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九、 广州起义

孙中山和邓荫南等到了香港之后，立即召集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同志，与他们商量扩大兴中会、发动起义的事。他们租下了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为总会所，对外挂“乾亨行”的招牌，以经商作为掩护。这个名称是新入会的会员黄咏商所提出，黄也是香山县人，他深研《易经》，易卦第一卦为“乾”，“乾”为天，“亨”为通，《诗经》中有“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句，用“乾亨”之名，意为“顺天应人，通达无阻”，以为革命必胜的象征。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1895年2月21日举行了香港兴中会成立大会。 香港兴中会的《宣言》较之檀香山兴中会的《宣言》语气要温和得多，以便掩盖其推翻清廷的真实目的。除了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尤列、杨鹤龄等老友外，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等也加入了兴中会。接着，孙中山又同陆皓东等到广州建立了兴中会分会，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宸、朱淇、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等一批早期兴中会的成员也先后加入。
随后，孙中山等开始联络会党，与他们共谋举事的计划。他派郑士良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的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又派人联系惠州、潮汕等地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注意争取国际友人和外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在一次慈善团体举办的宴会上，经康德黎介绍，他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当时梅屋庄吉在香港中环大马路28号开设一家照相馆。孙中山认识梅屋庄吉后，就特地登门去拜访他。孙中山对他说：“康德黎老师对我说过，你是爱中国的，是关心亚洲人前途的人。对此，我十分相信。”
“孙先生过奖了，凡是有意关心亚洲前途的人，无论什么人，都会这样的。”梅屋谦虚地说。
“但是，睡着的人太多了，你不感觉到吗？所以欧美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孙中山又补充，“如果是狮子，要醒起来才有用，睡着的虽不是整个中国国民，但眼睛被蒙蔽，不管事的人实在太多了。”
孙中山缓了口气，又接着往下说：“这就是清朝的腐败政治所造成的。在中国所谓清国只是一个名称，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实际上等于没有国家。不改变这种状况，将来沦为白种人奴隶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
康德黎为了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特地把梅屋庄吉介绍给他，以便购买革命所需要的武器，这在梅屋庄吉是很容易办到的，并且可以把武器藏起来。为此，孙中山需要把话对梅屋庄吉说明白。他对梅屋说：
“不打倒清朝政府，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梅屋先生，你愿帮助我们的革命事业吗？”梅屋考虑了一下，很坚定地说：“我的志向和你一样。你发动吧，我愿意帮助你。”这是孙中山和梅屋庄吉的第一次交往，以后，梅屋庄吉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给予巨大的帮助，成为他终身的忠实朋友。
孙中山取得了梅屋的支持后，萌发了寻求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的念头。3月1日，经朋友介绍，孙中山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对此，中川曾给日本首相原敬写过两封信，谈及此事。
3月4日，中川写信给原敬，信中写道：本月1日， 有清国人姓孙名文（西医）来馆，该人正欲颠覆现政府。当前缺乏武器，需要步枪二万五千枝，手枪一千枝，欲求代为筹措。起义的举事者乃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亦有哥老会。党人数目现难以明言，原因是一有行动立刻就要被发觉，但是，只要一旦发难，必定四方响应。中川又问：起义成功之后，谁为“总统”？孙文答以尚未考虑，若能承诺给与前述武器，则立即往各地招募党员。中川在信中对原敬说：孙中山“即使举事的步骤与手段已经定下，其举事能否成功，尚有怀疑。尤其在清国，自古农民起义，渐渐酿成革命，一旦爆发，前途为何，亦难审知。考虑到像孙文这样的壮年人，毫无经历，难以令人放心。”信中，中川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孙中山的险恶用心，他说：“若使清国兵力多聚于北方抵抗我，他们在南方举事，可使之有后顾之忧，是为削弱其势力之一策也。”
4月17日，中川又给原敬写信，告诉他孙中山后来又“时时来馆”， 提出要日本给予援助。中川在信中说：“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空中楼阁而已。”日本虽然想利用南方的反政府势力以达到罪恶目的，但他们不相信孙中山能有多大作为，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这时，甲午战争已经结束，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全国各地响起了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呼声。孙中山趁机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面的礼拜堂设立了秘密机关和接待站。
3月13日，孙中山与杨衢云等人在香港开会，筹划广州起义。 大家商议决定由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军务，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共同参与；杨衢云在香港负责后方接应工作，黄咏商、谢缵泰等人做他的助手。
3月16日，兴中会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参加起义的人从香港乘船到广州发难， 陆皓东还提议用他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的革命军旗，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孙中山提议兵贵精不贵多，主张只要敢死队百人奋勇首义，便可成功。他认为广州的清军太平日久，思想麻痹，绝无防备，只有几个衙役守守衙署大门而已。孙中山计划以五人为一队，佩足长短枪械及炸弹，进攻督署，直入督署后面的官眷卧房，把总督、巡抚等主要官员捉住或杀掉，全城就无人发号施令。再在关键的要道如双门底、惠爱街等地设以伏兵，以防城外援兵增援。广州的街道宽只有数尺，投掷炸弹爆炸，使楼屋倒塌，砖瓦堆塞，援兵就不能通过。进攻衙署任务完成后，分头放火为号，以壮声势，如此大事可成。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孙中山的计划太冒险，人数过少，偶有闪失，必然导致全军覆没，没有同意他的计划。
经过研究，大家决定改用分道攻城的方法，预定由香港率领会党三千人于前一天晚上乘夜轮赴广州，以木桶装短枪。瞒报过关，次日早晨到广州后，齐用刀斧劈开木桶取出枪械，首先向各重要衙署进攻。同时，埋伏水上及附城的会党，分北江、顺德、香山、潮州、惠州等大队分路响应。
但是，起义的几千人马突然涌向省城，不但驻地难觅，而且容易走漏消息。孙中山提议定在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天举事，因为重阳节是广东习俗扫墓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各地名乡的大族人家，其子孙成百上千，他们不惜远道结队雇船，举着灯笼，打着旗号，大书某姓某族扫墓字样，成群而来，这一天参加起义的人便可以混杂其中，不会引起清军的怀疑了。于是，一致决定把起义的日子定在1895年10月26日，即农历九月初九。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大家认为发难在即，需要推选一位会长来领导广州起义。10月10日，兴中会总部选举总会长，名叫“伯里士登德”，即英文President，意即总统。 意思是若起义成功后，总会长就任大总统。陈少白回忆说：

一开会议，当然一致通过举孙逸仙当总统。通过之后，大家就同孙先生拉手，恭喜道贺。这件事情办好，孙先生就想先到广州，预备不再到香港来了……。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先生说，可否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以后到省城，事情办好了，再还给先生。孙先生听了这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生地位之争，非常痛心，精神也受了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所以就约了我同郑士良三个人开一个会议。郑士良听到孙先生说明上面的事情，他就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了他不可！’当时我就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们还能起事吗？照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 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当总统是没有关系的。’孙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当天晚上再开一次联席会议，出席的人当中，还有一个英国人 和一个美国人（系化学师），是孙先生由檀香山约来的。在会议席上，孙先生就自己提出来，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在事前我们既然说妥了，会议表决，也无异议，让给杨衢云做总统。

杨衢云当了总统，首先给自己编了一支总统卫队。规定卫队队员与各队领队的待遇一样，即先发饷，发手枪，而且都是好枪，每人还发一块钟表。而其他起义战士发的枪，长短不一，还有不少是不能用的坏枪。各队领队很不服气，同杨衢云争起来，声称不给他们换好枪，重阳那天就不带队去广州。到了初八（10月25日）这天，杨衢云在香港因为指挥不动，急忙打电报给孙中山说：“货不能来，请延期二日”。
第二天就是重阳节，陈少白回忆说：

到初九日，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马上跑到农学会，等了好久，并没有消息。绿林首领、军队首领、民团首领等都来讨口令，等命令，而孙先生却还没有来。本来香港船在早晨6点钟就应该拢岸了，我们一直等到8点钟，才见孙先生形色匆匆的拿了一个电报来，一看是杨衢云打来的。电报上说：‘货不能来’。我就同先生商量这事怎样办呢？我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吧！’孙先生也以为然。一方面就把领来的钱，发给绿林中人，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同时马上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诸事办妥以后，孙先生就同我想方法，觉得现在处境很危险，不走开，恐怕过了期，不能动身，还是离开广州。孙先生说自己有事要办， 叫我先走，我就在当晚乘‘泰安’夜航船回到香港去。

杨衢云在香港接到孙中山的电报，这时七箱军械已经下船，这天是星期日，按香港的惯例不能起货，违者处罚。他复电孙中山“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杨衢云明明知道不能去广州了，仍令朱贵全、丘四率四百人登船。
这时，广州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朱淇在家中起草起义的《讨满檄文》，被他的哥哥朱湘发现，朱湘生怕连累自己，便向官府告发，于是清兵有了准备。然而，两广总督谭钟麟却是个昏聩的官僚，清兵统领李家焯向他报告有人要造反，他还不相信，问道：
“党首是谁？”
“孙文！”
“孙文？”谭钟麟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孙文乃狂士，一介书生，其创农学会，李少帅（指两广总督李翰章）且助之，焉能造反？”
李家焯虽然不敢说什么，但心中不服，他继续布置派人严密监视起义者的动静。
自从兴中会在香港密谋广州起义以来，香港《德臣西报》已略有所闻，曾发表过有关可能发生起义的消息。香港总督也有所闻，议政局议员韦玉也将消息电告粤督谭钟麟，请他注意戒备。谭钟麟得电后，因电文中没有指明何人所为，无从办理。李家焯则道听途说为孙文起事，曾禀告谭钟麟。谭钟麟认为孙中山是教会中人，万一弄错了，得罪外国教会，担罪不起，令李家焯不可卤莽从事。李家焯便在重阳节这天派人监视孙中山行动，不敢随意抓捕。初九这天，王煜初牧师举行宴会，孙中山仍若无其事地与区凤墀同去赴宴，路上遇到李家焯派来的很多兵勇，区凤墀很惊奇地对孙中山说：
“今天的兵弁为什么这么多？”
孙中山笑道：“这是派来侦察我的行踪的吧！”
区凤墀听了，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
孙中山反而问他：“路人都说我孙文要举事，你没有听说吗？”
李家焯的营勇因为没有得令拘捕孙中山，反而被孙中山识破，只得相顾而去。孙中山谈笑自若，旁若无人。
第二天清晨，当朱贵全、丘四等四百人从香港抵达广州码头时，被李家焯的营勇当场全部捕获。起义者的七箱枪支全被杂货压在下面，临时根本无法取出，木箱内的二百多支手枪和弹药也悉数被缴获。这时谭钟麟才相信孙中山果然要造反，急忙调遣长沙营勇一千五百人回广州防卫，并令李家焯出动大批军队四出搜捕。这时，孙中山和陆皓东正在省河南一个秘密机关里，听到清兵出动搜捕的消息，急忙准备转移。陆皓东主动提出，要去云岗别墅焚毁兴中会名册，以免落入朝廷手中。孙中山与他约定：黄昏在水鬼潭码头会合，一同离开广州。
陆皓东离开后，郑士良拉着孙中山就要走，孙中山却处之泰然，不慌不忙地烧毁文件、名册。郑士良不能留下孙中山一个人，只得慌里慌张地帮他处理善后，随即又催孙中山快逃。孙中山镇定地对他说：“帮我去找件苦力的衣服来。”郑士良匆匆找来衣服，和孙中山都换了装，这时，孙中山才不慌不忙地对他说：“走吧！”
出门后，孙中山不但不避开人，而且故意朝人多的地方走，这才走到人群嘈杂的码头。黄昏时，孙中山来到水鬼潭码头，他等了很久不见陆皓东的身影，知道凶多吉少，只得独自登上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叫船老大开往顺德乡下。行驶途中，舵手对这一带的航道不熟悉，孙中山叫他让开，由自己掌舵。他对这一带的航路非常熟悉，孙中山平日注意研究广东地理，以便将来起义所需，这时就派上了用场。当晚到达北水乡尤列老家，住在兴利蚕子公司。这个公司由尤列、陆皓东、周昭岳合资创办，名为制蚕，实际上是秘密机关。孙中山以前常来此小住，因此非常熟悉。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不敢久留，继续驾船沿河南下，下午到达香山县崖口乡四姐妙茜家里。崖口乡离翠亨村不远，家人闻讯赶来相见。当时檀香山华侨陆文粲恰回翠亨结婚，便主动提出护送孙中山母亲、夫人等赴檀香山。随后，孙中山继续驾船驰往唐家湾，直奔他在檀香山时的老同学唐雄家里。然后，他又从那里乘轿子去了澳门。澳门朋友费尔南德斯已经得知广东官府通缉孙中山的消息，就帮他改扮女装，并护送他到香港，与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会合。
陆皓东赶到云岗别墅，处理完文件名册后，正要撤离，大队清兵已经将云岗别墅包围，他和程耀宸、程奎光、程怀等六人被捕。陆皓东、丘四、朱贵全等慷慨就义，程奎光被六百军棍活活打死，程耀宸死于狱中。陆皓东牺牲前，在供词中表示：“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后来，孙中山听到陆皓东遇难的消息，十分悲痛，他称赞陆皓东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