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六、行医生涯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几年里，他的成绩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
一年级时，他在全班是第三名，化学、物理和生理学三科成绩优异。
二年级时，他在全班是第一名。
三年级时，主要在雅丽氏医院从事临床实习，工作积极，获得最佳的评价。
四年级时，他名列全年级第一名。
五年级时，再次名列全年级第一名。在毕业考试中，十二门课程有十门获优等，总成绩称“最优异”。
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香港总督罗便臣亲自主持了毕业典礼，并为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位最优秀的学生颁发了优秀毕业证书，证书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

教务长康德黎博士在毕业典礼上也作了致辞，热情地称赞了孙中山，称赞他的勤奋好学，称赞他的聪慧与才智。
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虽然成绩优异，但仍无在香港行医的法律地位，仅是“权宜行医”。孙中山曾打算开设药房，康德黎听说后，劝他说：“你不能做这种事，开药房有如做生意，是有失体面的。你是我们学校第一届最优秀的毕业生，你应该做医生。在英国，当医生是最受人尊敬的，地位很高。”为此，康德黎曾推荐他与江英华二人到李鸿章1881年在天津开办的西医学院任教。因为李鸿章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之一，所以康德黎曾托香港总督罗便臣转北京英国公使，向李鸿章推荐。李鸿章回信答应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五十元，并授孙中山和江英华“钦名五品军牌”。孙中山和江英华在康德黎的陪同下，到广州两广总督衙门领牌。不料两广总督衙门多方刁难，要孙中山和江英华填写三代履历，方准领牌，孙中山本来就无意到北京行医，这时一气之下，返回香港。
孙中山在求学香港期间，有一次返乡路过澳门，当地绅士曹子基、何穗田、张心湖等家中均有亲人久病不愈，经孙中山治疗，很快康复，因此澳门绅士对孙中山的医术高明留有深刻印象，这时便邀请他去澳门行医。
澳门有一所镜湖医院，是一所中医慈善医院。孙中山到澳门后，便在这家医院首次开设了西医诊疗。从此，镜湖医院开创了中西医兼用的新式医院。但是，孙中山并不满足于受聘镜湖医院，他想自己开一家医院，为此，他通过老朋友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作担保，向镜湖医院贷款本银两千圆，利息每百元计息一元，五年为期，并立字据。1892年12月18日，孙中山的中西药局在澳门正式开张，孙中山成为澳门的第一位中国籍西医医生。
孙中山的医术非常高明，他最精的是外科手术和助产两科，曾为患者割出肾结石，大如鸡蛋，重一两七钱，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澳门《镜海丛报》从1893年7月至9月，曾连续刊登赞扬孙中山医术的广告，称赞他“神乎其技”。9月26日和10月7日的《镜海丛报》上还刊登“春满镜湖”行医告白称：“大国手孙逸仙先生，我华人而业西医者也，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并说明“每日由10点钟起至12点钟止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
孙中山先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引起了当地的葡萄牙医生的妒忌，他们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政府颁发的行医执照，向澳门政府提出控告，禁止孙中山为葡籍病人治病，后来还通知各药房，除了葡籍医生外，不准为他国医生开的药方配药，孙中山被迫离开澳门，赴广州西关洗基开设东西药局，又在双门底（即今北京路北段一带）的圣教书楼内设了一个医务分所，书楼内进为基督教礼拜堂。此外，他还在香山县石岐镇与人合资开设了东西药局支店。
孙中山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的名声很快便在广州、香山一带传开，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连广州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命人抬着官轿来请他上门看病。因业务繁忙，当年12月，他又聘请尹文楷医生任助手，协助诊治。尽管他常常在为穷苦病人诊治时免收医药费，但开业才一年，他的收入竟高达一万元之多。当时李鸿章授予孙中山、江英华“钦命五品军牌”时的月俸才五十元，相比之下，可见孙中山行医的收入是很高的。
然而，孙中山心中所装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命运，而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早在学医的时候，他就决心把一生献给救国救民事业。他的同学江英华回忆说：“孙先生在院时，喜与同学谈及反满，辄为余言：‘医生救人只几命，反满救人无量数，吾此生舍反满莫属矣！’余当时以为戏言耳，岂知其言之坚而行之决也。及今思之，惭愧奚似！”
有一天，一个病人扶着手杖一瘸一拐地来到他的诊所，一进门就不住地呻吟。孙中山在检查中发现他从肩到肘，从臀部到膝盖，全身上下伤痕累累，膝关节和踝关节都变得僵硬了。不禁感到奇怪，就问他：
“你的这一身伤是怎么来的？”
那个病人不住地叹气，又不住地摇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强忍着悲痛委屈地说：
“我这是在县衙门审讯时被打伤的……”
“县衙门为什么要打你？你犯了什么罪？”
“……唉，我没有犯法……我不是坏人……”
好半天，孙中山才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病人是个船夫。一天清晨，他正沿着河岸边步行，突然迎面来了一队官兵，他们抓住他，不由分说就把他拉到新会县衙里，也不审问，立刻就被按倒在地，几个衙役用粗大的竹板在他的屁股和背上狠狠打了两百大板，打过之后，县官才升堂问他：“你招不招？”
船夫被打得遍体鳞伤，好容易才抬起头来回答：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犯了什么法？”
“你是海盗！为什么抓你，你还不知道吗？！”
船夫这才明白，他们把他当成了海盗，他痛苦地说：
“老天冤枉啊！我是个好人，我不是海盗，我没有做过坏事……”
县官把惊堂木一拍，厉声叱道：
“住嘴！你不老实！让你尝尝跪铁链的滋味！”
几个衙役将船夫捆了起来，强行跪在铁链上，船夫双手趴在木架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两卷冰冷锐利的铁链上，跪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放开，两个膝盖跪得鲜血淋漓，站都站不起来。两个衙役扶着他，再次拖到了县官面前。
“怎么样？招不招？！”县官以为这下船夫吃够了苦头，该招供了。
船夫心里清楚，要是承认自己是海盗，那就是死罪，他横下一条心，高声答道：
“我不是海盗！我没有罪！”
县官气急败坏，恶狠狠地说：“他还没有尝够滋味，给他压竹杠！”
船夫再次被捆起来，双臂被强行拉直，双膝跪在地上。一个衙役拿来一条竹杠，横放在他的腿弯处，两个衙役站在竹杠的两端，玩起了跷跷板，一阵剧痛钻心，船夫再次昏死过去。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被压了多长时间的竹杠，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狱中了。过了十天，县官认为他的身体又能承受下一次酷刑了，于是他被再次提进公堂。这次他被吊了起来，接受一种新的酷刑：几个役衙轮番地用一种很结实的短木棒敲打他的膝盖，直到把他的膝盖的每一块骨头都敲得粉碎。船夫痛得连话也讲不出来，当然也没有招。这样，他又被关了十多天。
当他再一次被带到县官面前的时候，县官似乎更多地想试试审问，提了一连串的问题要他回答，但他始终坚持自己不是海盗，而是一个善良的船夫。并进一步补充说自己在当地尽人皆知，可以前去调查。县官对调查毫无兴趣，也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去查证一下这件案子的是非，而是喝令再次用刑。
船夫的大拇指、大脚指被栓住，倒过来头朝下吊在空中，他立刻再次昏死过去，这倒救了他：使他没有招认。第二天他醒过来的时候，一个人躺在狱中。三个星期以后，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县官要他招认，他仍然坚决拒绝。于是，几个衙役将四根由压缩的锯木屑做成的“柴枝”绑在他的手臂和腿上，点上火。这种特制的“柴枝”燃烧得很慢，发出炽热，从一头点着，让它一直烧完。这种酷刑是很难忍受得住的，几乎任何人在受刑的过程中都因为无法忍受而只得招认。但是这位船夫大概是因为身体太虚弱了，火点着之后他竟然立刻昏了过去，这使他再一次没有招认。
县官看来是用完了所有的招术，对他无可奈何了。再说，这个船夫也实在是太穷了，从他的身上榨取不到任何“油水”，县官认为不值得在他身上再花力气，也不值得破费将他供养在狱中。过了几天，没有任何说明，就把他放了出来。
船夫的叙述使孙中山深为震惊和愤慨，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的贪官污吏，人的生命在他们的眼中如同猪狗一般。他想起了不久前亲眼目睹的又一幕人间悲剧：
那次孙中山在为一位官员治病时，应邀目睹了一种“新发明”的被称之为“白鸟变形”的刑讯方式。审讯中，受刑者脱光了衣服，全身贴满两寸宽、五六寸长的小纸条，看起来象只白鸟。然后把纸条点火。这一过程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当全身布满了火燎的水泡之后，衙役用蘸着浓浓盐水的麻布在受刑者身上擦遍，把每一个水泡都擦破为止，和着盐水的鲜血流遍了受刑者的全身。后来，孙中山在回忆中写道：

当我看到这可怕的表演，心里的痛苦几乎不亚于受刑者。我再也抑制不
住自己的感情，便借故离开主人，在一间僻室里咽下了泪水。

还有一次在为方耀提督家的亲人治病时，他看到十几个刚被抓来将要处斩的“犯人”在大声地喊冤。这位方耀提督曾在一年之内不经审讯就处决了一千多名所谓的“囚犯”。孙中山见他们个个都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心里感到疑惑：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犯人？他们会犯什么罪？就问提督的师爷：
“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他们可曾经过公堂审问？”
师爷轻蔑地嘲笑道：
“这些人还用得着审讯！再杀多少也不嫌多！”
亲眼目睹的这一幕幕人间悲剧，使孙中山再也不能平静地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面对这样黑暗的社会，他作为一个医生，又能有什么办法来拯救他的“病人”免于不应承受的伤痛呢？更有什么能力拯救那些本来不该去死的那些“犯人”们的生命呢？孙中山深深地感到，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里，重要的不是“医人”，而是要“医国”，首先要医治好国家和社会，才能拯救千千万万像船夫那样的善良民众。
孙中山下定了决心，放弃自己的优裕生活和个人前程，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饱受苦难的人民，献给医治国家的艰巨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