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三十三、 孙中山解职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接到清廷宣布退位的诏书及袁世凯宣布政见的电文，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当天，孙中山便召开内阁会议，会后，向参议院提交辞职咨文，说“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日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
为了防止袁世凯背叛共和国，孙中山还提出三个附加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一切法制章程。前两条的目的在于把袁世凯调离北洋军阀长期盘踞、封建势力顽固的北方，使其处于革命势力的包围控制之下；第三条的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形式限制袁世凯不得胡作非为。
袁世凯是一个从来不讲信义、专靠玩弄阴谋诡计起家的人，头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制观念。孙中山企图用法律来约束袁世凯这样的阴谋家，当然只能是空想。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对孙中山的用意一望便知，哪肯俯首就范？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用心十分清楚，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苦心却十分糊涂。2月14 日，临时政府枢密顾问章太炎，忽然在孙中山坚持设政府于南京之际，却致电参议院，建议将临时政府改设在北京。参议院当天讨论这个问题时，章太炎、宋教仁等力主设于北京，结果竟以多数票通过迁都北京。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气愤，当天就把李肇甫、黄复生等人找来，反复说明建都南京的必要，限次日中午12点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
第二天，2月15日，参议院举行新总统选举。当时， 军人中有不少人不赞成孙中山辞职，更反对袁世凯当总统。孙中山为了防止军人干预参议院的选举，就把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全体带去明孝陵祭陵。王宠惠不知孙中山的用意，对他说：
“今天是参议院选举新总统之日，大总统应该出席，请改日去明孝陵祭陵如何？”
孙中山回答说：
“我正因为如此，所以命全师而出。今日的事，听说军中有人持有不同意见，恐怕在选举的时候，会有所表示，他们不愿意我辞职，又不满意让袁世凯当选总统。假如此案不能通过，别人就会怀疑是我嗾使军人维持我个人的地位，所以特地选定今日举行祭谒明孝陵，移师城外，使军人不能干预选举事。”
王宠惠对孙中山的这种宽阔坦荡的胸怀，十分敬佩。后来，袁世凯后来为了当上正式总统，派军警伪装“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议员选他当正式总统。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仁让风度与袁世凯的卑劣行径恰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参议院在选举新总统之前，复议孙中山提交的临时政府地点案，经激烈争辩，最后以十九票对六票通过了临时政府仍设于南京的议案。接着，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清帝的《退位诏书》中有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词句，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即2月13日，袁世凯即以此诏为凭，马上在北京另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当时南京的临时政府参议院还没有选举他为新总统，袁世凯此举实际上就是向南京表明他根本无视南京临时政府的存在。这是袁世凯窃取政权的第一步试探。
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要他南下就职。袁世凯岂能入孙中山的圈套？他复电拒绝，理由是“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送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一句话，他为了“爱国救世”，不能离开北京。
2月17日，袁世凯又做了一件无视南京临时政府的事，他宣布从本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改行阳历用中华民国年号。这件事，早在去年12月31日孙中山就已派黄兴在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改用阳历并用中华民国纪元，袁世凯为什么要重来一遍呢？显然，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对于袁世凯这种窃取民国政府权力的试探，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袁世凯窃权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
孙中山为了敦请袁世凯早日南下就职，数次电催，袁均以各种借口拒绝南下。2月 18日，孙中山特地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人为迎袁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蔡元培一行抵达北京，袁世凯表现得特别“热情”，特地派他的长子袁克定到天津迎接，还打开正阳门隆重欢迎。当天晚上，袁世凯还委派外务部首领胡惟德代表他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蔡元培等人。
第二天，袁世凯亲自接见了蔡元培等人。寒暄一番之后，蔡元培单刀直入地问他：
“袁大总统，不知您对于南下就职一事有何看法？”
袁世凯满脸堆笑：
“没问题，没问题，南京临时参议院既已作出决定，袁某当然照办。”
“既然如此，袁大总统何时可以启程南下？”
“目前尚有些许小事需要处理。”袁世凯装出很诚恳的样子，“专使在此稍住几日，我袁某一定南下，一定南下。”
蔡元培心想，袁世凯既已答应南下，也不必再催他，再待几天也不妨。
那几天，袁世凯还特地下令叫北京市民在晚上举行提灯游行，欢迎南方来的客人。不料到了第三天晚上，提灯游行正在进行时，忽听得东北方向传来几声炮响，人们都以为是放礼炮，可是突然拥出许多士兵，他们边跑边喊：“宫保（袁世凯别号）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抢哇！”一时间，街上乱作一团，跑的，哭的，喊的，有人放起了火，四处响起了枪声，不一会儿，数千家商店、当铺、钱庄被抢劫一空。这时，人们才清醒过来：兵变了！
这场兵变，从朝阳门、东四、王府井大街、前门外大街直到煤渣胡同专使们下榻的招待所，蔡元培等人匆忙之中只得跳墙逃入六国饭店避难。后来，兵变还波及到天津、保定等地。
其实，这是袁世凯自己策划的一出戏，他事先密令北洋第三镇统制曹锟有意制造兵变，造成袁世凯如果南下，北方政局将不稳的假象。果然，蔡元培等专使经这一吓，不但不再催袁南下，反而帮袁世凯说话，电告孙中山“尽可迁就”。
“兵变”的第二天早晨，唐绍仪去访问袁世凯，适逢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向袁世凯请安后说：“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立刻大骂：“胡说，滚出去！”
袁世凯在“兵变”后给孙中山去了一个电报，想借此机会要孙中山迁就自己在北京就职。孙中山立刻回电表示要率劲旅北上予以援助。袁弄巧成拙，惟恐孙中山真的带兵北上，只得赶快回电说局势已经平息，“无庸远劳师旅，祈即停止出发”。
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兵变”发生后，北方各地商会、谘议局、纷纷上书，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段祺瑞等北洋军人发布通电，印发传单，强硬地要求“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帝国主义各国再一次出面支持袁世凯，纷纷调兵前往北京，故意制造紧张空气。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也致电孙中山说：“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于是一方面袁君颇不能南行，而一方面则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事实上已有不可易之理由。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并建议：“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临时参议院于3月6日通过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３月10日，袁世凯趾高气扬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即着手组织政府，经袁提议，参议院通过，唐绍仪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唐绍仪也是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早年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回国后当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时，他曾协助徐世昌负责营务，受到袁的赏识和信任。因此，袁世凯提出由唐绍仪任总理，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商议时，开始曾坚持总理一职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列席会议的在野名流赵凤昌提议，把唐绍仪拉入同盟会，孙中山、黄兴都拍手叫好。
3月29日下午，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通过了唐绍仪为首的内阁成员名单。第二天，同盟会要人在总统府公宴唐绍仪。蔡元培明白今天的任务，席间不断向唐绍仪敬酒：
“少川兄为中华民国第一任阁揆，必能发挥政治天才与经历，为新建共和国增光于世界。”
唐绍仪虽然自负，也不免谦虚一番。几杯酒下肚，蔡元培乘着酒兴，开门见山地对唐绍仪提出了要求：
“请少川兄加入同盟会，实行同盟会的政纲政策。”
唐绍仪冷不防这一着，不免一惊，犹豫起来。他知道老袁猜忌心极重，先前自己在议和时稍微变通一下，就被称为越权行事，轻易地推翻了谈判结果。黄兴见唐沉吟未决，也站起来相劝，全体与会党人都一个劲地叫好。唐绍仪本来对革命党人就表同情，这时心想如此能更好地调和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促进南北一家，共建国家，总是好事，也就答应了。居正急忙拿来同盟会入会志愿书，由唐绍仪签字，蔡元培、黄兴也作为介绍人签了字，随后，唐绍仪起立，由孙中山主盟，正式宣誓加入同盟会。
唐绍仪所带来的由袁世凯拟定的内阁名单如下：

这一届内阁中，袁世凯的亲信有六名，同盟会员只有四名，总理唐绍仪被拉入同盟会，所以唐内阁有同盟会内阁之称。对于陆军总长一职，南方曾提议由黄兴担任，但袁世凯坚持必由段祺瑞担任，双方争持了十几天，最后还是南方让步。袁世凯为了敷衍一下革命党人，于30日任命黄兴为参谋长，统辖两江一带军队，黄兴坚持辞却，袁又改任黄兴为南京留守，负责维持南京地方和整理南方各省军队。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成果竟然落入了大野心家袁世凯的手中。孙中山原来所设置的防止袁世凯背叛共和国的三个办法，这时只剩下了一个《临时约法》。但这一纸《临时约法》也很快被袁世凯所弃毁。
按《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总统的权力受到限制，一切重要的命令必须经过总统和总理共同签署盖印才能生效。唐绍仪任总理后，主张遵守《约法》，坚持内阁的责任，强调对国家负责，对袁世凯有时就不那么恭顺，甚至公开与袁争得面红耳赤。袁世凯岂能容忍唐绍仪分了他的权力，他决定搞垮唐内阁。
首先，袁世凯嗾使内务总长赵秉钧不服从唐的领导，不出席内阁会议，甚至不执行内阁的决议，遇事直接向袁请示，架空总理。后来又制造了一个王芝祥督直事件。王芝祥原为广西副都督，与同盟会比较接近。唐绍仪考虑到南方的势力不能进入北方，便与孙中山私下议论以政治手腕，使革命势力向北方发展，密议以王芝祥任直隶都督、柏文蔚任山东都督、黄兴为南京留守，便对袁提出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含糊地表示“此事好商量”，经直隶议会议决由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不料，事后，袁世凯嗾使直隶五路军队发出反对王芝祥督直的通电，并且不经过总理盖印副署，直接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协助黄兴解散南方留守部队。唐绍仪气愤已极，向袁提出辞职，这样，组阁仅三个月的唐内阁便倒台了。这是袁世凯公然背弃《临时约法》的初次尝试，但作为立法机关的参议院对此却不重视，革命党人除少数人指出袁世凯违法外，大多数人都把这件事看成是袁世凯与唐绍仪个人之间的争斗。
民国初年，随着清朝的覆没，帝制的废除，社会生活中表面上呈现出一种民主的空气。出现了封建时代前所未有的结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报纸上出现批评时政、甚至公开斥责大总统的文章；政党、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到1912年10月，仅在民政部合法立案的各种团体就达八十五个之多，其中政治团体就有二十二个。除了同盟会外，主要的政党有章太炎的光复会所演变而来的“统一党”，蔡锷、王芝祥等领导的“统一共和党”，汤化龙、孙洪尹等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武等武昌起义首义领袖为骨干领导的“民社”，还有伍廷芳的“国民共进会”，王人文的“国民公党”、李怀霜的“自由党”、 董之云等的“共和实进会”、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徐勤等的“国民党”等等。后来，为了与同盟会相抗衡，统一党又与民社等小党合并为“共和党”。
这种众多政党合法共存、和平竞争的局面，使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幻想通过议会竞争达到组阁执政的目的。孙中山对这种政党政治的局面，也发表了许多谈话。他认为政党政治是好事，“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而党争者，绝好之事也。”认为“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并认为“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
但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岂能允许他们用民主的议会手段来分享自己手中的权力。很快，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民主政治的幻想，就被袁世凯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用武力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