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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十五、 革命思潮的形成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一年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丑和约、本息高达九亿多两的庚子赔款,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等等,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清政府腐朽卖国的反动本质,从而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从不理解到逐步理解,孙中山后来在回忆这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上人心的变化时说:

  经此次失败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
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有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孙中山的一这判断是很正确的。《辛丑和约》签订后,清政府已沦为忠实地为外国列强服务的奴才,西太后竟无耻地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赤裸裸地暴露了她出卖中国人民的丑恶嘴脸。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1900年11月,孙中山离开台湾再赴日本。这个时候,我国各省根据清廷章程公费派到日本的留学生,已有一百多人,这批留学生的人数迅速增加,到1906年竟增加到一万二、三千人。他们有感于时局的危机,自发地组织会社,出版书报,推动了新思潮的萌发。
最早创办的留学生刊物是《开智录》,出版于1900年11月1日,每月两册,由冯自由、郑贯一等主办。冯自由是兴中会日本分会会长冯镜如之子,广东省南海县人,但出生于日本长崎,他加入兴中会时才14岁。《开智录》开始是用油印机印刷,数量很少,孙中山为了支持它的出版,捐了二百元印刷费,改用铅字排印,扩大了这份刊物的影响。该报由保皇党的《清议报》代为印刷及发行,主要结合兴中会的宗旨发挥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学说,凡是《清议报》所到之处,都有《开智录》发行,而且很受读者欢迎,因而对保皇党造成不利影响,郑贯一因此被梁启超免去编辑一职。
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二个刊物是《译书汇编》,由江苏人杨廷栋等主编,主要编译法国和美国的著名政治性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等。这些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名著,对于启发中国当时的知识界有很大的作用。
1901年初,美国著名作家、《展望》杂志记者林奇拜访了孙中山。一进孙中山的房间,他就惊奇于孙中山藏书的丰富,发现孙中山的书橱里摆满了各种各样英文和法文的书籍、杂志,都是有关战争、军事、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其中有《近代战争与武器》、《近击战术》等军事方面的书籍。孙中山向他说明了惠州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原因,并表示“惠州失败主要是缺乏军火,本人对此毫不灰心,而将尽速准备武装与作更大的努力。我坚信,清廷已无改革政治的能力,惟有实行革命,才能臻中国于富强康乐之境。”这次会见给林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还特地写了一篇《两位西化的东方人》一文,在美国《展望》杂志上介绍了与孙中山的这次会见,称赞孙中山的渊博学识和坚持革命的决心。
孙中山最早接触的一批留学生是1901年成立的“广东独立会”,这年春,各国报刊传说清政府将要把广东割给法国,广东留学生大为震惊,由冯自由、郑贯一、王宠惠等发起成立“广东独立会”,要求广东独立、脱离清政府,孙中山对他们的活动也多方支持。后来,这批学生中的很多人成了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激进分子。
这年 6月25日《国民报》第一期出版,由张继、王宠惠等主办。这时留学生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人。《国民报》在留日学生中大力提倡革命思想,言词激烈,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则直接提出排满的口号,指出非驱逐满洲人,不能救中国。《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则提出“民权之运动已渡太平洋而东,……,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号召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民主革命。
那时,孙中山同留日学生的接触还不多,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多数留学生是主张维新改良的保皇派。而许多留学生虽然早已听说孙中山的名字,但却以为孙中山“骁桀难近,不与通”,如吴敬恒就把孙中山看成是“草泽英雄”式的人物,还疑心他不识字。孙中山最早结识的留日学生除了冯自由外,是秦力山。1902年2月22日, 秦力山与章太炎一同登门拜访了孙中山,聆听了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番议论后,十分敬佩,此后,他便介绍众多的留学生前来拜访孙中山,为孙中山与留学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章太炎早在1899年6月10日就在梁启超的引荐下见过孙中山。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 少年时喜欢阅读《东华录》、《明季稗史》等明代逸史,因而仇视满清,绝意仕进,后来进一步阅读了西方民主思想的著作后,开始接受了新思想。这次与孙中山再次会面,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非常赞同,在反对满清异族统治的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
1902年4月21日(农历3月19日)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选择这一天开会是有意义的,二百四十二年前的这一天是明朝崇桢皇帝在北京自缢的日子,这无异于公开号召推翻清朝,因而引起了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的恐慌。应他的一再要求,日本东京警察厅决定严禁这次会议的召开。
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奔走相告,许多人都决定要去参加这个纪念会。这一天,有好几百人前往会场准备开会,孙中山也带了十多人从横滨赶来参加。但日本警察把守住会场,不准进入。孙中山建议将“纪念会”改成“聚餐会”,移到永乐酒楼补开,列席会议的有六十多人。由孙中山主持会议,章太炎宣读他撰写的纪念词:“……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章太炎越念越激动,不由得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深受感动,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当天晚上,兴中会仍在永乐酒楼摆下八九桌酒席,宴请章太炎等。席间,孙中山首先站起来举杯:
“各位同志!今天我们在此设宴欢迎章兄,是为了表示我们对他提议召开这次纪念会的感激之情。章兄爱国情深,学识渊博,真可谓是我们的先生。为了感谢他对革命的贡献,我提议,各人敬章先生一杯!”言毕,先带头敬了章太炎一杯,其余各人也先后依次来到章太炎面前举杯敬酒,共敬了六七十杯之多。章太炎纵有酒量,也抵挡不住这等豪饮,当晚竟酩酊大醉,只得在横滨留宿一夜。
那时候,不少留学生对于革命是否一定要排满,认识还不一致。1903年1月, 孙中山约见刘成禺、马君武两人,告诉他们,最近清皇室贝子载振要来参加留学生的新年团拜会,你们可以趁此机会,在会上大讲排满救国,一定能震慑清廷,轰动全国。
正月初一这天,一千多名留学生聚集在东京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正在日本访问的载振,在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监督汪燮的陪同下,假惺惺地前来看望留学生。他们在团拜会上先后讲话,要留学生专心读书,将来回国报效皇上,赢得了几声稀稀落落的掌声。接着,留学生发言。刘成禺站了起来,讲了几句开场白后,突然话锋一转,痛陈二百年前满清入关灭亡中国的历史,讲到愤激处,声泪俱下,不能自禁。在座的载振和清朝官吏突闻此言,不知所措,留学生们则深受感动,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马君武接着起立,大声陈述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事实,慷慨激昂,扣人心弦。满族留学生长福站起来为清廷辩护,遭到众多留学生的同声痛斥,只得灰溜溜地坐了下去。一场欢迎载振的团拜会,顿时变成了痛斥清政府罪行的控诉会和号召反清革命的誓师会。事后,刘成禺被开除学籍,他在武昌的家产也被抄没,而长福却被蔡钧保荐为清政府驻横滨领事。
1903年4月,留学生中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 早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沙俄趁机出兵东北,占领了东三省。1901年2月,清廷驻俄公使杨儒和俄国谈判时, 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又提出书面条约十二条,要清政府在事实上承认沙俄占领东三省。消息传出,举国震动。由于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加上各国阻止清政府签约,特别是日本也想觊觎东北,岂能容沙俄一家独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联名劝清政府联英日拒俄,清政府在各方的压力下,未敢在条约上签字。后来,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曾订有俄军自东北三省分期分批撤军的条约。按条约规定,至1903年4月,第二期撤军的期限已到, 俄国应撤走金州、奉天、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的驻军。但沙俄竟公然违约不撤,反而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七项要求,企图永久霸占东北。得到这个消息后,日本留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举行大会,愤怒声讨沙俄的新罪行,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从事军事操练,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蔡钧唯恐留学生引起新的革命思潮,竟秘密致电清政府,说留学生名为抗俄,实则革命,请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留学生们以报国无门,无不痛心疾首,更激发了革命的决心。
拒俄义勇队解散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学习制造炸药炸弹,是一个秘密组织,并在宗旨上将拒俄御侮改为革命排满。还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鼓吹,二是起义,三是暗杀。
孙中山为了帮助留学生学习军事知识,以便为将来的革命做好准备,他商请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协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秘密创办了一所革命军事学校。日野熊藏对南非波尔的人散兵战术颇有研究,由他担任校长,聘请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传授军事知识及枪炮炸药制造法。入校学生有胡毅生等14人,学习期限为八个月,入学时一律由孙中山主持宣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誓词后来成为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
留学生中还普遍设有同乡会,但同乡会的地域观念很浓,各自为政无法统一。当时的留学生会馆名义上是全体留学生的管理机构,但它仅仅是一个事务性的机构,不具有号召力。各地的留学生还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如湖南留学生杨度、黄兴等办的《游学译编》、杨守仁的《新湖南》、区榘甲的《新广东》、戢元丞、程家柽、 刘成禺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还有《浙江潮》、《江苏》、《新白话》、《直说》、《海外丛学录》等等,这些刊物也都成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喉舌。
正当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日益高涨的时候,在国内,特别是上海租界因为不受清政府的管辖,革命思潮也迅速发展起来。1902年春,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蔡元培、吴敬恒、黄宗仰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名义上是以编订课本、改良教育为宗旨,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这年6月因为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拒收中国留学生学习军事,中国留学生到清政府公使馆抗议。中国教育会也在上海张园举行集会,声援留学生的正当要求。后来,中国教育会又创办“爱国学社”,招收上海、南京等地学生,蔡元培、章太炎、吴敬恒等都兼任爱国学社教员。爱国学社还出版《学生世界》。该刊物讥评清廷,言论激烈,在东南各省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育会还办了一所爱国女学堂,由湖南人陈范的女儿陈撷芬任校长,与男校同为鼓吹革命的阵地。
爱国学社每个星期在张园举行一次集会,举行演说,抨击清政府的弊政。每次演说都由《苏报》予以报导。陈撷芬还主办有《女苏报》,向广大妇女宣传新思想。
《苏报》创办于1896年,原为刊载黄色新闻的小报。1898年由陈范出资购下后,开始倾向于维新,八国联军侵华后,趋向革命,成为爱国学社的机关报。每周刊载爱国学社的演说,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5月26日,清政府发上谕严令两江总督魏光焘密拿严办。 魏光焘令上海道向上海英租界交涉,指名要求逮捕蔡元培、吴敬恒、黄宗仰、陈范、冯镜如、章太炎等人,英租界当局表示,租界上的案件,只能由租界当局审理。于是清政府只得以原告身份,向租界当局提起诉讼。
正在这时候,《苏报》又刊载了章太炎写的《读〈革命军〉》一文。《革命军》是四川留日学生邹容写的一本宣传反清革命的通俗小册子,全书共两万余字,文笔流畅,感情激越,孙中山后来曾称赞说“《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经章太炎介绍,《革命军》更引起世人注目。于是清政府将章太炎也列为被告人之一。6月30日,上海工部局应清廷的要求到报馆捕人,列名拘捕者有陈范、章太炎、邹容、程吉甫等,但只捕去章太炎一人。第二天,邹容自动到英租界巡捕房承担责任,他说:
“我就是邹容,《革命军》一书的作者,与章太炎无关!”
邹容想把一切责任由自己担起来,结果章太炎没有获释,邹容也被拘禁。
清政府本想将章太炎、邹容押解南京,由清政府严刑处置,英租界当局以领事裁判权拒绝,于是出现了以清政府为一方、革命党为一方对薄公堂的局面,引起了世人瞩目。开庭后,清政府以邹容《革命军》一书中“直书皇帝名字,大逆不道”,控告邹容“犯上”的罪名,双方均请有律师。清政府托各国驻上海领事出面力图将章太炎、邹容二人引渡江宁府,由清政府从严惩办,英国租界工部局以保障租界内居民生命自由为由坚决拒绝。清政府又转而求各国驻京公使出面,各国公使也以“领事裁判权”不容侵犯,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清政府又派便衣兵五百名,潜伏会审公堂后面,准备强行劫走章、邹二人。但租界于会审时戒严,每次提审,章太炎及邹容二人都有英国巡捕陪坐,又有英国巡捕前后护卫,数十名印度巡捕防守巷口,清政府的阴谋没有得逞。
正当“苏报案”会审过程中,北京又发生了清廷杖毙沈荩案。沈荩是湖南长沙人,曾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潜至北京,准备发动中央革命推翻清廷。被捕后西太后下谕将沈杖毙,杖至四个小时犹未断气,血肉横飞,惨绝人寰,最后以绳勒死。该案发生后,舆论大哗,上海各界人士数百人在愚园开追悼会,痛斥清政府的血腥暴行。中外各报详细报导了这一事件,各国舆论强烈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径,纷纷呼吁决不能将章、邹二人移交清政府。沈荩案后,英国政府坚决拒绝引渡章、邹,美国也和英国一致,不同意引渡,并将主张引渡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调任。清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同意英租界对章邹二人从宽审结,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
英国租界当局对章、邹二人的判罪,实际上也是对清政府的让步。严格来说,按英美等国家的法律,清政府状告章、邹二人的罪名不能成立,在沈荩案未发生前,有些英、美的外交官甚至同意清政府引渡的要求,可见欧美等国并没有真正坚持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民主”原则。
邹容后来死于狱中,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了表彰他对革命所作的贡献,追赠他为大将军,并亲自祭奠。章太炎则于1906年5月刑满出狱,由同盟会派人迎到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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