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五十八、北上罹病

商团平定以后，孙中山再次准备全力北伐，正在这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伪总统曹锟，推翻了北京的直系政府。
北京政变的发动者是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冯玉祥字焕章，是直系重要将领之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取得河南督军地位，其时吴佩孚驻军洛阳，冯与之意见不合，被改调陆军巡阅使的空衔，因此对曹、吴心怀不满，矛盾很大。冯玉祥对孙中山素怀敬仰，与国民党人也有很多接触，孙中山曾派孔祥熙把他写的《建国大纲》送给冯看，请他提意见，并说，如果冯玉祥认为《建国大纲》有什么不妥之处的话，可以任意修改；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么这个大纲就是将来建国的纲领。冯玉祥读了以后，很受感动，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表示无条件服从，并通过马伯援向孙中山表示：我现在军力微弱，一旦兵力强盛后，将会有所行动。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军总司令。他借口塞外寒冷，士兵缺少寒衣，粮饷不足，迟迟不肯进兵。同时，暗中与段祺瑞联络，计划倒戈驱逐曹、吴，但要求段祺瑞提供十万军饷。段祺瑞无力筹款，便致电张作霖，张作霖立马汇给段祺瑞关外奉票一百万，折合国币十五万，由段祺瑞转交冯玉祥。冯玉祥决定倒戈后，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暗中策划，教育总长黄郛也暗中参与，直隶督军王承斌因为对吴佩孚削减其所部二十三师实力一事不满，对冯玉祥的举动也表示支持。10月初，正当直奉双方在山海关一带大战之时，冯玉祥与奉军司令李景林协议，双方罢兵各回原防。随后，冯玉祥便于10月19日与胡景翼各率所部偷偷返回北京。行前，他向部队宣布：“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
22日，冯玉祥的先头部队鹿钟麟旅抵达北宛。当天深夜，鹿部会同留守的蒋鸿遇部到达北京，孙岳的部下打开安定门迎入，冯军立即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车站等要地，并包围了曹锟的“总统”府，解除了卫队枪械，“首都革命”一举成功。
北京政变前，与冯玉祥保持联络的国民党同志曾几次催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孙中山答应事成之后北上。北京政变成功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致电段祺瑞、张绍曾、王士珍、唐绍仪及全国将领和各省督理，主张停战。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的奉军趁机大举入关，吴佩孚败退天津，后又乘船南下。一时间北京的局面极度混乱，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叫嚣清帝再次复辟。冯玉祥为先发制人起见，授意黄郛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例”，永远废除清室帝号，将溥仪撵出故宫。
冯玉祥毕竟只是一个军人，对于政治斗争缺乏经验，曹锟被迫退位后，北京政局无人主持。先是由教育总长黄郛代行总统职务，对于未来政府，很多人主张采取委员制，包括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在内。但皖系军阀政客认为现在是皖系重掌政权的良机，极力反对委员制，帝国主义也唯恐孙中山参加政府后会取消不平等条约，损害他们的在华利益，出面阻挠。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失败后，已避居天津五年。这时便由山东督军郑士琦提议请段祺瑞出面组织政府，经冯玉祥同意，10月27日推举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原来属于直系的长江流域各省的督军，见曹、吴已经失败，也通电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并声称中央政府中断，对黄郛摄政内阁所发命令概不能承认。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冯玉祥和张作霖在天津紧急会商，决定改变推举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的主张，改请段祺瑞出面组织临时执政府。段祺瑞重新出山，于24日在北京就职。
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的邀请电报后，复电表示即日北上。冯玉祥还派马伯援为代表，南下迎接孙中山先生。当时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北方局势混乱，孙中山北上恐怕有危险，因而反对他北上。孙中山回答他们说：“汝等以大元帅视我，则我此行诚险；若以我为革命领袖，则此行实无险可言。”
10月30日下午，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第二天，他在广州主持大本营军政联席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办法，决定等后方部署妥当后，即行北上；同时，继续北伐，进攻江西、湖南。
孙中山最不能忘怀的是黄埔军校学生，他们是他的希望所在。临行前，11月3日， 他再次视察黄埔军校，向师生发表告别演说。孙中山说：

可见孙中山心里明白，北京政变对中国革命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他把希望寄托在黄埔军校学生身上，要求他们牺牲个人自由，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说：

这天，孙中山还告诉黄昌谷，准备到北京后继续讲演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要黄昌谷也一同北上，以便为他的演讲作记录。
北上之前，孙中山在大本营连日召开会议，作出北上后广东革命政府的人事安排，把政务交给胡汉民负责，谭延●负责继续指挥北伐，廖仲恺主持党务，伍朝枢掌管外交，杨希闵、刘震寰防守东江，许崇智防守西南，并协助吴铁城、李福林维持广州的治安。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在《北上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来决定自己的国家大事，反对少数军阀把持国政。
11月13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随同孙中山北上的还有汪精卫、邵元冲、连声海、黄昌谷、陈友仁、朱和中、卢师谛、马超俊等十余人。下午三点多钟，永丰舰驶抵黄埔时，孙中山下船再次来黄埔军校告别。在校长蒋介石的陪同下，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巡视一周，当时第一、二期毕业生正在对岸的鱼珠炮台一带举行战术演习，孙中山看了学生们的演习后，感慨地对蒋介石说：
“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还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蒋介石听了这不祥之语，非常惊讶，问道：“总理今天为何突作此言？”
孙中山回答说：
“余是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的生命，实行我的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11月14日到香港后，孙中山一行转乘日本邮轮“春洋丸”号，于17日抵达上海。在上海期间，孙中山曾在莫利哀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演说，宣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内乱的方法。他说：“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大乱，大乱便无穷期。……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便应该做我的后盾。”当时，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支持孙中山关于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的主张。
11月21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一行乘“上海丸”取道日本转赴天津。同行的有李烈钧、戴季陶、黄昌谷夫妇，以及副官马湘、黄惠龙等。其余随行人员从上海直赴天津准备接先生。
11月23日至29日，孙中山先后在日本长崎、神户等地停留了一周。他在船上以及在神户多次向留学生以及日本友人发表演说，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友好合作。28日在神户高等女校向神户商业会所等五团体发表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说，这时，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再抱有幻想，而是寄希望于日本人民，他说：“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这天晚上，孙中山又在神户东方饭店，向神户各欢迎团体发表了“日本应援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演说。这是孙中山的最后两篇演说。这一天，宋庆龄也在神户县立高等女子学校用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
11月30日，孙中山一行乘“北岭丸”赴天津。12月 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受到了两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午，孙中山在孙科、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张学良在门外迎接孙中山一行，入客厅后，张作霖出来与孙中山见面，陪同在坐的还有叶恭绰、杨宇霆等。入坐后，经过一度沉默后，孙中山开口道：
“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道贺。”
张作霖听了道：“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说罢，眉宇间流露出不快的神色。一时大家都被他的这番话弄得很窘，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李烈钧才站起来说：
“事情虽是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这流人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张作霖字）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唯有雨亭一人能当此一贺啊。”
张作霖听了李烈钧的话，才显出一些笑意来。孙中山接上李烈钧的话道：
“协和（李烈钧字）的话说得很对，回想起自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唯有雨亭一人而已。”
大家听了，满座一齐笑起来，原来的那种尴尬气氛终于打消了。事后，张作霖曾对汪精卫说：“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一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天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汪精卫回答道：“孙先生为什么联俄？是因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等待我，孙先生便可以和他们要好的。”
当天晚上，张作霖到张园回访孙中山。张走后，孙中山即肝病发作，肝胃部疼痛。当即请德国、日本医生诊治，初步诊断为感冒兼胃病，又疑为胆囊炎，劝孙中山谢绝演讲、宴会，先静心休养数日。
段祺瑞组织了临时执政府后，急于求得列强各国的承认。驻京的美、英、法、意、日、荷、比七国公使联名向段祺瑞政府发出照会，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作为正式承认段政府的条件。段祺瑞不敢开罪外国人，他向外国表示：自己的政府是“外崇国信”的。他还在与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对孙中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殊不赞成”。
孙中山已经听说了段祺瑞的这些媚外言论，因此，当段祺瑞派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来看望孙中山时，孙中山就问他们：
“外交团要求尊重不平等条约，听说段执政已经复照答应了，有这回事吗？”
许士英见孙中山面有愠色，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事情是有这么回事，不过──照会还没有发出。”
孙中山听了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痛斥道：
“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何必还来欢迎我呢？”
经过这一番冲动，孙中山的病势更加重了，他的脉搏骤然增加到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以上。原定于22日进京，只得延期。
孙中山在天津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非常关心广东的事情。当他听说北伐军的先锋樊钟秀部经过三个月的苦战，孤军深入敌后，转战五千里，已经进入河南光州地区时，非常高兴地对卢师谛等人说：“我们的武装同志，都能像樊醒民同志的忠义、勇敢、服从，我们的革命何至到了今日还未成功。”他在病中还复电嘉奖樊钟秀说：“我兄孤军转战，所向无前，……奇功伟绩，嘉慰何似！……吴逆败逃之余尚据鸡公山，我兄若率所部歼此渠魁，以伸公愤，尤所欣盼！”
对于段祺瑞提出的召开善后会议的主张，孙中山一直表示反对。但是，段祺瑞不顾孙中山赞成与否，于12月24日悍然宣布《善后会议条例》，“条例”规定参加善后会议的人员是：一、有大勋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之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之军民长官；四、有特殊资望与学术经验，由段氏聘请或派充者。这样一来，善后会议就完全排斥了民众团体，全部被军阀官僚所垄断，与孙中山所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根本不同。为此，孙中山指示国民党于12月26日发表通电，反对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并指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派遣周至、于树德等三十多人，分赴各省宣传国民会议。
在这些日子里，北京各阶层人民都在盼望着孙中山早日进京，每天都有不少人特地从北京赶来迎接他。孙中山决定年内一定进京，不负北京人民的殷切期望。
12月31日下午，孙中山由夫人宋庆龄及随行人员陪同，从天津乘火车进京。到达前门火车站时，受到了北京各界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欢迎队伍从车站一直排到城门侧，欢迎者手持彩旗，高呼欢迎口号。孙中山因病不能出来发表公开谈话，只能写了一篇《入京宣言书》，令随从人员向欢迎群众散发，《宣言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