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三十七、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在上海见南京讨袁很快失败，就与胡汉民乘船到广东，图谋重来。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电告香港情报人员暗杀孙中山，电文说：“匪首孙文，前日乘德公司船赴粤，望速密商宝璧等舰，佯往欢迎，接赴粤省，诱上舰后，出口处死沉海。执行人员除补官赏勋外，并奖洋十万元。”
8月3日，孙中山所乘的德国轮船“约克号”到达福建马尾，日本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少佐上船见中山先生，告诉他广东讨袁已经失败，陈炯明逃往香港，福建又不能久留。建议中山先生乘日轮“信浓丸”至台湾转赴日本，该船船长邵宽四郎是其挚友，外界无人知晓。孙中山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次日赴台北，由日本总督派人接待，下榻于梅屋敷，即现在的台北中山北路“国父史迹纪念馆”。梅屋敷是日本料理店，中山先生在这里受到日本警方多名警卫保护，因此外人无从知晓。
8月5日，孙中山即离台北前往日本，在台期间日本政府曾致电台湾总督，要他婉劝中山先生转往日本以外的其他地方。但孙中山不顾日本政府的婉拒，于8月8日抵达日本门司。在途中，他曾致电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等，告诉他们“希在日暂住，俾便指挥”。这时，日本的山本权兵内阁准备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不准孙中山登陆。犬养毅认为孙中山上次来日本时，大家那么热烈地欢迎他，现在革命失败了却如此冷待他，太不应该，决定亲自去找山本权兵首相和牧野外相交涉。山头满也认为如果不让孙中山登陆，让他去了美国就不好了，决定派萱野长知到神户去接孙中山。
第二天，孙中山乘“信浓丸”抵达神户，萱野长知先上船与孙中山见面。后来，寺尾亨、古岛雄一等人也上船与孙中山见面。古岛并告诉孙中山，他临来前已接到犬养毅的电报，说山本权兵首相已经同意让孙中山上岸，但要求保守秘密，不要公开。晚上天黑下来以后，孙中山才由萱野长知带领，乘小船到兵库造船所海岸登陆，隐居于神户诹访山的一座小别墅中。
8月17日夜，日本政府又安排孙中山乘小汽艇移居东京，并派便衣警察护送， 在横滨的富冈海岸登陆，换乘汽车到东京。1984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118周年时， 日本政府特地在富冈建立了一座孙中山登陆地纪念碑。
孙中山在东京住在赤坂区灵南坂町二十七番地头山满的邻居海妻猪勇彦家，孙中山和他的厨师使用四间房间，另三间供四名便衣警察使用，他们在海妻家设立了“询问处”，不分昼夜地警戒，白天、晚上各派二名守卫，深夜再设一名通宵守卫。所有来探望孙中山的人，必须先进入头山满家，穿过狭窄的空地后，才能到海妻家内部，在便衣守卫的询问处，拿出名片求见。据海妻玄彦氏回忆：“便衣将此记下，再拿到孙中山的房间征求是否接见，如同意见面，我们隐约看到来访者在询问处，接受便衣从口袋四周触摸搜身，看看是否有暗藏凶器及危险物品等，完毕后，再脱鞋，从便衣处旁边，穿过十二、三张榻榻米的走道，到孙文房间的外面，叫了一声，打开房门，再进到孙文的房间，通道是如此的严格，至最后都是照着这样做的。”孙中山为了避免警察的监视，有时把隔壁二十六番地的头山满家作为他的通信地址告知与他通信的人。
孙中山来日本时，随身带来六个大皮箱，别人误以为他带了很多钱来。后来打开一看，六只皮箱里装的几乎都是书。他在日本期间的生活费用，由日本财阀、福冈实业家安川敬一郎每月提供一万日元。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肆无忌惮了。他变本加厉地镇压一切敢于反对他的人，干出了一系列扼杀共和、实行独裁的勾当。袁世凯在南方镇压了国民党人，在北京却保留了国民党总部。二次革命期间，北京的国民党总部由议员吴景濂代理总理，袁世凯令军警检察处致函国民党总部，要求开除黄兴、李烈钧、陈其美、柏文蔚等人的党籍，吴景濂只得照办。袁世凯还先后枪杀了徐秀钧、伍汉等国民党籍国会议员，逮捕了赵世钰、褚辅成等八名国民党籍议员，议员的法律保障权被袁世凯破坏无余。对于国民党员占多数的国会，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要尊重议员的权利，他的目的是要国会选他当正式大总统。
为了早日当上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等不及先制订宪法，再选举总统的正常程序。他指使梁士诒收买一批议员，于9月18日凑成公民党作为他的御用党， 公开声称该党的政策首在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并在国会内大肆活动。袁世凯又示意各省区的“军政长官”通电要求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10月6日，国会在袁的压力下匆匆选举， 袁除了公民党在会场内充当打手外，还派出便衣军警及地痞流氓数千人，自称“公民团”，在会场外严密包围，狂叫“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国会议员们忍饥挨饿，滴水未进，从早上八时直到晚上十时，前两次投票袁均未能当选，第三次投票才将袁选为“总统”，会场外面的“公民”们才在一片“袁大总统万岁”的呼啸声中撤走。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便决心把国会一脚踢开。11月4日， 他以国民党议员和李烈钧有联系为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
进步党人本来是国民党的对头，对于解散国民党是拍手称快的，以为从此国会便是自己的天下了。后来看到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才发觉袁世凯的意图不仅在取消国民党，简直是在取消国会。于是，剩余的国会议员便向政府提出质问：“究竟政府方针，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袁世凯不想恢复国会，也不想承担解散国会的恶名。10月26日他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以取代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索性宣布取消国会， 各地的省议会也随即通令取消。
3月，袁记“政治会议”决定召开“约法会议”，到5月1 日即炮制出一部《中华民国约法》。这部袁记《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跟专制皇帝相似的程度：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这样，孙中山所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临时约法》，也被袁世凯冲溃，民国只剩下一块招牌。
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听到这些消息，无不义愤填膺。这一年冬天，东京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许多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困难境地。孙中山感到自己身为革命党领袖而无力相助，深感内疚。他在给南洋革命党人写的一封信中谈到：“流亡日本之革命党人，经济困难，衣食亦多不能顾。连日大雪，在东京之亡命党人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望南洋党人速筹款相助，以解困境”。处在这样的逆境之中，很多革命党人对革命已经失去了信心，有的甚至公开声称“十年不谈革命”。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灰心，他冷静地分析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袁世凯固然有力量，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认为当时“南方有兵十五六万，有财数千万，有土地六七省已宣布独立”，如果及时发起讨袁的战争，未尝不能打败袁世凯。陈其美也说：“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到江西，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问题在于国民党内部的涣散，不听命令，各行其是。他说：“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经过痛苦的思考，孙中山决定丢开国民党重建一个有统一意志、绝对服从命令的新党，他说：“国民党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这个党我不要了。”
为此，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廖仲恺、柏文蔚等同志多次谈论成立中华革命党再图大举事。但是，在建党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孙中山主张为了使中华革命党真正能有统一的意志，每个入党的人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党的领袖，并要在誓约书上盖上手印。他说：
“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也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的路上走去。”
黄兴则表示：
“建立新党我赞成，但应该服从党的主义，不能服从党的领袖一个人，那样做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再要盖指印，岂不是像犯人了吗？”
孙中山解释说：“不服从党的领袖，服从党的主义就是一句空话。至于要求盖手印，是为了昭示信誉，让每个人牢记自己的誓言。”
宫崎寅藏在他们二人中间竭力调解，他在给宫崎民藏的信中说道：“孙、黄两先生的意见、感情不融洽，是一大憾事。孙先生采激进说，黄先生采隐忍论，而且在感情上，似有不容易和洽的冲突。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当然孙、黄之间，并没有敌意。”
孙中山提出要全党服从他个人，固然有悖民主精神，但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孙中山在写给南洋革命党人的信中谈到这样做的原因时说：

由此可见，孙中山要求全党服从领袖个人，并不是专制独裁，而是针对国民党的涣散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说也是可以的。黄兴所谓要服从党的主义不能服从党的领袖个人，其实就国民党而言，许多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党的主义，当然也就谈不上服从，所以孙中山才有“再举革命，非我不行”的思想。但是，孙中山不是用正确的思想来统一党员的意志，而是企图用按指印并宣誓“如有贰心，甘受极刑”的办法来迫使党员服从他个人，这种做法只能是一种倒退到旧式会党的落后办法，实际上对于党员也是没有约束力的。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举行了第一批中华革命党入党仪式，这天加入的有王统一、 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等五人。以后每个月都有人陆续加入中华革命党。10月，戴季陶、陈其美、田桐、钮永建、范光启等二十三人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张静江、蒋介石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11月在东京入党的有邓铿、林虎、何天炯等五十七人，在上海入党的有韦玉、廖轰等；12月在东京入党的有熊秉坤、夏重民、邵元冲、林森、谷正伦等113人，在上海入党的有陈复元等10人，在大连入党的有陈德良等6人。
当时有一些国民党人也因不赞成绝对服从党的领袖及按手印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如李烈钧表示“以牺牲自己自由附从党魁为屈辱”，柏文蔚虽已加入，后来受他人影响，也有所动摇。陈炯明在南洋，孙中山数次写信相邀，也不肯加入。为此，谭人凤、柏文蔚、胡汉民等人为了促成党内团结，在东京开会研究解决办法，商定将“服从孙先生”一句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总理”，不管他是哪位先生，只要大家共推他为总理，就要全体服从。但陈其美坚决反对，认为“过去的失败，就是因为不服从，现在要改动这个词句，还是没有服从的决心”。孙中山也坚持自己的主张，表示“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的。”因此，誓词中的这句话仍然不改。胡汉民、廖仲恺等三十余人于1914年5 月加入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一批原同盟会和国民党的老党员，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他们另组了一个“欧事研究会”，其中有李烈钧、熊克武、林虎、邹鲁、陈炯明、蔡元培、林森、谷钟秀、吴敬恒等。
1914年6月23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开选举大会，出席八省同志代表， 选举孙中山为总理。7月8日，在筑地精养轩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三百余人。孙中山当众宣誓，由胡汉民主盟，陈其美、居正为介绍人，誓约书如下：

其他人的誓词中“统率同志”改为“服从孙先生”，“慎施命令”改为“服从命令”。本部组织下分五部：

会上还公布了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总章共三十九条，其中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本党进行秩序分三时期”即军政、训政、宪政时期。还把党员按入党先后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三类，规定“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未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
以上规定比起同盟会的章程来，显然是倒退了。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没有认识到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清政府，并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因而放弃民族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三民主义只剩下二民主义。此外，把党员按入党先后分等级并享有不同待遇的做法，背离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宣传的国民公仆思想，含有封建色彩，助长特权思想，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行为。
黄兴坚持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写信给孙中山，认为要党员服从领袖个人的做法是“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中山复信说要想建设一个真正的民国“非行弟之法不可”，劝黄兴“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并希望“此后彼此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
黄兴从此不再复信，于1914年6月底启程赴美，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行前， 孙中山为他设宴饯行，并题赠一幅对联：

1923年初，孙中山又以此联书赠蒋介石。
讨袁结束后，黄兴于1916年7月上旬回到上海，同年10月31日，因患胃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不治而逝，年仅四十三岁。当年12月23日，以国葬大典安葬于湖南省岳麓山之阳。孙中山在上海曾三次致祭黄兴，并题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