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十六、 痛斥保皇党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打算到越南活动，以越南为基地，在两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新的武装起义。1902年1月28日，他曾到香港活动，住在《中国日报》社。 这时虽然香港当局对孙中山的五年禁期已满，但香港政府仍劝孙中山离开，他只得再次离开香港。随后，香港政府重申禁止孙中山先生登陆令，一直到辛亥革命光复后，才完全解除禁令。
这年12月13日，孙中山由犬养毅资助旅费，再次乘“烟迪斯”号轮赴越南。他这次来是应法国驻安南总督韬美的邀请，准备来越南建立革命机关。但当他到达越南时，韬美已离任回国，新任法国总督播宝同他见了面。法国总督允许孙中山住在越南，并可以建立革命机关，还获准进入中越边境地区，同时要孙中山担保促使中国的“绿林游勇”不再骚扰越南北部的东京地区。播宝在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如禁止他在安南将是不明智的失策。……如满清要求逮捕孙，我们必须拒绝牺牲孙。”否则“将引起秘密社会不可和解的仇恨；他们将把正在发展用以推翻满清的力量，转为对抗我们”。法国政府同意他的报告，并指示法国官员应避免与孙中山发生直接关系，同时又要求法国驻亚洲各国的外交官继续收集并报告孙中山的活动。
孙中山在越南期间，结识了不少爱国华侨，如黄隆生、杨寿彭、曾克齐、甄吉廷等。黄隆生是广东台山人，平时爱读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素来赞成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但对革命党却很不了解。孙中山与他交谈中感到他对清政府十分厌恶，抱怨清政府驻外使馆不知保护华侨。于是孙中山与他大谈民族大义，介绍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黄隆生十分心悦诚服。孙中山通过黄隆生在越南建立了兴中会分会，他在保罗巴脱街20号的隆生公司成为越南兴中会的会址。
孙中山在河内的时候，听说广州正在策划起义，就召陈少白来河内了解情况。陈少白找到李纪堂，李纪堂告诉他说：
“我与洪全福、谢缵泰不久将在广州举义，等夺得省城后，将请孙中山先生来广州主持大计。我们的一切宗旨都与兴中会相同，你不必顾虑。”
临别时，李纪堂请陈少白转交孙中山一万元旅费。洪全福是洪秀全的从侄，当时年已六十七岁，曾被太平天国封为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后走避香港。李纪堂则是香港富商李升的第三子，由谢缵泰介绍加入兴中会，当时因父亲去世分得遗产百万，他们议定于1903年1月28日在广州发动起义，李纪堂答应由他一人捐款五十万充作全部军饷。 起义前两天消息泄露，被清政府拘捕十多人，洪全福逃往香港，起义失败。
这次起义，事前没有与兴中会通气。李纪堂、谢缵泰虽是兴中会会员，也不向孙中山报告。陈少白讥评他们不脱帝王思想，含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正当孙中山在南洋发展兴中会，准备在越南建立新的革命据点的时候，保皇党却在日本、檀香山和美国等地大肆活动，他们积极创办报刊，鼓吹保皇，反对革命。在横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香港、澳门……等地都有保皇派的报刊，其阵势已远远超过了兴中会，他们竭力宣扬保皇立宪，歌颂光绪皇帝的“圣明”。等孙中山回到日本的时候，才发现兴中会在日本的阵地几乎已全部都被保皇党夺去，剩下的兴中会会员也多意志动摇，他在横滨山下町本牧桥附近租了一间房屋，门上书写“高野方”三字，当时与孙中山先生往还的，只有黎炳垣、张果、陈才、温遇贵、冯自由等十余人，其他旧友，多已不得一见。
孙中山回到日本时，国际上正对中国的前途议论纷纷，一些日本政客公然叫嚣“保全”清朝政府与“分割”中国领土的论调，对此，孙中山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政见，他写了《支那保全分合论》一文，发表于9月21日的《江苏》第六期。在文章中， 孙中山严正指出：“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之理也”。“欲筹东亚治安之策……惟有听之中国人民，因其国势，顺其民情，而自行之，再造一新中国而已。”这篇文章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向日本政界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
这时，因《苏报》案发生，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避往日本，他久仰中山先生德望，特来一见。孙中山与他一见如故，特地将楼下的一间房间让给他居住，自己住在楼上。他俩还曾同游函根的冠岳峰，黄宗仰写诗记道：

黄宗仰是江苏常熟人，二十岁时出家于清凉寺，号印愕禅师，又号乌目山僧，1902年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发起中国教育会，任会长。苏报案发后被清政府通缉，逃往日本。
这时，正是留学生拒俄运动之后，到横滨来拜访中山先生的学生越来越多，《苏报》案主犯陈范及其女儿陈撷芬也居住在横滨，时常来中山寓所畅论时政。廖仲恺、何香凝也是在这一时期初次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对孙中山所讲的推翻清廷、创建民国的道理，十分赞成。孙中山还指示他们注意物识有志革命的青年学生，组织留日学生练习射击等技术，以备将来开展武装斗争之需。
这一时期，孙中山在经济上十分困难，他早就想去檀香山，因困于旅费，迟迟不得动身，后来向黄宗仰借得200元，方得成行。临行时，黄宗仰为他饯行，席间赠诗一首：

当时冯自由等募资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邹容的《革命军》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刊印，书名为《章邹合刊》，分别寄送海内外各地华侨。孙中山赴檀香山时，也带了一部分，准备分发给檀香山的同志。
10月5日，孙中山乘“西伯利亚”号轮船由日本横滨抵达檀香山， 这是他的第六次赴檀。孙中山一到檀香山，就去茂宜岛看望分别已两年多的母亲和哥哥孙眉，这时他的唯一公子孙科已12岁了。母亲见他长年在外从事革命工作，连自己的家庭也不能团聚，十分辛苦，就心疼地劝他：
“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行医的目的也是救人，同样都是救人，你何必东奔西跑呢？”
孙中山听后笑笑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革命能够救中国亿万大众，而做一个医生，只能救很少的人。”
孙眉也插嘴道：“阿弟奔走革命多年，应该坚持下去，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
母亲见他们弟兄二人意见一致，也就不加劝阻了。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创办之地，但这时已被保皇党破坏得面目全非。梁启超因为有孙中山写信介绍，许多兴中会的干部相信了他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宣传，思想上已完全模糊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很多人都奉行君主立宪主义，加入了保皇党，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加入了保皇党，仅有郑金、李昌、郑照、程蔚南、许直臣、何宽、李安邦等十几个人还在苦苦地坚持兴中会，但慑于保皇会的声势，也不敢与之相抗衡，只能等待着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见此情形，深深感到自己这几年来只注重武装起义，忽视了革命的宣传工作，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孙中山首先来到夏威夷群岛的第二大埠希炉，着手恢复兴中会组织。兴中会员毛文明任希炉教会的宣教师，曾受孙中山的委托，已组织过演说会宣传革命思想，驳斥保皇派。这时听说孙中山已到檀香山，便派人将孙中山接到希炉。孙中山的到来，在希炉引起了震动，许多华侨纷纷前来拜访他，孙中山便在希炉组织中华革命军，孙中山之所以用“革命军”这个名称，含有纪念邹容著《革命军》一书的意义。加盟的有黎协、郑鎏、郑仲、郑成、刘安、杨吉等十多人，入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任众处罚。”这时孙中山已把“平均地权”加入了誓词之中，标志着他已正式把民生主义列为革命的奋斗目标之一。毛文明还请孙中山在希炉的日本戏院公开演讲，听众达一千多人，为希炉前所未有。孙中山后来曾回忆说他在海外对华侨公开进行革命演说“实自希炉始”。后来，他又在希炉的耶稣教堂和洪门组织联兴会馆举行演讲，在联兴会馆演说时，保皇会派人前来捣乱，孙中山不顾保皇会的捣乱，坚持把演说讲完。
希炉的保皇会势力被挫败后，孙中山又赶到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寄住在兴中会员郑照家。1903年12月中旬，李昌、郑金等请孙中山和毛文明在火奴鲁鲁的荷梯里街戏院和利利霞街戏院举行了三次演讲会。兴中会员李安邦在檀香山警察厅任马巡，为防止保皇会破坏，李安邦征得美国警察厅长同意，禁止保皇会开会。孙中山的每场演说，听众都有数千人，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地的报纸在评论孙中山的演说时，称赞他的演说极具“感化人群之力”，“真乃天生领袖”。每次讲完后，孙中山还请听众提出问题，由他当场予以解答。分清革命与保皇的本质区别，不少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纷纷脱离保皇党，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与发表演说的同时，孙中山还利用报刊加强革命的舆论宣传。兴中会员程蔚南在檀香山正埠办有一家商业报纸《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报》），孙中山决定利用《檀山新报》作为宣传工具，于是，他亲自撰写文章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与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展开了笔战。
针对许多华侨深受保皇派“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孙中山首先写了《敬告同乡书》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文章剖析了康有为保皇的真实目的只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他请读者读一读康有为所著的《最近政见书》。在这封政见书中，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孙中山以幽默的笔调尖锐地指出：康有为的保皇心迹已说得如此明白，大家再要说他是以此来实行革命，这不是诬害他吗？
孙中山还在文章中对梁启超的言论进行了分析批驳，指出梁启超在人心趋向革命的风潮之下，不得不“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其实，梁启超与康有为是一鼻孔出气，他的所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宣传，比康有为赤裸裸的保皇更加恶毒。孙中山深刻地指出：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活动使当地保皇党大为恐慌，保皇党的《新中国报》副主笔陈仪侃在1903年12月29日刊登《敬告保皇会同志书》，对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进行反扑，与革命党争夺华侨。为此，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报书》，针锋相对逐条批驳，揭露保皇会“开口便曰‘爱国’”，其实他们所说的“爱国”是爱的大清国，“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针对“革命必召瓜分”的谬论，指出“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孙中山还在文章中批判了先行“立宪君主”才能“立宪民主”的谬论，指出凡事应该“取法乎上”，如同中国初造火车就应该采取外国的最新样式一样，破坏专制政治后也应该采取民主共和的制度而不应该再保留君主制。
经过与保皇派的激烈论战，许多华侨认清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真实面目，不少误入保皇会的华侨纷纷登报脱离保皇会，到1903年底，孙中山在致友人书中说檀香山的保皇会势力“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其余二岛，不日亦当恢复。”檀香山重新成为兴中会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