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三十五、宋教仁遇刺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除了继续进行民生主义的宣传外，主要的精力便扑在筹划全国铁路事宜。11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其事务所设在上海五马路Ａ字第36号。这时，他已经从一个革命家变成了一个实业家和设计师，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有关铁路工程的书籍，桌上、床上，甚至地上都摊着地图。他伏在地图上，拿铅笔和尺子不时地比着，画着，……他多么希望，他在图上所绘的一切，能尽快变成现实，中国能从此强盛起来。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决定再次东渡日本，考察日本的铁路建设并筹措资金。
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乘日轮“山城丸”离上海赴日，随行的有马君武、戴季陶、 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和山田纯三郎。孙中山在日本逗留了一个多月，先后访问了长崎、神户、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广岛、下关、八幡、福冈等地，所到之处，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日本期间，拜会了许多政界和经济界的要人，出席了多次欢迎会，发表了许多提倡中日友好的讲话。在东亚同文会的欢迎会上，孙中山讲话中称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次访日“打算像小别回家一样，同家人亲友欢聚一堂，共话家常”。
2月2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 称赞日本说：

他在东京市长阪谷举行的欢迎会上则说：

孙中山对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1912年1月6日他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在接受《大陆报》记者的采访时，记者曾提醒他，日本政府恐引起本国之革命，故颇反对中国建共和政体。他回答说“日本政府与吾人颇有友谊，必不反对也”。这说明孙中山对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缺乏理解，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更是缺乏认识。尽管日本政府中有个别人可能与孙中山有着相当深的友谊，但这种个人的私交决不会改变日本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决不会改变日本政府作为日本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机器的职能。孙中山幻想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黄种人，有着同种同文的共同之处，似乎就可以使日本帝国主义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而采取亲密提携的友好政策，这当然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孙中山对日本一再表示友好，但日本却并不因为孙中山的感激而改变对华的侵略政策。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在国民党交通部宴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还说什么日俄战争是日本为中国而战。他说：

孙中山从对日本抱幻想到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这是极其错误的。孙中山直到晚年，经过一次次历史事实的教训，以及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思想有了伟大的转变，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认识。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还与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董事长、日本第一银行总裁涩泽荣一等商谈了兴办中日合办“中国兴业公司”一事，拟定了《中国兴业公司计划书》。到1914 年4月25日，该公司举行全体股东例会，将该公司改称“中日株式会社”。但由于该公司成立后，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变，公司预定的目标未能实现。此外，孙中山在日期间，还与日本第一银行、第五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安田银行、大仓银行、三菱银行、三井公司等筹商借款。
3月22日，孙中山接到黄兴从上海发来的一封电报：“宋教仁20日晚在上海车站遇刺，经抢救无效，于22日晨逝世”。虽然电报没有详细说明宋教仁被害的原因，但孙中山已预感到事情复杂，他必须立刻赶回国。第二天，孙中山匆匆结束在日本的访问，启程回国。
黄兴自从来北京后，为了搞政党内阁，不分好人坏人，逢人便劝加入国民党，甚至劝袁世凯入国民党，袁世凯以“因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为由，拒绝加入国民党。总理赵秉钧则奉命加入了国民党，其余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工商总长刘揆一、交通总长朱启钤等均被拉入国民党。其结果，使国民党的成份更为复杂，组织也更涣散了。赵秉钧就公开对人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因此，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其革命性已大不如前。
宋教仁早在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前，就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1912年 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担任代理理事长，更是起劲地鼓吹责任内阁制，提出总统可以由袁世凯担任，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国会大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五百九十六个席位中，国民党独占二百六十九席，共和党为一百二十席，统一党为十八席，民主党十六席，跨党者一百七十四席，无党派人士共二十六席；在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个席位中，国民党也占了一百二十三席，共和党五十五席，统一党六席，民主党八席，跨党者三十八席，无党派人士四十四席。
这次选举结果表明，国民党已成为国会中占压倒优势的第一大党，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势必出任总理组阁。此后，他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到处演说，竭力宣传政党内阁。3月9日，宋教仁与黄兴在上海召集国民党议员讨论未来方针，决定国务院总理由众议院自行选定，由大总统任命；各部总长由国务总理推定，由大总统任命。实际上是把总统架空，成为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这当然是袁世凯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不仅如此，宋教仁在各种演说中，还对袁政府的外交、财政、实业等项工作，予以严厉的批评，这在欧美各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同样是袁世凯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一场针对宋教仁的阴谋便在策划之中了。
袁世凯最初采取收买的办法，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郑州等地，派人招待入京议员，代为选择旅馆，购买车票，处处予以方便。议员抵京后，又在八大胡同招待，隔日一小聚，五日一大宴。为了收买宋教仁，还特地派人送上价值三千元的一套西服和一张五十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请宋随意支用，如不够，还可以增加。但宋教仁不为所动，致书袁世凯说：“丝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也无用处。原票璧还，伏祈鉴谅。”
袁世凯见宋教仁不为金钱所动，决定以暗杀手段除掉他。
3月20日夜10时，宋教仁启程北上，这时下着毛毛细雨，黄兴、陈其美、于右任、 廖仲恺等人前来上海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事前，于右任曾建议他乘海轮进京，以防不测。宋教仁嫌坐船太慢，坚持坐火车。其他同志也提醒他要警惕，处处留心，但宋教仁毫不介意地哈哈笑道：
“不妨，我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
陈其美插嘴道：
“钝初，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
宋教仁听了，愈加笑了起来：
“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这时，进站的铃声响了。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在黄兴等人的陪同下，匆匆向验票口走去。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砰、砰”的三声枪响，只见宋教仁双手捂住腰部，惊叫一声“有人刺我”，随即倒下，鲜血从风衣里淌了出来。
火车站里顿时乱作一团，警笛声四起，凶手趁乱逃走。黄兴等人立即把宋教仁送到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因伤势太重，于22日晨4时48分逝世。临死前，他不知杀他的主谋是袁世凯，还口授了一封电报给袁世凯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案发生后，全国人心鼎沸，国民党内有不少人深知此事绝“非二三奸徒为之，而内幕中必有政治关系有力之人，为之指使”，一致要求彻查凶手，公布真相。
袁世凯得知此事后，先是伪装十分惊诧，并散布谣言，说这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所致，系陈其美主使。后来又装腔作势地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加查办。于是程德全悬赏一万元缉拿凶犯，黄兴、陈其美也悬赏一万元，沪宁铁路局悬赏五千元缉凶。
当时谭人凤正在北京，特地去见袁世凯探听口气，袁故作惋惜地说：
“钝初，中国特出之人才也，再阅数年，经验丰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
谭人凤直截了当地问他：
“外间纷传此事与政府有关，不迅速缉获凶犯，无以塞众人之口。”
袁世凯急忙分辩说：
“已悬重赏缉拿，政府安有此事！”
谭人凤见袁世凯狡赖，又去问赵秉钧。赵秉钧坦然地回答说：
“外间议论，我不与辩，久后自当水落石出也。请先生静待，勿惑浮言。”
袁世凯、赵秉钧以为凶犯已逃走，此案永无大白天下之日了。不料，只几天时间，宋案便真相大白了，指示暗杀宋教仁的主犯，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
原来，陈其美于宋案发生后，令上海电报局检查来往电报，已获初步线索。23日，有一位河南古董商人王何法向巡捕房报案，说是十天前，他在文元坊应桂馨家兜售古玩时，应桂馨曾取出一张照片，请他杀此人，答应事成酬谢一千元，被他拒绝。现在看到报上所登照片，才知道前日应桂馨要他杀的人，就是全国知名的宋教仁。英国巡捕得报后，于当晚便将应桂馨缉捕，第二天早晨，又在应桂馨处捕获凶手武士英，并搜出应桂馨与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及函电多件，还有手枪一支。例如：
2月1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称：“一、来函已呈总统、总理阅过。一、 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老（赵秉钧别号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经世）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一、请款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正式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过三十万。”
2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实记钝初（宋教仁）在宁之说词， 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2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顷又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 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2月18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寒电（十四日）应即照办……”
2月19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事速进行”。
2月20日夜两点（21日凌晨两点）即宋被刺后， 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廿四十分钟（即二十日晚十时四十分，宋被刺时间），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2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这些铁证有力地证明了，谋杀宋教仁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堂堂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同谋犯是洪述祖，具体指挥者是应桂馨，直接杀人凶手是武士英。
案破后，黄兴曾写了一幅揭露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挽联：

宋案真相大白后，袁世凯自知丑闻难遮，特批给宋教仁一次恤金三千元，遗族年抚金一千六百元，将宋丰功伟绩饬令国史馆立传，并要稽勋局查明宋有子几人，派遣留学深造。但是这一切都已不能掩盖袁的丑闻，袁自己也深知仅凭优恤褒扬决难平息众怒。便又急急召集亲信策划新的阴谋，造谣说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的秘密裁判机关，并附有简明宣告文，将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赵秉钧、黄兴等人都列入黑名单，先裁判宋教仁死刑，即日执行，企图以此迷惑世人。但是这一拙劣谣言无需驳斥，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袁世凯虚构的谎言。袁世凯弄巧成拙，反而更加暴露其伎俩之卑劣。
被捕的凶手武士英活着总不能令袁世凯安心，于是他又干起杀人灭口的勾当来。4 月24日，凶手武士英突然在狱中暴毙。袁世凯以为死无对证，罪行就可以赖掉了。
参与刺杀宋教仁的几个帮凶最后都没有落得好下场。1913年 7月，应桂馨由上海一批流氓劫狱救出后躲进青岛租界。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二次革命”后，应桂馨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并大摇大摆地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袁世凯感到留着他是个败露丑闻的祸根，派人暗害。应桂馨察觉不妙，1914年1月19日乘快车逃离北京前往天津，车过杨村时，被袁世凯派人刺死。
应桂馨的下场令赵秉钧感到寒心，此时赵秉钧已改任直隶都督，他明知是袁主使杀应，竟通电缉拿杀应凶手，并打电话给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1914 年2月19日，袁让赵兼任民政长，以示笼络。但八天之后，赵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临死前，赵秉钧知道是袁世凯下的毒手，怕牵累家人，不敢声张，只“以葬身陵麓（光绪的崇陵），近先帝为嘱”，赵秉钧死到临头，才看透袁世凯的为人，宁愿作清帝的忠臣了。赵秉钧是袁最忠实的特务头子，一生为袁效犬马之劳，竟然也被袁世凯所杀。袁用心之阴险，手段之毒辣，可见一斑。
事后，袁又装出一付伪善的面孔，表示“痛悼”，并令照陆军上将例从优议恤，给治丧银一万元，先后派陆军上将荫昌和秘书长梁士诒前往致祭。还送去一幅祭幛，上题“怆怀良佐”四个大字；一副挽联写得十分感人，上联为“弼时盛业追皋益”，下联为“匡夏殊勋懋管萧”。在祭文中还说什么“夺我良佐，闻噩惊召，伤逝念功，至今郁陶。”
洪述祖在宋案发生后逃到青岛，后又迁居上海租界。1917年 4月因与德国人在会审公廨涉讼，被宋教仁之子宋振侣探知，诉于上海检察厅，该厅向会审公廨交涉引渡。后押到北京，1918年 4月初被判处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