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十八、 欧洲之行

孙中山在美国的时候，考虑到要建立同盟会就要广泛接触各省的志士仁人，但美国华侨多数是广东人，便想去欧洲会见其他各省的留学生，因旅费不足，只能暂时缓行。恰好欧洲的湖北籍留学生贺子才、魏宸祖、史青、朱和中、周泽春等与刘成禺有书信往来，问起孙中山的近况，刘成禺就把孙中山有意赴欧洲的想法电告他们，湖北留学生集资六万法郎汇来，促中山先生早日成行。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开美国前往英国。行前，黄三德赠送三百美元旅费，各地致公堂也集资六、七百美元供孙中山作旅费，一些留美学生也赠款若干。孙中山走后，黄三德一个人继续把总注册工作坚持完成。
早在1901年革命党人吴禄贞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湖广总督张之洞聘请他在湖北训练新军。吴禄贞就借武昌花园山设立秘密机关，从事革命活动，发展了一批革命同志，如李书城、曹亚伯、朱和中、胡瑛、张难先等数十人。后来，吴禄贞奉调北京，各同志也相继出国，组织无形之中趋于解散。1904年春，黄兴准备在湖南长沙发动起义，与湖北党人联络，准备武昌也同时响应。同年5月， 湖北革命党人成立科学补习所作为起义机关，与湖南华兴会相联络。不久长沙起义事泄，黄兴急电湖北党人避匿，清廷搜捕科学补习所时，一无所获。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端方认为湖北学生界倾向革命，留下唯恐成为后患，杀之又无真凭实据，便采取“送瘟神”的办法，将他们遣送出洋，因此当时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一大半是湖北留学生。贺之才、刘成禺、朱和中等人便是当时由湖北清政府派出留学的，孙中山赴英国后，刘成禺写信告诉贺之才等人：中山先生已到伦敦，你们可与中山先生见面，但他缺乏川资，希望能予以接济。朱和中即电汇一千二百马克，贺子才也召集同学集资三千法郎汇往伦敦。孙中山复电将到布鲁塞尔会见他们，贺才子立刻邀请德国留学生朱和中到比利时来会见孙中山。
1905年1月上旬，就在朱和中抵达比利时的第二天，他与贺子才、胡秉柯、 李藩昌等同往奥斯坦德码头去接孙中山。孙中山身穿皮领大衣，下船后与贺子才等人一一握手问好，随即在他们的陪同下乘马车来到了一个小旅店休息，然后又转乘火车到了布鲁塞尔。在车站受到二十多名留学生的列队欢迎，当天，他就下榻于胡秉柯寓所，与留学生们畅谈起来。孙中山问他们：
“你们认为，要想使革命能尽快成功，有什么方法？”
朱和中等人在湖北从事革命活动时，就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运动新军，不少同志还加入新军中宣传革命。所以，他立刻回答说：
“最便捷的办法，是让我们的革命同志打入新军中，做新军的工作，改换新军的头脑，由新军来发动首义。”
孙中山听了，连连摇头：“不行不行！秀才不能造反，军人不能革命。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首义的事，还是要靠我们的同志自己。”
朱和中便把他们在湖北运动新军的情况详细地向孙中山介绍了一番，孙中山听了很高兴。但他还是说：
“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从发动会党入手，会党的宗旨本来就是反清复明，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许多人对会党的宗旨已经模糊了。我们应该在会党中做工作，让他们真正明白本来的宗旨，还要改良会党的规章。会党现有的规章是明朝末年的陈近南制定的。陈近南认为知识分子往往会变节，所以特意以最粗俗最鄙陋的仪式和一切不通的文字作为会党的规章教条，使那些知识分子厌恶会党，不愿加入，这样，会党才能得以保存到今天。现在，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让你们这样的学生加入会党，领导他们，才能取得成功。”
从后来辛亥革命的实践来看，朱和中的观点是正确的，利用新军发动首义就可以直接用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这是一条最便捷的道路。孙中山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他的革命工作很主要的精力就是用于筹钱，到处乞求援助。他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留学生们的同意。大家辩论了三天，才确定革命的方略应该是发动新军和利用会党这两种办法同时并举。
第三天晚上，留学生们设宴招待孙中山。几杯香槟酒下肚，大家谈兴正浓，孙中山站了起来，对大家说道：
“革命的方略已经确定，现在请各位再谈谈关于建国的想法。”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孙中山见夜色已深，便站起来摆摆手说：
“各位不必再争了，我们已经讨论了三天三夜，今晚应该有个结果。”
贺之才问道：“先生有何想法？”
孙中山笑笑说：“我提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名称待定，愿意参加的要宣誓。”他转向贺之才：“拿纸笔来，我来写誓词。”
孙中山铺开纸，提起笔来不加思索地一挥而就：

孙中山写罢，抬起头来，见朱和中与贺子才相视而笑，便问他们：“你们笑什么？” 朱和中答道：“康有为、梁启超常说先生目不识丁，我们见你誓词写得简练扼要，可见康、梁是在诬蔑先生。”
孙中山慨然一笑：“我也读书破万卷。”
于是从朱和中开始，逐一宣誓。誓毕，孙中山与在场各人一一握手贺喜：
“恭喜，恭喜，从今天起，诸位就不是清朝人了。”
随后，孙中山又同他们商定了暗语：

他们还约定秘密手式，用骈指交勾握手法。这时会名虽然未定，但仍沿用檀香山时的“革命军”为通称。
临别时，贺子才告诉孙中山，东京的同志很多，都可以加入革命军，并答应给李书城、但焘、时功玖等日本同学写信。孙中山听了，便有心要到日本去建立同盟会。
孙中山又问朱和中德国留学生的情况。朱和中答道：
“柏林的留学生中，满人太多，不像这里大部分都是武昌花园山的老同志。”
孙中山回到伦敦后，又登门拜访了吴敬恒。吴敬恒这时已经很有名气，孙中山早已闻其名，他从留学生那里得知吴敬恒在英国的地址，便找上门来。吴敬恒还是初次见到孙中山，过去他认为孙中山是“草泽英雄”式的人物，这次见了面，孙中山的温文尔雅给吴敬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天，他回拜了孙中山，并同孙中山一起去看望了他的老师康德黎。
朱和中回到柏林后，德国留学生会会长宾步程问他：
“你到比利时去做什么？”
朱和中笑笑说：
“十年以后再告诉你，现在不能说。”
不久，宾步程从刘家栓处得知朱和中是到比利时见孙中山，并且成立了革命组织，他找到朱和中，笑着骂他：
“你说要十年后才告诉我，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快请中山先生到柏林来！”
朱和中也笑着说：
“你要答应三个条件，我才能请中山先生来德国。”
宾步程问：“快说，哪三个条件？”
朱和中道：
“第一，要为中山先生准备旅费；第二，要保密，不能让满人知道；第三，要真心实意参加革命。”
宾步程听了，立刻说：“你说的这三件都不难，快电请中山先生来柏林。”
于是他们筹足了钱汇到英国，孙中山于1月下旬抵达柏林，下榻罗兰多尔福街39 号朱和中寓所，在柏林住了12天。为了不耽误留学生的学业，孙中山每天上午自己在寓所整理信件，下午出去游览，晚上则与留学生们相聚。最后一晚各人宣誓入盟，仪式与在布鲁塞尔相同，宣誓入盟的有宾步程、刘家栓、周泽春、陈匡时、王发科、王相楚等二十余人。
朱和中的留德同学中，有马德润、张九维二人始终不愿宣誓入盟。第二天，孙中山又约朱和中同去做他们的工作，反复请他们加入，孙中山甚至提出可以由马德润任革命党首领，自己愿意服从他的领导。张九维有点心动了，但马德润坚持不肯入盟。孙中山见朱和中在一旁一言不发，问他：
“子英兄，你看怎么办？”
朱和中很坚决地回答：
“革命就要准备牺牲，牺牲必须出于自愿，岂能由别人代为牺牲？”
马德润听了脸红耳赤，但仍然坚持不肯入盟。孙中山的这种谦让精神固然可敬可佩，但竭力规劝一个对革命并无信仰的人加入革命党，并愿意把领导革命的重任随意谦让给一个不革命的人，这种做法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离开德国后，孙中山又去了法国。在法国期间，又有刘光谦、唐豸、石瑛、黄大伟、向国华、汤芗铭等十余人宣誓入盟。
孙中山在巴黎时期，还想与法国军政当局有所接洽，他拜会了法国外交部官员拉法埃?罗，后来又拜会了曾在中国任职的外交部官员菲力浦?贝特洛，并向他赠送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书。孙中山同法国参谋部的交涉取得了实际的成效，第二年法国参谋部曾派出军官随中国的革命党人视察各省，准备对中国革命有所协助，法国军官还协助孙中山参加了镇南关起义。
在德国宣誓入盟的王发科、王相楚二人，当时本心也不愿入盟，但迫于孙中山和大家的劝说，勉强入盟。事后，他们担心将来回国后不能出任满清政府的官吏，万分后悔，于是相约到法国找孙中山。他们先劝唐豸退盟，唐豸不为所动。继而他们又找到汤芗铭、向国华，四人在一起合谋窃取孙中山的盟据。这天，他们来到孙中山的寓处，孙中山对他们没有疑心，将他们让进卧室坐下，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四人坚持要请孙中山出去喝咖啡。到咖啡馆坐下后，由两人陪孙中山闲坐，另二人悄悄溜回旅馆，旅馆侍者见他们是与孙中山一同出去的，也没有起疑心。二人潜入室内，将孙中山的皮包割开，窃得誓约盟书以及一份法国政府致安南（即越南）总督的信函。这封公函的内容，是法国政府殖民大臣告知安南总督：孙中山将在广西策划起义，请总督给予方便。得手之后，四人立即赶到清使馆，跪在清公使孙宝琦面前磕头，痛哭流涕，表示悔过之意。清使馆商务随员张静江建议不必追究，孙宝琦也不想把事情弄大，就把四人痛骂一顿，并把盟书交还四人，要他们发还各人，安心读书，不要胡闹。
孙中山回到旅馆后，发现皮包被割，盟据及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函件被窃，大吃一惊，明白是刚才四人所为。但他以为是全体留学生都背叛了，便写信给留德、留比学生，责备他们“如若后悔，何不明言？纵然想收回盟据，也可以好好说，何必用此种卑劣手段？”朱和中立即复信孙中山表示并不知情，比利时同志也公推胡秉柯到法国向孙中山解释。孙中山愤愤地责备说：
“我早就知道读书人不能革命，不及会党！”
这时朱和中及德国留学生的公函也送到，孙中山拆看后心才稍宽。同时，清公使馆也派人把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密函送来，孙中山见了叹道：
“原函虽然失而复得，但此中秘密已经泄漏，没有价值了。”
经过这次风潮，留欧学生革命团体决定改组，重新宣誓，凡信仰不坚定者一概不得入会。新组的未定名的革命组织只保留了14人，其中留比学生有贺子才、史青、魏宸祖、胡秉柯、喻毓西等十人，留德学生仅有朱和中、周泽春、钱汇春三人，留法学生仅存唐豸一人。
这次事件也证明了勉强让一些对革命没有坚定信仰的人加入革命党，只会对革命有害无益。孙中山正是因为对加入他的革命党的人没有从思想上严格要求，所以他所领导的革命党，无论是从前的兴中会，还是后来的同盟会或者国民党，都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缺乏统一意志的、组织上松散的资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在欧洲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那便是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那是1905年 5月的一天，孙中山在贺子才的陪同下，来到第二国际书记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记者桑德也闻讯赶来采访。
第二国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889年创立的一个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恩格斯1895年逝世后，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泛滥，他们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反帝斗争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
关于这次访问，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于1905年5月18 日刊登了桑德的这篇报导，桑德所记录的孙中山的话也许与原话有些出入，但基本意思应该是不错的。该文说：

这星期我有幸成为中国革命社会党的领袖、我们的孙中山同志和我们的
朋友王德威尔得（樊德维）及胡斯曼的中介人。孙同志来比利时，是为了向
社会党国际局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该局的书记是胡斯曼同志。
孙同志首先扼要地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们的纲领：第
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满洲人），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
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
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而且中国有一种十分简单的财政制度：每人按其财产
付税，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把负担放在大多数没有财产的群众身上。
…………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
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
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
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
剥削的痛苦。孙同志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
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
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中了。这对你们将
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
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
将比许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会议所取得的还要多。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胡斯曼表示需要在第二国际和有关的会议上研究。这次访问虽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却表明了孙中山是将他领导的革命运动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的。
等了一段时间，孙中山没有得到第二国际书记处的任何答复，他只好抱着遗憾结束了这次欧洲之行，再次东去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