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三十九、联日风波

孙中山在日本讨袁时期，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反袁斗争也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停止过。1914年1月，袁世凯颁布《验契条例》和《契税条例》，对广大农民进行搜刮压榨，激起了全国各地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山东、山西、四川、安徽、奉天、直隶、浙江、广东、江西、河南、贵州、江苏等省都有一县至数县发生“民变”或武装起义，特别是河南的白朗起义，坚持最久，规模最大。白朗，字明心，河南宝丰县大刘村人。袁世凯窃取政权后，“民生凋敝，日益加甚”，河南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1913年6月， 白朗起义军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每到一处，只劫官家及绅富财物”，深受广大农民拥护，起义军势力迅速扩大，横扫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五省，起义军所到之处，给中外反动势力沉重的打击。袁世凯反动政府及地主豪绅诬称他为“白狼”，调动二十万军队予以围剿，白朗起义军坚持了两年才最后失败。白朗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与袁世凯二十万大军周旋两年之久，农民起义军这种艰苦奋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缺乏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也曾和白朗起义军联络，但未能真正与农民起义军结合。相反，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还把农民起义军称为“草贼”，说什么“唯今目睹民国国内之状况，土匪、流寇、白狼等草贼之辈各地蜂起，专事掠夺，民无宁日”。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受其本身阶级的局限，和人民群众远远脱离，他们的革命斗争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因此在反袁斗争中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和同盟会时期一样，孙中山仍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上，特别是寄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说“将来世界战争，必是黄白人种之争，我希望不要只谈中国或日本一国之和平，要谋求东亚之和平。”仍然是把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看成是日本一定会成为中国良友的观点。孙中山来到日本后，虽然袁世凯一再交涉要求日本禁止孙中山居留，但日本政府仍然同意孙中山居留，而且派警卫保卫他的安全，这更加深了孙中山对日本的幻想。
日本政府之所以允许孙中山留在日本，头山满甚至说若让孙中山去了美国就不好了，可见日本政府是愿意孙中山留在日本的。其原因说到底，是企图以孙中山作为一张与袁世凯讨价还价的筹码，日本政府一向同时支持中国国内的对敌两派，使其互相牵制，以便从中渔利，即使在辛亥革命前也是如此。1914年10月，日本秘密军国主义团体“黑龙会”的代表内田良平曾向日本外务部提出一个《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道出了他们“支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真实用心，这份意见书说：

由此可见，即使是所谓“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友人，他们的目的也还是为了实现日本控制中国的企图。孙中山这次到日本后不久，他的好友宫崎寅藏陪同山田纯三郎向孙中山转达森恪的建议：日本向革命军提供两个师的武器和现款二千万日元，以割让“满洲”为报酬。据说孙中山已经同意。但后来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没有能实现，因为孙中山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流亡客，日本若真的这样做，很可能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日本当然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森恪的这一建议看来很可能只是一种试探。
孙中山此时对于日本的认识还是缺乏警惕的，他曾多次在同日本各界人士的谈话中呼吁日本支持他进行第三次革命，以推倒袁世凯。日本友人给他的答复是劝他耐心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对他的态度则正如黄兴所说：“日本政府既不压制孙博士，也不帮他，仅不使他在日本领土上被谋害”。
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曾写一封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 信中说：

对于这封信的真伪，学术界尚有争议，日本京都大学彭泽周博士研究了信件原件，认为此信是伪造的，理由是“函件全文并不是孙先生的手笔，签名也与其他习见的不同”。但我国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则将此信收入，显然是持肯定的态度。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为了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出兵占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全线。1915年1月18日，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又突然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该条约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是：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要求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各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至99年；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要求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特别是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并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日置益在向袁世凯提交“二十一条”时，就以孙中山作为要挟袁世凯的筹码，他说：“彼等（指中华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后来，他又对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露骨地说：“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进一步以日本政府赞助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饵，骗取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把中国置于日本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地位，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承认了它，就意味着中国将要灭亡，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袁世凯异常狡猾，他一面在秘密谈判中逐步退让，表示可以考虑接受，但对第五号则始终不敢全部答应。另一方面也在公开场合对日方提出抗议，伪装爱国姿态，欺骗国内舆论。果然，有些人被袁世凯的假象所迷惑，公开要求孙中山“停止革命，一致对外”。
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陈其美、山田纯三郎、犬冢信太郎签订《中日盟约》。该盟约分中文、日文两种译文，一式两份。盟约共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两国对于重要外交事件，宜互先通知；中国所用的海陆军武器装备须与日本同式；中国军队聘用外人时宜主用日本人；中国政府及地方公署聘用外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在中日两国设中日银行；中国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办可商外国；日本帮助中国改良弊政；日本帮助中国改良内政，整顿军队；日本赞助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等。
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 信后附有《盟约案》十一条，内容与前述盟约相同。
对于上述《中日盟约》、致小池张造的密函及《盟约案》的真伪，学术界争议很大。上述文件信函最初是由日本富山国际大学教授藤井升三于1966年在他所著的《孙文之研究》一书中公布于世，但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日本有意伪造的。台湾学者陈在俊教授指出：在孙中山致小池张造的密函中有多处汉字错别字，如“敝国”写成“弊国”；“交涉”的“涉”写成“扌步”；“苒”字下面的“冉”写成“再”；“旷日”的“旷”写成“目”字旁……等等，这些错别字发生在孙中山这样的人身上是不可能的，这只能说明这些文件信函是别人所写的，而要孙中山在这样一个错误百出的重要文件上签名而不加以改正，也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信函文件本身是伪造的。此外，“孙文”的签名也与常见的孙中山签名不同。台湾的国民党党史会中，现在还保留着几百件日本人所伪造的有关孙中山的挡案资料。日本之所以要伪造这些有关孙中山的档案资料，其目的在于企图扰乱中国的政局，从中渔利，达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
日本学者古屋奎二在他的《蒋总统秘录》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断定这是日本人“可怕的伪造文书”。他说：“孙先生未曾学习过日文，所以，他过去的重要文件──即使对日本人发出的文件，也都是用中文表达。可见像这样重大的‘密信’，怎么会特地用日文书写？”“其实，甚至不必等到提出以上几点质疑，而只要从‘密信’中的日文用语和错用汉字的情况看来，就能够判明是出于日本人之手所伪造的文书。日本方面，竟然用到像这样伪造文书的谋略来陷害孙先生，以图有利于其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为此，古屋奎二十分感叹地说：“这种不择手段，执拗不已的阴谋，使人不寒而栗，真有一种不知从何说的恐怖感！”
但有的学者，包括我国的一些学者，对上述文件信函的真实性持肯定的态度。从孙中山长期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抱的幻想以及当时他所处的极端困难的处境来看，孙中山同日本达成某些妥协以争取日本援助他推翻袁世凯，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他在1915年底至1916年初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的谈话中，曾这样说过：

在作上述表示的同时，孙中山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
以上有关孙中山与日方谈话的记录都是日本方面记载，其真实性均有可疑。即使确有其事，孙中山的这些做法，也是出于为了打倒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建立真正民主共和的中国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与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当然不能相提并论。恰如1918年初列宁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割让德国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不能认为列宁这样做是出卖祖国，而是革命的需要一样，孙中山同日本即使订有密约，也不能看作等同于袁世凯的卖国行为。
孙中山争取日本援助的事外界也有所闻，参加“欧事研究会”的老同盟会员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在给各报馆信中说：“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含蓄地批评了孙中山的做法。
日军侵占青岛以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抗议。孙中山这时身处日本政府的“保护”之下，对此只能暂时保持沉默。《朝日新闻》记者曾两次前来采访孙中山，请他谈谈对日军占领青岛及《二十一条》的看法，孙中山均拒绝会见。
2月11日，留日学生一千多人冒雨在东京集会，抗议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因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的沉默态度，引起外人的各种揣测和议论。为此，3月1日，戴季陶奉孙中山命发表谈话，否认革命党煽动留日学生集会一说。他说：“有的人作为个人，只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参加活动”，“但不是作为革命党员参加这一活动的。公使馆散布如此流言，目的是败坏革命党名声，使革命党甚感难堪。同时，中国国内的报刊也报道说，此次中日交涉问题，背后也有革命党的暗中活动，称呼我们同志时，冠以卖国党之名，这显然是袁世凯的手段，借革命党之名，达其使民心背离革命党之目的。”
1915年5月4日，针对有人攻击中华革命党为“卖国党”一事，孙中山发出通告，说明中华革命党决无卖国行为，《通告》说：“今举一例，有一浪子本无家产，而难将他人家所有之财产凭空指卖与人。试问谁人肯为买主？家产且不能，况国权等乎？党人之不能干与交涉，此理至易明也。又有谓党人不去日本，心迹终不能明，不免有多少关系”，“此说尤极幼稚”，“吾闻有匹夫而起革命者，未闻匹夫而卖国者也。”通告宣称：“党人于此际除力行革命、推翻袁氏恶劣政府外，无可以容喙之余地。”
日本对中国一系列的侵略行为，使孙中山对日本的狼子野心逐渐有所认识，他在1915年2月陈其美致黄兴的信上，特加按语说：

孙中山的这一段话是十分正确的，说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开始有了认识，并且也预见到日本这种侵略政策必将成为东亚祸患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