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十一、探求救国真理

伦敦蒙难获释后，孙中山更加坚定了反清革命的决心。他写信给伦敦各报主笔，对英国政府和报界的帮助与同情表示感谢，信中说：

以后，孙中山在英国又住了半年多。这一时期，他把全部精力用于读书研究、参观学习，实地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寻求救国的革命真理。
清使馆虽然被迫释放了孙中山，但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他们雇用英国的私人侦探，每天跟踪他的行踪，并作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成为当年孙中山刻苦探索救国真理的见证。例如：1897年4月18日司赖特侦探社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6月24日的报告中又说：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从12月4日起，孙中山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去潜心研读，除了偶而出来吃一些面包、点心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他这样勤奋地读书，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寻找一切有益于救国的真理。他后来曾这样说过：“凡一切学问，有可以助余之革命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所以，他阅读的范围极其广泛，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农业、法律、军事、历史、哲学等等，他都涉猎。康德黎称赞他说：“孙逸仙在伦敦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浪费过光阴。他时时都在工作，他所读的书，各方面的都有……孙逸仙在今日的中国，是一个获得最广博、最高尚教育的人，这是无疑的。”孙中山自己也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正因为孙中山学识渊博，所以他不但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 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期间，还认识了一位日本著名的生物学家南方熊楠，南方熊楠在欧洲深感西方人歧视东方黄种人，因此而非常痛恨白种人，曾因为在大英博物院遭受一个英国人的轻侮而痛殴了那个洋人，为此受到处罚：两个月不准他入馆读书。所以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非常同情，主张亚洲人联合起来把西方人赶出东方去，这也是许多日本人当时共同的思想。南方熊楠还介绍了不少日本友人与孙中山相识，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有一次孙中山问起他“一生之所期为何？”他回答说：“但愿我东方人，一举将西方人悉逐于国境之外也。”从南方熊楠的身上，孙中山感到日本人可以和中国人联合起来，共同抗击西方列强，这也是他后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一个原因。
除了研究书本理论以外，孙中山还到博物院、农业馆、宪政俱乐部等地参观调查，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并与流亡在英国的各国革命家交流经验，探讨真理。通过研究和考察，他认识到，即使像英国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财富分配的不均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资本家越来越富，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悲惨。因此，他感到兴中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只包含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这是不够的。要避免重蹈西方列强的覆辙，必须再加上一条民生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他在《自传》中说：

中山在英国考察期间，还接触了不少欧洲各派社会主义领袖人物和风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所说的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就是指当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当时欧洲流行着千百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孙中山所创立的民生主义，实际上也就是他所独创的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所以他后来一再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因此，后来孙中山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孙中山在英国时期还研究了亨利?乔治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莱恩?夏曼记载说：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当时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其他各派社会主义都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调和、阶级合作。孙中山也同样不赞成阶级斗争，主张用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尽管孙中山一再声称要避免资本主义，但是在阶级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的阶级社会中，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封建、落后的国家中，他想用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实现社会主义，当然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也正是他后来的革命屡遭挫折，一败再败的根本原因。
经过比较，孙中山采用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地价税法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没有采取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办法。他认为中国的经济落后，不适合用马克思的办法。
亨利?乔治在1879年出版了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解决土地垄断问题的单税法，即以地价之高低确定税额征税的办法，用这样的方法来把土地价格的大部分收归国有，以避免大地主大资本家垄断土地。当时，亨利?乔治的单税法很受英国读者的欢迎，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成为英国的畅销书。孙中山非常赞成亨利?乔治的这个办法，他说：“外国有一种单税法，最为可采，视地价之贵贱，为抽税之多寡，办法亦最为简单。”他的“平均地权”正是吸取了这个方法，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按地价征税，也可以按地主自报的地价收购地主的土地。这样，他认为地主既不能多报地价，以免多征税；也不能少报地价，以免国家收购土地，一定能报出一个合理的地价。地价报了之后，固定不变，今后如因周围的生产发展而导致土地增值时，增值部分归国家所有，即所谓“涨价归公”。这就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实质内容。事实上，这个方法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不能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所以他的“平均地权”的口号，并不能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
尽管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孙中山的这种民生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很进步的。因为他并不满足于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还希望进一步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以避免将来的再社会革命。他的这种思想，较之当时的许多革命党人来说，显然是要高得多。
在英国期间，他还写了《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中国之现状与未来》及《中国之司法改革》等三篇文章。三文均是用英文写成，目的是为了争取英国人民和政府对他的革命事业予以理解和支持。这几篇文章中，孙中山介绍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揭露了清朝官吏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和司法制度的残酷性，以证明进行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必要。他希望英国政府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能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再支持清政府。他说：

1897年7月2日，孙中山认为自己在英国的研究、考察已经告一段落，为了继续开展他的革命活动，他决定离开英国。他说：“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平生之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往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
7月11日，孙中山乘英国轮船“努美丁”号抵达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孙中山离开英国后，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继续派人沿途跟踪。他在加拿大停留了二十多天，8月2日在温哥华搭乘英国轮船“印度皇后”号赴日本横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