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四十九、联俄联共

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又一次返回上海。陈炯明叛变， 给孙中山留下了深深的创痛，为什么他的革命总是不能成功？为什么他那么以诚待人，却收不到好的效果？孙中山不得不对自己过去的革命道路作深刻的反思。无情的事实使他认识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人民耳。”
在陈炯明叛变的日子里，孙中山通过陈友仁与达林继续保持联络，并要陈友仁转告达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朋友是苏俄。”他还向达林表示愿意去苏俄，说：“如果我可能赴苏俄去，我现在甚至可以不去上海，而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息。但是我坚信，苏俄在我身处逆境时，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就去苏俄。”孙中山并托陈友仁告诉达林，有关他同达林会谈的全部文件，都随身带到军舰上来了，没有被叛军所获。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同苏俄的联络是何等重视。
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刻，他得到了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早在1922年1月21日， 孙中山就派张秋白代表中国国民党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邓培、张秋白等，关切地询问张秋白和张国焘“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回答。
1922年7月16日到23日，正当孙中山在白鹅潭同陈炯明叛军作斗争的艰苦时刻，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和国民党以及其他一切革命团体团结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计划与步骤。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于7月18日作出决定， 要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支持孙中山和促成国共合作的意见。8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央会议， 进一步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经过两天讨论，有条件地接受了马林关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
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马林和李大钊又回到上海。8月25日， 孙中山在上海寓所接见马林，当时马林是以越飞的代表的身分来会见孙中山的。在与马林的谈话中，孙中山告诉马林，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他还要马林向苏俄政府驻北京全权代表越飞转达他的意见：如果能实现同苏俄的联盟，他将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允许苏俄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在会见中，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发动工农群众的宣传运动。
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他去莫斯科的情况，并告诉孙中山，中共中央已经同意了他的要求：中共党员决定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孙中山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决定，当即向马林表示同意。他还请马林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以便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在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越飞致孙中山的一封信的内容。
8月下旬， 孙中山还在自己的寓所多次同李大钊畅谈了关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他们谈得非常兴奋，以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孙中山谈到了改组国民党的必要，他告诉李大钊：“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他还谈到了唤醒民众的重要性，孙中山说：“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李大钊向孙中山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党合作的主张，并由张继介绍，首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在加入国民党之前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是不能脱去共产党籍的。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李大钊后来在《狱中自述》中回忆了他在上海同孙中山会见时的情形：

9月的一天，朱德和孙炳文一同从云南来到上海，他们是来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 同时，也怀着敬佩的心情前来看望孙中山。孙中山知道朱德原来是滇军中的旅长，也是个很有名气的军官，便劝朱德重新回到滇军中去，对自己原来的部下进行整编，等到时机成熟，会合各路北伐军共同讨伐陈炯明。
但是朱德并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他说：“我们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是非常信服的，可是对孙先生目前的做法却有不同意见。孙先生和国民党人发动革命这么多年来，总是利用这个军阀来打击另一个军阀，这样做有时也会成功，但是结果总是失败，每次总是革命派最后失败而让军阀们获得了胜利，因为军阀们的本质是靠不住的。”朱德还说，“我是一个军人，我花费了十一年的时间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打了十几年的仗，仍然看到人民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可是在世界的北方，俄国革命却取得了成功，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现在要到欧洲去，到那里去寻找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里有比我们进步得多的制度，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社会主义力量非常强大。”
对于朱德所说的道理，孙中山也很赞成，他告诉朱德他正在采取新的政策，不久就会正式实施，希望到那时候朱德能回来帮助他共同工作。孙中山所说的新政策，就是他考虑了很长时间的联俄、联共的新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在沪各省同志张继等五十三人，交换意见，商讨改进国民党事，与会者都表示赞同。于是，孙中山指定丁惟汾、管鹏、茅祖权、陈独秀、覃振、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等九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9月7日起开会集议，筹商起草改进计划。
1922年下半年，曾发生一件关于孙中山联俄联德事件的风波。原来，当陈炯明叛军占领总统府后，在财政部的保险箱内，搜出了一些孙中山与廖仲恺以及朱和中与孙中山之间的信件和电报，孙中山在信件上特别加批了“此信看完付丙”，但廖仲恺看完后并未遵令销毁，于是落入陈炯明手中。宋庆龄后来回忆说：陈炯明“以为是孙中山卖国材料，发表登在各报。陈炯明命令刊登细节，广泛宣传，作为孙中山出卖国家的证据。按照我的记忆所及，每个字印得有酒杯那么大，登在上海各报。那天早晨，我是第一个发现这类报纸的人，当即拿给孙先生看，他和汪精卫正在图书室里。”
英文《香港电讯报》在1922年9月22日刊登这些电函时加按语说：“长久以来人多疑惑孙中山醉心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无确切证明。今从广州获其密函原件，拟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基础，谋建立中德俄三国同盟。”
朱和中在1922年1月1日自柏林给孙中山的电报中告诉孙中山，前德国驻华公使、现任德国驻俄公使辛慈为中德俄三国联盟事，将化名来华。孙中山在接到朱和中的电报后，写信给廖仲恺、曹亚伯，要曹亚伯在广州等候辛慈到港，亲自带他来大本营，并特嘱“此事要十分秘密”。孙中山还在这封信的封面写上“要函交廖次长仲恺亲启，别人不得开拆”。
事发后，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风波，德国政府于1922年9月29日发表声明称， 德国政府并不悉现任驻俄公使辛慈，与中国南方政府秘使商谈缔结中德俄三国同盟事。辛慈本人也加以否认。美国旧金山致公堂在得悉此事后，以孙中山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密谋结盟为由，竟将孙中山开除出堂。
为消除海外华侨的疑虑，孙中山于1922年9月29日以英文正式函件用孙宅秘书处名义，在上海驳斥《香港电讯报》9月22日所载有关中德俄三国同盟事。 孙中山在此函中并未否认与德俄商洽一事，只是强调他从未考虑使中国变革为共产主义国家。信中说：

孙中山联德计划，后来并未实行，但联俄计划则从1922年起加紧进行。
苏俄当时一方面支持孙中山，一方面又同列强各国一道，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承认北京政府，派越飞任驻中国全权代表。越飞于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 他在与北京政府积极交涉的同时，又派商务参赞伊凤阁及苏俄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霍多罗夫等人到洛阳联络吴佩孚，还派马林为代表到上海会见孙中山。
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同越飞之间多次通信，越飞曾四次写信给孙中山，介绍苏俄内外情况，还曾嘱其夫人赴上海和孙中山联络。孙中山在三次给越飞的信中，对苏俄与北京政府之间进行的交涉表示不满。他在12月20日写给越飞的信中批评说：“他们力图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论证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我在广州时就听说过──说什么他们只能同‘公认的’中国政府打交道。令人奇怪的是，您竟重复同样的资本主义论点，这正好中了你们伟大制度宣布为敌人的那些列强的计。”
越飞于1923年1月17日到上海，同行者有他的私人秘书勒文、 翻译史瓦察伦以及他的夫人及幼子。第二天，孙中山设晚宴招待越飞一行。此后，孙中山与越飞连续进行了多次会谈，经过几次会谈，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苏联（苏联于1922年底成立，以后不再用“苏俄”的名称）政府将给予孙中山精神上、财政上的支持；孙中山则保证，在他的党一取得中国政府的控制权，就保证承认苏联并与苏联结成联盟。孙中山并表示将派遣一个军事使团到苏联去学习考察，后来这个军事使团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名义，由蒋介石率领于1923年8月去苏联访问。
1923年1月26日，双方正式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 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宣言》提出了双方关系的一些总的原则，具体的细节由廖仲恺与越飞在第二天赴日本后详细商量。
《孙文越飞宣言》中的第一条特别引人注目，该条称：

孙中山的这一段话，在他逝世以后被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当作有力武器，蒋介石在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就说：“国父认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可为明证。”
其实，从孙中山的一贯言行来看，孙中山先生并无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相反，他一再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那么，何以在《孙文越飞宣言》中要特别加上这样一句呢？
《孙文越飞宣言》原文是英文，其英文原文中这句话是：
Dr. Sun Yat-sen holds that the Communistic order or even the Sovietsystem cannot actually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 because there do not existher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either Communism or Sovietism.
按照国际惯例，《宣言》的解释应以英文本为准，在译为中文时，译者未能完全按英文的时式译出，以致引起误会。上述句中最重要的地方，即“do not exist”（并无）应译为“现在并无”，因此，这句话原意应为“因中国现在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这里引起误解的原因，是由于汉语的习惯，对动词的时式并不特别强调，既可以理解为现在时，也可以理解为过去时或者将来时，而在英文中则不会有这样的含混之处。
其次，孙中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苏联所实行的也不一样。他在离开白鹅潭乘坐英国“摩汉号”炮艇的时候，曾在船上对蒋介石等随行人员这样讲：“今日吾人对俄之恐怖心，固犹如昔。至于今日俄国之新经济政策，早已变更其共产主义，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并弛私有之禁，其事已逾一年，而国人不察，至今尚指其为共产主义，为过激派。”可见孙中山所指的不能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指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客观地说，苏俄十月革命后最初一度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确实有许多不妥之处，的确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但是，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进攻的困难时刻，那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之举。
本来，孙中山在这样一个并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宣言中，可以不提这样容易引起误会的话，但是因为当时不少海外华侨和国民党人对于孙中山与苏俄结盟一事特别敏感，所以孙中山感到有必要说明共产主义在现在的中国并无可以成功的情况，这与他一贯的思想是并不矛盾的。而且事实上，孙中山曾一再说明“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他在国民党内实行的委员会制以及在军队中实行的党代表制，无一不是来自俄国苏维埃的制度。
苏联十分重视《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2月1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刊登了这篇宣言，但只提了宣言中的第二、三、四条，未提及宣言的第一条。苏联政府大概认为，这个第一条如果在苏联公布，将会在苏联人民中造成对孙中山的不良印象，从而对苏联政府支持孙中山的政策产生怀疑。
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经过了多次的商谈后达成若干协议，他根据《孙文越飞宣言》的原则，主要是同越飞的秘书史瓦察伦、勒文及其日籍秘书田口运藏商谈。协议的重点是在重建中国军队、援助孙中山建立军官学校、支付孙中山军事费用等项。越飞报经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研究后，于5月1日答复孙中山，提出“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并答应向孙中山提供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关枪、四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
孙中山一生中曾无数次向日本、美国以及其它帝国主义列强要求过援助，但是这些列强从来没有给予孙中山任何援助，相反还援助孙中山的敌人来反对他。孙中山在 1923年3月与美国弗莱切尔?布莱克曼的谈话中说:“对于来自美国、英国、 法国或其它其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以某些迹象表示了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因此，当孙中山接到越飞5月1日的来电后，非常高兴。他在5月12 日给越飞的复电中说：“贵国5月1日回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孙中山所说的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就是指后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一事。蒋介石一行于1923年8月16日从上海启程，代表团中还有张太雷、 沈定一和王登云，其中张太雷和沈定一都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一行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到11月29日启程回国，在苏联逗留了三个多月。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受到了托洛斯基、加里宁、齐契林、维经斯基等人的接见。列宁当时因病未能接见他们。蒋介石等人在苏联参观了苏联的各种军事学校、军事博物馆、喀琅施塔得军港及波罗的海舰队，游览了博物馆、俄皇冬宫、歌剧院，考察了苏联的社会状况。在苏联期间，苏联方面曾邀请蒋介石加入苏联共产党，蒋介石以需向孙中山请示为由，婉转地回绝了。
蒋介石虽然在苏联时期，受到苏联党、政、军各方面的热情接待，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他却对苏联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回国后，蒋介石把他在苏联考察所得的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从上海到广州面见孙中山，又向孙中山作了口头汇报。蒋介石在他后来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忆说：

从蒋介石的这段自白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孙中山面前曾竭力诋毁苏联共产党，试图动摇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决心。但孙中山不为所动，坚持其三大政策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