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十二、联康受挫

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经加拿大抵日本横滨，他又见到了分别快两年的陈少白，老朋友再次相见，彼此都有不少感慨。这一年多来，孙中山在英国经历了伦敦蒙难的风险，也学到不少革命的理论。陈少白在日本也结识了一批日本友人，如曾根俊虎、岛津弥藏及其弟宫崎寅藏。谈起今后的革命打算，陈少白说：
“我们两人困守一方，无从发展，不是一个办法。现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由你来管理，我想趁此时机到台湾去，或者也可以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我们的势力，岂不较胜呆住在这里？”
孙中山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同意了。陈少白走后，他就住在陈少白的寓所。
孙中山未来日本之前，日本政界人物便非常注意中国的反清秘密社党。民党领袖犬养毅特派可儿长一、平山周等赴华调查中国的秘密结社并研究中国国情，以便为日本今后对华的长远策略提供依据。可儿在上海从《每日新闻》所载伦敦电讯见有“中国兴中会领袖孙逸仙目下在英京伦敦蒙难获释，不久他预备从伦敦出发，到日本旅行”的消息，于是调查孙中山的活动。后在书店见到孙中山所著的《伦敦被难记》一书，即将此书译成日文向犬养毅报告。同时，宫琦寅藏和平山周还到香港向区凤墀了解孙中山的近况，得知孙中山即将到日本，便向区凤墀提出希望孙中山能留在日本，保证安全，还表示日本愿意援助中国革命。随后，他俩便赶回日本去见孙中山。
一天早晨，孙中山未及起身，就有人来敲门，他急忙穿着睡衣去开门，只见一个虬髯浓眉的日本人站在门外，来人自我介绍他叫宫崎寅藏，是陈少白的朋友。待孙中山洗漱完毕坐定，他开门见山地问：
“听说先生以中国革命为职志，不知先生的革命宗旨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孙中山思想上早就有明确的目标，他侃侃而谈：
“我认为，人民能够自治，自己管理自己，这是政治上的原则。所以我主张实行共和制度。”
“可是，不少人认为，中国是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共和制度不合中国的国情。”
“不，这是对中国的历史不了解。”孙中山断然否定，“其实，中国的历史上，早就有过共和制度。中国的夏、商时代，就实行过原始的民主共和制度。那时候，中国的村落间拥戴尊长而听治，设置乡兵而御强盗，这就是共和政治的雏形。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倾慕夏、商时代的政治……”
孙中山详细地为宫崎解释了中国之所以必须革命的原因，以及革命会给中国和亚洲带来的利益。宫崎听了，心中非常佩服孙中山的见解，他认定中山先生为“东洋之珍宝”。从这时起，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孙中山身上。宫崎还把平山周带来见中山先生，平山周也和孙中山很谈得来。宫崎寅藏和平山周都住在东京，他们都劝孙中山用化名暂留日本，并邀请他到东京去。
过了几天，孙中山来到东京找到了平山周和宫崎寅藏，他们商定让他住在东京市中心银座的对鹤旅馆。宫崎和平山陪着孙中山，来到对鹤旅馆，由平山周为孙中山登记，由于事先没有商定化名，平山周想起刚才经过的中山侯爵的住宅，便随手写了“中山”二字，可是，中山是日本人常用的姓，应当还有个名字。
平山周正在犹豫，孙中山接过平山周手中的笔，在登记簿上又添上一个“樵”字，于是，“中山樵”便成了他的化名。孙中山过去在国内多半用孙文这个名字，在欧美则常用孙逸仙，这时，“中山”便成为他的新名字，并且越用越广泛，代替了原来的名字。
经宫崎和平山介绍，孙中山又结识了一批日本友人，其中有刚当上日本民党领袖的犬养毅、外相大隈重信以及头山满、平冈浩太郎、萱野长治、山田良政等日本朝野著名人士。犬养毅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他和孙中山有很多共同的政治见解。他主张民主宪政，反对军阀专权；在经济上提倡贸易保护政策，以工商立国；在外交上主张亚洲团结起来，抵抗欧美列强。因此他结识中山先生后，两人很快成为知己，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给予多方帮助。平冈是日本九州福冈矿主，家境富裕，中山先生在东京的生活费用由他负担。其他诸人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多有帮助，山田良政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犬养毅等人的全力帮助下，日本政府终于正式给孙中山签发了侨居证，为了与更多的华侨接触，他移居横滨，住进了老朋友温炳臣家中。
1898年3月下旬的一天，孙中山在横滨与杨衢云会面。杨衢云自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去南非，在那里组织兴中会分会。上年11月25日离开南非来日本，这天与孙中山在横滨修竹寄庐见面，孙中山十分气愤地责备他说：
“你要做总统，我就让你做总统，你说要最后到广州，我就让你最后到广州，你为什么到了时期，你自己不来？那还罢了，随后我打电报叫你不要来，隔了一天，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来，把事情闹糟了，消息泄漏，人又被杀。你得了消息，便一个人拼命跑掉，这算是什么把戏？你好好把你的理由说出来！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杨衢云听了孙中山的这一番训斥，满脸羞愧，低头无语。最后，他只好说：
“以前的事，是我一人之错，现在听说你筹得大款，从新再起，所以赶来，请你饶恕我以前的过错，让我再来效力。”
孙中山见他认错了，便宽容了他，不再计较。

＊＊＊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正面临着一场巨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1895年4月，正当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他号召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上万言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这是清朝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联合大请愿。虽然这次上书被顽固派扣了下来，没有呈递到光绪皇帝的手中，但却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康有为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后来，康有为取中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他又写了《变法万言书》，这次终于递到了光绪皇帝手中，光绪皇帝阅后非常赞赏。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第五次入京上书，请光绪皇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要他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为榜样，及时变法图强。由于顽固派的多方阻挠，直到1898年1月光绪皇帝才看到他的上书，受到很大震动。他表示“不作亡国之君”，下谕此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不许阻隔。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正式实行变法维新。这场维新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止，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早在1893年，孙中山与康有为就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交锋。当时，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很近，孙中山常在这里挂牌行医。康有为也常到书楼看书。孙中山听说康有为对西学也很有兴趣，有意与他相识，就托人转达此意。不料康有为狂妄自大，一定要孙中山先写一个拜师的帖子，称自己为康有为的门生，方可见面。孙中山不免心中有气，也就不再提这事。
后来，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成了朝廷钦犯，而康有为却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身价百倍，更加目中无人，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那时孙中山为了扩大兴中会的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华侨学校，定名为“中西学校”。梁启超推荐康门子弟徐勉、林奎、陈荫农等充任教师。孙中山见康有为派人来担任学校教师，也很高兴。不料徐勉来当校长后，就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孙中山虽然不太乐意，但也没有在意。
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有为竟然指示徐勉，要他断绝与革命党的往来，否则将会受到牵累。有一次，孙中山到学校去，发现教员办公室空无一人，只见桌上有一张字条，写着：“不得招待孙中山！”孙中山不禁感到奇怪，从此不再到学校去。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件事后，非常气愤，跑到学校去责问徐勉，徐勉推说自己不知此事，条子也不是他写的。后来经过暗中调查，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康有为受到朝廷的重用后，自以为前途无量，不能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伍。孙中山也就不再与他们来往。
现在，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运动开张了，孙中山在日本非常关注国内局势的变化，他和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经常在一起议论这场变法维新。当然，如果光绪皇帝的维新运动能够成功，也是孙中山所愿意看到的；但是，他非常清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决不会坐视维新运动得逞，中国的局势将要发生巨变。
果然，变法开始后，西太后就着手布置，她先逼迫光绪皇帝将他的老师、支持维新变法的户部尚书翁同和革职回家，接着又令她的亲信荣禄统率董福祥、聂士诚、袁世凯三支精锐的北洋军，握好屠刀待机而动。9月初，荣禄等人密谋10月底光绪帝与西太后同到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形势非常紧急。
光绪皇帝得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着急，他立即召见康有为等说：“朕位且不保，尔等可有何良策，妥速筹商。”康有为、谭嗣同等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他们劝光绪皇帝先召见袁世凯，予以慰勉，并擢升侍郎，然后在天津阅兵时，要袁世凯一军抵挡董、聂二军，保护光绪皇帝。
袁世凯为人奸诈阴险，在帝党与后党的斗争中，他不露声色，取得了两派的信任：在后党看来，他是荣禄的亲信；在帝党面前，又伪装同情帝党。康有为办强学会时，他入会赞助，翁同和被西太后开缺回籍，路过天津，他派专人持函献厚礼，表示同情。因此，在康有为等人看来，袁世凯是三支北洋军中能够拥护帝党的力量。其实，翁同和第一次接见，就判定“此人开展而欠诚”。翁同和毕竟是老官僚，官场的经验比康有为要老练得多。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悄悄潜入袁世凯的驻地，袁世凯见他这时到来，心里已经明白了三分。谭嗣同劝他拥护光绪，杀掉荣禄，并郑重地对他说：
“报国恩，救君难，除旧党，建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于阁下之手。”
袁世凯表面允诺，回答说：“阅兵时叫皇上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杀一狗耳。”其实，他心里十分清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握有实力；而光绪皇帝不过是个傀儡，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只不过是几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在后党与帝党的这场斗争中，帝党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岂能拿自己的命运作赌注?9月20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他，袁世凯又一次在皇帝面前表示了自己的忠心。
不料，当晚，袁世凯就跑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入京禀报了西太后。21日凌晨，西太后囚禁了光绪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后，孙中山便和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商量，请他们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这时，康有为已逃到香港，梁启超也躲进了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日本友人早就有意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起来，壮大革命力量，于是，宫崎寅藏悄悄来到香港，找到了康有为，并护送他到日本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里见到了梁启超，他叫梁启超换了一身和服，化装成日本人，也护送他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认为现在康、梁都已从过去的朝廷命官变成了在逃的钦犯，或许能够吸取教训，改变过去不与革命党合作的态度。于是托宫崎向康有为示意，不料竟遭拒绝。犬养毅得知此事，便约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同往早稻田寓所会晤。孙中山、陈少白如约前来，康有为依然不到，只派梁启超前来，他吞吞吐吐地解释说：
“康先生因有事不能前来，托我代表他来会见孙先生。”
“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谈谈也行。”孙中山虽然不太乐意，但也并不介意。
几个人谈了一会儿，犬养毅起身告辞：
“我不大熟悉贵国的语言，先离开一步，你们谈吧！”
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谈了很长时间，临别时，梁启超说：
“今天所谈的事，我一个人不能作主，必须回去请示康先生，再予答复。”
过了两天，梁启超没有回音，孙中山又派陈少白与平山周再去访问康有为，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
到了康有为住所，见梁启超、徐勉、王照、梁铁君等都在。陈少白还未及开口，只见王照站起身向陈少白诉苦道：
“请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都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件也要受到检查，这种情形，实在是忍受不了──”
话还没有说完，康有为便气愤地大声命令梁铁君：
“把他拉出去！”
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缘故，但不便多问，就开诚布公地对康有为说：
“满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非推翻清政府不能救中国，康先生也需要改弦易辙，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救国。”
康有为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
“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我奉皇帝衣带诏，力谋起兵勤王，解救皇上禁锢瀛台之危，其余事情，我一概不知。”
康有为早年创立保国会，倡言“保中国不保大清”，但这时，他受了光绪皇上知遇之恩，早已成为清朝皇帝的忠实奴才。他认为西太后已老，等西太后一死，光绪皇帝亲政，他康有为必受重用，还有出头之日。今日若与革命党来往，岂不误了自己将来的前程？陈少白和他谈了三个小时，毫无结果。
陈少白断定王照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苦衷，就请平山周于几天后将他带到犬养毅家。王照要来纸笔，将变法经过以及康有为伪造皇帝衣带诏的丑事和盘托了出来，还在华侨中大肆宣传，使康有为在日本声名狼藉。日本政府给了他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康有为无可奈何，只得很不光彩地去了加拿大。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仍然保持联系，他在孙中山面前，仍表示愿意合作，经过几次会谈，双方观点日益接近。1899年9月，梁、孙具体商谈合作办法，甚至讨论了两派联合组党的计划，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任副会长。忽然，梁启超想起一件事，他问孙中山：
“如果这样安排，那康先生将置于何地？”
孙中山笑了笑，答道：
“他的弟子是领导人，作为老师，地位岂不是更尊了吗？”
梁启超想想觉得有理，就推荐徐勉与陈少白共同起草联合章程。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联合动向，引起了康门弟子中一些顽固保皇分子的不满，徐勉和麦孟华暗中反对。徐勉还写信向康有为告密：“卓如（指梁启超）渐入行者（指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
康有为当时正在华侨中进行保皇宣传，蒙蔽了不少华侨，还骗得不少华侨捐了款。他接到徐勉的信大为恼火，立即派弟子叶觉迈携款到日本，勒令梁启超立即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梁不敢抗命，立即起程。行前，他还向孙中山表示合作到底，并请孙中山给他写几封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的人联系。孙中山对梁并不怀疑，给孙眉和几位兴中会干事写了信，要他们热情地接待梁启超。
不料，梁启超到了檀香山之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作为幌子，诱惑不少华侨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的主要骨干，包括孙眉也加入了保皇会，还骗得十多万捐款。孙眉还叫他的儿子孙昌拜梁启超为师。孙中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极为气愤，但为时已晚，檀香山的兴中会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从此，他打消了与保皇派合作的幻想，决心大力开展宣传，揭露康、梁保皇党的真实面目，同他们开展了一场空前的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