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四十六、北伐改道

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后，便积极筹备北伐。但是，陈炯明却在竭力破坏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他的第一步，是联络唐继尧，分裂革命军，以削弱北伐军的实力。
唐继尧是滇军的首领，1921年3月，驻在四川的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打回云南， 赶走了唐继尧。唐继尧被迫只身跑到香港，过着寓公的生活。孙中山回到广州后便电邀唐继尧到广州，并亲自和唐绍仪、伍廷芳、孙科等到车站迎接，设宴招待。孙中山有意要唐继尧任陆军总长，但陈炯明不肯让。唐继尧重回香港，以图有朝一日，重返云南掌握政权。
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屡次派人赴香港邀唐继尧到桂林，帮助主持北伐大计。陈炯明为阻止孙中山北伐，便派其弟陈觉民到香港与唐继尧联络，表示反对孙中山北伐，并愿助唐继尧回滇。陈炯明此计意在制造云南动乱，使服从孙中山的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和唐继尧都不能助孙中山北伐，以便削弱北伐的军事力量。
唐继尧到梧州后，竟不去桂林，而是到柳州设立滇军总司令部，准备回攻云南。1922年1月28日，唐军开始回攻云南，与顾品珍大战，唐、顾二人都不能参加北伐。为此， 孙中山于3月10日电令云南、贵州和广西各军总司令阻止唐继尧入滇，但已无效。唐于3月20日入云南，顾品珍战死，陈炯明的阴谋得逞。
陈炯明的第二招是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阻挠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
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发动员令，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李烈钧率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出湖南，直攻武汉。
赵恒惕曾派人请孙中山赴湘，恳请孙中山每月助湘军军饷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孙中山即命陈炯明照办。陈炯明竟与赵恒惕暗中约定，以不许孙中山入湘为供给饷弹的交换条件，否则不给。本来欢迎中山先生北上湖南的赵恒惕，这时又改变态度，暗中指使各团体、各将领挡驾，拒绝北伐军假道。2月13日，北伐军进入湖南，章太炎、谭延● 、 柏文蔚、张知本、吴醒汉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怕北伐军与赵恒惕的湘军发生冲突，使吴佩孚坐收渔人之利，建议改道江西北伐，于是孙中山原定的北伐计划受阻。
陈炯明的第三招是与吴佩孚暗中勾结，南北夹击孙中山。
陈炯明为了破坏北伐，不但在后方搞阴谋诡计，而且直接与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相勾结。暗中联络，书信往还。双方约定：陈炯明在南方拖住孙中山的后腿，使北伐军无粮无饷；吴佩孚则在北方分几路进军，消灭北伐军的有生力量。事成之后，陈炯明保有广东、广西两省的地盘。
陈炯明与吴佩孚暗中勾结的事，邓铿有所风闻。邓铿，字仲元，广东惠阳人，当时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孙中山驻跸桂林，粤军许崇智部随行，邓铿留守广东，一面主持粤军军事，一面负责筹划后方饷弹接济，并对陈炯明加以监视。邓铿忠于孙中山。孙中山移师桂林，邓铿亲自命令他的副官长陈可钰率一个团担任孙中山的警卫团，保卫孙中山的安全。对此，陈炯明心中十分不满。再加以邓铿时时对陈炯明加以监视，陈炯明更是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派朱庆澜、周善培二人到广西见孙中山，商量南北合作夹击吴佩孚的计划。邓铿与谢持同往香港迎接已到香港的朱庆澜、周善培二人。1922年3月21日，邓铿与谢持陪同朱庆澜、周善培二人乘广九铁路火车，于晚上七点多到达广州大沙头车站，突遇歹徒狙击，弹中邓铿胃部，立即送往韬美医院救治，但伤势过重，不治而逝。
事发后，陈炯明赶到医院探视，假惺惺地表示要严缉凶手。孙中山得悉邓铿遇害，十分悲痛，胡汉民、蒋介石、许崇智等人也都非常震惊。邓铿是留守后方的将领之中唯一可以信赖的人，邓铿一死，廖仲恺一人在后方已孤掌难鸣。邓铿一案到1928年才查清，主犯是陈炯明的族弟陈觉民，行凶者是陈少鹏、黄复之，二犯也供认不讳。他们说：“邓铿是孙中山的人，他坚决主张北伐，北伐的财力完全靠广东来支持，这样会使广东民穷财尽，孙中山是主张用武力来统一中国的，而我们是主张联省自治的，我们拥护陈总司令，双方政见不合，那当然就是敌人。如果北伐成功，我们将会不容于孙中山，假如北伐失败的话，那北伐军就会全部退回广东，那么广东也不会有安宁的日子。我们干掉了邓铿，也就等于斩断了孙中山的一根臂膀，北伐也就搞不起来了。所以我们非干掉邓铿不可。”
由于邓铿遇害，后方失去依赖，加上陈炯明与赵恒惕勾结阻挠北伐军假道湖南北伐，因此，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已难以为继。3月24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今后军事进止。许崇智主张回师广东。蒋介石主张先讨伐陈炯明，去除内患，再行北伐。胡汉民则主张以宽容为怀，不应先平陈炯明。最后，孙中山决定，北伐军立即回师，将大本营从桂林移到梧州。孙中山还命令谢文炳所率的一个旅作为先头部队，昼夜急行军，从广西的富川、贺县赶到广东北江，以免陈炯明的粤军阻止北伐军回粤。但是谢文炳却是陈炯明的人，他怕孙中山回师广州对陈炯明会有所控制，竟暗中电告陈炯明，说孙中山正在领兵进攻广州。陈炯明接到谢文炳的电报，立即电令自己的陈家军从广西兼程赶回广东来保驾。
从梧州到桂林是上水，需十天时间，下水却只需要四五天便可到了。陈炯明想不到北伐军回师这么快，慌了手脚，唯恐孙中山回到广东后会对他采取措施，这时他的陈家军主力部队因讨伐桂系胜利后还留守在广西南宁和浔州一带，无论怎么快速行军也不可能抢在孙中山之前赶回广州了。眼看着自己就要成为瓮中之鳖，陈炯明惊恐万状。蒋介石原来建议先讨伐陈炯明的意见如果被采纳，是不难解决陈炯明的。
4月12日，北伐军的主力部队回到梧州。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 决定改道韶关从江西北伐，并电令陈炯明速来梧州面商北伐大计。陈炯明接到孙中山的电报，不敢来，又不敢不来，正在犹豫。他的秘书陈鹤年竭力劝阻他千万不能去梧州，即使孙中山不会为难，但孙中山的部下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一定不会放过他。陈炯明听了，觉得有道理，便放弃了去梧州的打算。他急令叶举、洪兆麟等人火速回师广东，还给孙中山拍了一份电报请求辞职。
这时，北伐军已进至肇庆，进逼三水，离广州不远了，陈炯明吓得逃到惠州。蒋介石再次建议孙中山先讨伐陈炯明，清除内患，再举兵北伐。孙中山认为此时直奉战争已经爆发，他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卢永祥有三角同盟共同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契约，不能背信弃义按兵不动。因此仍然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建议，又一次错失机会。
孙中山在梧州等了三天仍不见陈炯明来，第四天却接到陈炯明请求辞职的电报，气得孙中山把电报扔到了桌上。这次，孙中山终于下决心要治一治陈炯明了，下令批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务部长三个职务，但却仍保留陆军部长一职。孙中山还期待着陈炯明能幡然悔悟，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北伐军各路军队绕道三水，不经广州而到韶关、南雄一带集结。所以避开广州，这也是孙中山的一番苦心，表明北伐军无意消灭陈炯明的部队，以免引起陈炯明的多疑。
免去陈炯明的职务以后，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广东省长，任命粤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部队总司令。孙中山还拍电报请陈炯明回广州共同合作，考虑到陈炯明对魏邦平比较信赖，又派魏邦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去惠州，说服陈炯明回广州。魏邦平到惠州向陈炯明耐心解释，说明孙中山对他的倚重和信任，希望他早日回来，但陈炯明根本就听不进去，魏邦平的劝说没有任何作用。
4月22日，孙中山从三水抵广州，他还想再说服陈炯明支持北伐，广东的军事和财政实权还是掌握在陈炯明的手里，只要有一线可能，就要争取陈炯明。他派人把自己的亲笔信带到惠州，请陈炯明到广州来。但是，陈炯明这时已经完成了他的设防和叛变的准备，密令自己的陈家军将领们在虎门、石龙一带布置防线，又命令叶举的总队火速回广州，陈家军的其他主力部队也在悄悄地向广州集结。陈炯明对来劝他的人说，自己劳顿多年，心力交瘁，需要休息一个时期，把来人打发回去。
这时，停泊在广州黄埔的北洋海军舰队内部分化，一些闽籍将士图谋叛变投靠北京政府。孙中山得知这一情况后，密令广州的江防司令陈策、同安舰舰长温树德等接管海军舰队。温树德、陈策率海军陆战队及各省海军军官与舰上部分叛变军人开战，击毙叛变海军官兵三十多人，黄埔各舰均被缴获。海军收编后，孙中山任命温树德为北洋舰队司令。
北洋舰队被收编后，孙中山的力量有所增强，陈炯明的部下官兵对海军重炮的威力不敢小视，陈只得暂时假意与孙中山周旋，表示愿意支持北伐，称自己的病已有好转，不日即可回广州与孙中山会面。陈炯明的这一伪装，令孙中山一度很高兴，认为陈炯明终于认清了形势，毕竟是革命的老同志。
这样，孙中山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4月底，直奉两军在长辛店、 固安一带展开激战。孙中山感到不能再等，5月4日，他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北伐令，下令出师北伐。在北伐令中，孙中山严厉声讨了徐世昌“内政之危害国本，外交之违反民意”的罪行，宣布“本大元帅受国民付托之重，深念连年国难未定，人民痛苦益深益烈，”“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希望全国人民“同心戮力，以成大功”。
孙中山发布北伐令后，于5月6日亲自赴韶关督师北伐。北伐军分左中右三路向江西前进。中路由李烈钧指挥，右路由许崇智指挥，左路由黄大伟指挥，三路会同进攻赣州。但这时，奉军已在长辛店被直军击败，全线退却，孙中山与张作霖南北夹击吴佩孚的计划已经落空。
正当孙中山全力督师北伐之际，陈炯明认为有机可乘，与吴佩孚相勾结，阴谋扰乱北伐军的后方。他一面假意继续与孙中山电报往来，表示稍事休息后，即当再效力；一面令叶举率五十个营的兵力回到广州。孙中山为了争取陈炯明，任命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令他率所部军队分驻肇庆、高州、雷州、钦州、廉州、梧州一带。这时广州的北伐军可调之兵均已调往前线，陈炯明立刻回到广州，重新控制了广州。
5月8日，叶举在广州发出通电，要求恢复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并要求免除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的职务。同时，陈家军在广州到处寻衅滋事，制造了许多纠纷，反对广东省银行的钞票流通。虽然惠州和潮州的税收长期被他们截留，但是孙中山还是像平常一样地给各部队发饷。与此同时，他们还有预谋地把从市场收来的当地银行钞票全部抛出，造成钞票贬值。面对这种情况，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无法制止，廖仲恺不得不电告孙中山：“陈炯明部屯集省城及白云山等处者，日谋响应北吴，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叶举的部队在广州更是天天向廖仲恺索闹粮饷，追逼不已，廖仲恺穷于应付，只好电请孙中山回广州镇慑。
孙中山接到廖仲恺的电报后，决定只身回广州去，先稳住后方。胡汉民表示反对，认为孙中山回到广州必定会受包围，如果陈炯明不听孙中山之命，前途将不堪设想。大家都劝孙中山不可过分相信陈炯明，如果一定要回去，也要带足卫队。但是，孙中山考虑到前线兵力紧张，只带了五十名卫士返回广州。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乘坐专列开赴广州，卫士团团长陈可钰亲自挑选了叶挺和薛岳为营长的两个营的精兵作为卫队，随孙中山南下。列车到达新街车站时，广州各界人士都来欢迎孙中山大总统，有一位老华侨从人群中走到孙中山面前说：“大总统，陈炯明在惠州经常召集他的部下在一起密谋策划，大有谋反的企图，大总统千万不可从固定的车站下车，以免被陈炯明暗算。”孙中山告诉他说：“我一直对陈炯明以诚相待，他怎么也不会害我的，你尽管放心好了。”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即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以便亲自说服他们，但叶举等不愿见孙中山，先一天离开广州到了石龙。
这时，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取得了全面胜利。为了欺骗人民和排挤其他派系，他们利用旧国会议员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和一些民国六年的议员开会，宣言取消南北政府，重组合法政府，企图使广州合法政府变成非法政府。直系还抬出了黎元洪，请黎复职，以便为曹锟上台铺路，徐世昌被迫通电辞职出京。
曹、吴这样做，表面上是恢复约法，拥护国会，以便使孙中山北伐师出无名。果然，直系军阀此举迷惑了一部分知识分子，蔡元培等人也致电孙中山及广州非常国会议员，请停止北伐。电报说：今日，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旧国会已恢复，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叶举等陈炯明部属，也乘机要求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
实际上，所谓请黎元洪复职本身，就是违法的。黎元洪的总统职位早于1918年10月已经期满，何况黎在1917年非法解散国会，构成大乱，已经无权再任总统。所谓的旧国会议员也无资格再任议员，因为黎元洪非法解散国会后，非常国会已经移往广州，吴景濂、王家襄等自己放弃职责，也已经不存在议员的资格。所以孙中山识破了直系军阀的这一阴谋，继续北伐的宗旨不变。
6月6日，孙中山就徐世昌辞职、直系奉黎元洪复出一事发表对外宣言，吁请列强勿承认新“伪总统”：“假使列强现承认北京之伪新总统，则其行动仍为干涉中国内政，其结果将更劣于承认徐世昌也。”
6月7日，孙中山发表《工兵计划》宣言，提出化兵为工的计划，认为要解决当前国内问题的根本途径，除了惩办祸国罪魁、保障国会安全外，应该化兵为工，裁减军队，“易战事为工事，兵不失业，无艇而走险之虑；工事日繁，有生产发达之象。”但是，在军阀当政的年代，孙中山的这一计划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6月12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记者招待会， 向与会新闻记者介绍了陈家将阻挠他北伐并在广州扰乱社会秩序的罪行。但这时孙中山仍然被陈炯明的假象所迷惑，认为“不久前陈炯明指示其部将领只把一半兵力调回广州，但那些官长擅自把军队从广西全部撤回。从这点你们可以看出，陈的命令已不生效；他已完全失掉了对军队的控制力。”
孙中山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认清陈炯明的真面目。他在5月25 日给叶举的电报中，说自己对陈炯明“始终动以至诚，不肯稍参客气”，还说“君子爱人以德，若操之过蹙，不任有回旋余地，殊非待士之道。”中山先生一生待人以诚，主张对人要有宗教的宽容心，这种无原则的宽容，只能失去原则，不分敌我。陈炯明并不因为孙中山的“宽容”、“至诚”而转变反对革命的态度，结果只能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