镑，条件是出卖粤汉、川汉这两条商办铁路的主权。为了尽快签订这笔巨额借款合同，清政府于5月9日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实际上，这是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而且，清政府一纸“劫收”诏令就夺去了商民的股权。这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义愤，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爆发了反对铁路收归国有的保路风潮，尤其是四川的保路风潮最为炽烈。
当时，中国的铁路，大部分都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只有少量的自主铁路，是由政府官办经营和兴建的。从1905年起，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路权、要求商办的热潮。几年内，江苏、浙江争办沪杭甬铁路，四川争办川汉铁路，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争办粤汉铁路，都获得了程度不等的胜利，办起了铁路公司。当地的绅士、商人乃至普通居民也募捐集款，有的省份已开始修建部分线段。清政府“劫收”商办铁路公司，和各省人民以及地方绅商、立宪派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使它自己处于各阶层人民的坚决反对之中。
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奉旨在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上正式签字。
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强行出卖铁路权益的行为，令广大民众对清政府的痛恨达到了极点，资产阶级立宪派也向清朝政府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各省人民纷纷采取各种形式，同清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长沙学生举行罢课，开会演说，“纷传某日焚某署，某日攻某城”，“风声鹤唳，一日数惊”，形势已接近起义。湖北汉口商民罢市，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时势，事事皆现死机”，和平改革“为理所必无”，号召人民抛弃一切幻想，准备和清政府决战。广东召开了粤汉铁路股东会，一致要求维持原案，力争商办。留日学生主张“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激烈，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在成都召开临时大会， 到会者约一千多人，群情激愤，很多人失声痛哭。会上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随后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人。保路会每次集会，到会者动辄成千上万，情绪异常激昂，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
同一天，清政府宣布粤汉、川汉铁路收回详细办法，规定粤汉铁路每股先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铁路获利之日起，于余利中分十年摊还。湖南、湖北、广东各路的商股，一律照本发还；四川省股款却不予发还，买工料的四百数十万两，只给国家保利票。这样，广东和两湖三省因获得补偿，保路风潮逐渐平息，独四川股民一无所获，因此保路风潮愈演愈烈。四川革命党人朱之洪，以重庆代表身份到省城成都后，便与成都党人曹笃、方潮珍、曾昭鲁、张颐、刘裕光、龙鸣剑等人秘密商量，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各路同时发动起义，省城成都也乘机响应。随后各人分头去做准备。
8月4日，川中革命党人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联络四川袍哥首领秦载赓等于资中罗泉井开会，决定成立保路同志军，乘机起义。议定本月间在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发动，“外以保路为名，内行革命之实”。龙鸣剑是留日归来的学生，在日本时即已加入同盟会。
8月18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和湖广总督瑞● 电奏“责成赵尔丰懔遵迭次谕旨，严重对待”，要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运动。9月2日，清廷准端方带兵入川查办弹压。
8月23日，成都举行了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 停纳捐税以表示抗议。数十个州县闻风而动，卷入了罢市斗争，并很快发展成为全省性的抗粮抗捐运动，金堂、新繁、彭县、灌县等地发生群众暴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端方和清廷的压力下，为保自身地位计，转而实行残酷镇压的手段，他以开会为名，把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张澜等五人骗进督署，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径，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抗议，要求释放各位代表。狠毒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三十二人，从城郊赶来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造成了流血大惨案。
赵尔丰的血腥镇压不但没能使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极大愤怒，附近各州县的民团纷纷起来，约有数万人将成都团团围困，清军闭门拒守。革命党人曹笃与朱国琛在大木板上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自保自救”二十一字，放到江中，一时间传遍沿江各地，一、二天内，革命党人集合同志军六千余人，环双流地区，有八个县，均响应同志军。９月中旬以后，各地同志军纷纷打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9月25日，王天杰和吴玉章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人士开会，宣布荣县正式独立，建立革命政府。在荣县独立的影响下，彭山、眉州、青神等十多个州县相继独立。
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曲，它有力地鼓舞了湖北、湖南等地革命党人的反清斗争，标志着一场更加深刻、更大规模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