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三十、 南北议和

就在孙中山回国的这一时期，国内的形势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变化。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大为惊慌失措。10月12日，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赶到湖北镇压。荫昌曾在德国学习陆军，但从未带兵打仗，而开赴前线的军队都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这些人心目中只有袁世凯，哪有荫昌？这时，帝国主义各国纷纷看中袁世凯，认为只有袁世凯重新出山，才能挽救清政府，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袁世凯的好友，更是竭力主张起用袁世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力】、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都主张起用袁世凯。摄政王载沣本来是袁世凯的死对头，这时也不得不让步。
10月14日，载沣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所有水陆各军均归袁节制。袁世凯居心叵测，小小一个湖广总督哪能满足他的野心？而且，这时在前线为朝廷督师的是陆军大臣荫昌，袁世凯觉得如果在荫昌手下，自己的结局尚不可测，他虽然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但军事指挥的实权在荫昌手中。袁借口“足疾未愈”，拒绝出山。但又表示“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给载沣重新任命他更大的官职留下了余地。15日，荫昌至洹上村造访袁世凯，称“武昌系乌合之众，无人主持，不难扑灭。”袁世凯正色道：“湖北以黎元洪为将，何谓无人？”警告荫昌不要轻易开战，他希望事态扩大，使清政府无法收拾，自己可以从中渔利。
袁世凯为了逼迫载沣在他出山的问题上让步，还指使他的旧部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电告荫昌“宜择地集合，固布守局，以待筹备完善再图进取”，竭力阻止他采取攻势，加上冯国璋的消极观望，荫昌自然是指挥不灵，一筹莫展。
10月18日，革命军与清军在刘家庙大战，清军不敌，乘火车飞驰而去。革命军预计清军还将再来，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迅速拆毁铁路，稍后清军果然又乘火车飞驰而来，至铁路被拆处车翻人伤，革命军乘机伏击，清军死伤枕藉，败退三十余里。
袁世凯虽有出山的表示，却又坐在彰德老家“抱膝长吟”，迟迟不出。奕【匡力】弄不清他倒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20日又请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袁世凯觉得时机已到，便向清政府提出了出山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以十分充足之军费。其中前几条是有意向南方革命党人暗送秋波，以证明他是同情革命的，借以蒙蔽革命党人。后两条才是他的真实用心。
这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清政府不能收拾的地步。10月22日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成立了军政府，宣告湖南独立，推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同一天，西安新军起义，陕西宣告独立。第二天，九江新军起义，占领了湖口、马当两个要塞。25日，广州将军凤山又被炸毙。27日，云南腾越革命党人起义，占领了附近几个州县，同日，陕西凤翔会党起义成功。29日，山西太原新军起义，巡抚陆钟琦被杀，阎锡山被推为军政府都督。同一天，滦州发生兵变，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卢永祥等人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等要求，并扣押了清政府运往湖北前线的一列车军火，还致电黎元洪、黄兴，表示断不督师南下与民军作战。30日，昆明新军起义成功，统领蔡锷被推为军政府都督。31日，南昌新军起义，成立了军政府。
面对这种形势，载沣不得不再让步，27日将荫昌调回，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的海陆军均归袁节制。袁世凯的“足疾”顿时痊愈，立即进驻湖北，亲自督师与革命军作战。11月1日，清军攻入汉口。
于是，袁世凯在清政府内部的声望顿时陡增，朝廷只得把他看作唯一可以依靠的南天柱石。这几天内，山西、云南又相继独立，朝廷更为恐慌。就在袁世凯让北洋军攻入汉口的同一天，他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然而，狡猾的袁世凯仍然没有北上就职，他还要看一看，如果他就任了内阁总理大臣，能不能有效地应付各方面局势。11月4日，他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革命党人、 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除掉了他的一个重要的心腹之患。同时，他又暗中派人与南方的革命军联系。他还想看一看，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政府对他是否支持。
11月13日，袁世凯入京见了隆裕太后，表示效忠清皇室，说什么“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这时，英国也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英国外交大臣致电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这样，袁世凯心里就踏实了。第二天，他就公布了内阁名单，一些重要的位置大多由他的亲信担任，如陆军大臣王士珍、民政大臣赵秉均、邮传大臣杨士琦等。清政府的大权事实上已经集中在袁世凯的手中。
得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黄兴很快离开香港，经上海来到武昌。这时汉口刚失守，听说黄兴到了，黎元洪派人举着写有“黄兴到”三个字的大旗，全城游行，顿时人心沸腾，士气大振。湖北军政府还在阅马场举行了一次登台拜将典礼，黎元洪委任赶来指挥作战的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11月9 日，黄兴写信给袁世凯，明确告诉他：“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分，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意即只要袁世凯能推翻清廷，即可拥戴他为总统，叫他不要错失良机。
袁世凯看出了革命党人的软弱，便决心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他先要给革命党人吃一点苦头，认为“若不挫其锐气，和议固然无望，余半世威名亦将尽付东流”。令冯国璋全力攻克汉阳，经过几天激战，北洋军于27日占领汉阳。黄兴因汉阳失守，深感惭愧，去了上海，准备谋攻南京。
袁世凯占领汉阳后，本可一鼓作气攻占武昌，但他的目的是要给民军一点威胁，并不是要消灭民军而使自己失去谈判的机会，所以占领汉阳后，他便不准再进攻武昌。冯国璋求功心切，几次请求乘胜进攻，袁都不准。后来，袁干脆把冯调走，改派段祺瑞接统第一军。段接受了内弟吴光新从北京带来的密令，陈兵不动，武汉处于对峙状态。
就这样，袁世凯以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果然把软弱的革命党人诱进了他所设下的圈套，不少人被他的“和平”伪装所蒙蔽，主张与袁妥协，以求早日结束战争，使革命早日“成功”。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这样，汉口、汉阳虽失，南京光复，南、 北双方仍处于得失相当的状况。
袁世凯试探和谈，遭到溥伟、善耆等皇室贵族和一些效忠清室的汉族大臣的反对。他们已经洞察袁世凯的阴谋，厉声质问他：“龟山大捷，汉口收复，乘胜渡江，武昌指日可下，为何既打胜仗，尤需停战言和？”袁世凯一心想通过和谈达到自己的目的，岂能容他们从中作梗？他回答他们：“汉口虽已收复，南京又告陷落。南京要冲，倍于武汉。党人势大，国人受其蛊惑，人心浮动，军心更形不稳。议和是一时权宜之计，岂能忘恩于清室？期以三年，必败党人。”
第二天，经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出面调停，湖北军政府与清军双方协议停战三天。12月6日，双方决定延长三天，期满后又同意再延长十五天，而且包括南京地区在内。 此后屡次延长停战，南北双方实际上不再交战。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半个中国已经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由于革命缺乏统一领导，独立各省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领导机构势在必行。
11月 9日，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军政府致电独立各省，请派代表赴武昌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他们以首义自居，认为以武昌为中心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是天经地义的事。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也联合发出通电，请各省派一名代表到上海开会，准备成立各省联合机构。这时，大多数代表已经到达湖北，湖北方面不甘退让，坚决主张会议在武昌举行，派居正到上海力争，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也在武汉，江浙集团只得让步，派代表前往武昌开会，各省只留一人在上海做联络工作。
各省代表齐集武昌时，汉阳已经陷落，武昌处于北洋军的炮火威胁之下。11月30日，会议改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各省代表联合会的成份非常复杂，革命派与立宪派占有几乎相等的席位，另有少数旧官僚和封建士绅，甚至还有清政府的密探在内。会上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是“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反正”上，这就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和对封建势力的妥协。
南京于12月2日光复后，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又于12月4日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帅。黎元洪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电表示反对，不承认上海作出的决定，汉口的各省代表也不承认上海方面的选举，一些江浙联军将领也不肯承认黄兴的大元帅地位，声称不愿隶属“汉阳败将”之下，黄兴愤而辞职。因此，上海的选举结果归于无效。同时，章太炎也提出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荒谬主张，在天津《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可见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和思想的混乱。
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议决于12月16日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第二天，黎元洪致电南京各省代表，以为“和谈未决，不宜先举总统，致日后兵连祸结，涂炭生灵”，主张延期选举。这时，袁世凯故意让唐绍仪放出空气，说“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意思是叫南方推迟选举，将来选他当总统。各省代表听了唐绍仪的话后，立即决定暂缓选举大总统，改选大元帅，在临时大总统未选举前，由大元帅代行大总统职权。这天的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假意谦让一番后，也就公然接受。
12月18日，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伍廷芳提出四个条件：一、废除满清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优给清帝岁俸；四、优恤年老贫苦之满人。
和议开谈后，满族亲贵如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持反对态度，他们再次质问袁世凯：“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袁世凯回答：“你要我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 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有向太后辞职。”以“老百姓的代表”不能讨伐为由，堵住亲贵们的嘴。
12月20日，南北代表举行第二次谈判，会上，伍廷芳坚持必须首先承认共和，才能开议。唐绍仪虽然个人同意，但因这事关系重大，必须向袁世凯请示。袁接电后答复唐绍仪姑先开议。其实袁世凯已经从黎元洪、黄兴的函电以及与汪精卫在北京的直接谈话中得知，只要赞成共和，总统的位置大有到手的希望，只是还没有得到南方的确切保证，他要借革命党人达到当上总统的目的，所以尽力设法使和谈不致中断。
由于南方提出不承认共和就不能开议的先决条件，袁一时拿不出什么办法，和议中断了几天。这时，唐绍仪提议召开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投票公决共和或君主立宪问题，袁世凯与奕【匡力】串通，上奏清廷，装出十分为难的样子，“请旨裁夺，以定大计”。把这个难题推给太后和皇室去决定，自己则逃避了责任。隆裕太后不得已召集亲贵讨论，奕【匡力】首先表态赞成，其余各人除毓朗、载泽以外也都附和奕【匡力】的意见。这样，唐绍仪的提议获得批准，由唐绍仪转告伍廷芳。
这时孙中山虽然身在国外，但对于国内南北议和的讨论也非常关注。他担心国民会议可能会通过以君主立宪方式解决国体问题，如果那样，革命党的一切努力就会付之东流。于是，他不得不立即停止在海外的外交活动，立即兼程回国。
12月15日孙中山抵达新加坡时，在回答《海峡时报》记者关于南北议和的提问时，他明确地表示对北伐力主坚持，除非满清皇帝完全退出中国的政治生活，作普通公民，否则就不惜流血牺牲直到攻下北京。
12月29日，南北双方代表又举行第三次谈判，这次谈判的主要内容有：决定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国民会议多数决定的议案，双方均得服从；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之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的外债，也不得再借新外债；从11月12日8时起，所有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的清军，五日之内一律退出原驻地百里以外。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清皇室优待条件。
12月30日，南北双方代表举行第四次谈判会议，议定国民会议产生办法，决定每省选派三名代表，并确定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获悉谈判内容后，复电对代表人数的规定不予承认，并不同意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
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举行第五次谈判会议，伍廷芳提议明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唐绍仪电袁请示，袁坚持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唐绍仪因为所议条款不被袁世凯认可，而袁世凯要唐绍仪阻止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一事，又无法办到。唐绍仪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只得向袁辞职。袁世凯竟然以唐绍仪与伍廷芳所达成的协议，未先与他商量为由，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嗣后应商事件，由他与伍廷芳直接往返电商。这样一来，唐绍仪与伍廷芳前一阶段的和谈所达成的协议，被推倒重来。
袁世凯之所以态度发生如此转变，是因为他认为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对他是一个莫大的威胁。虽然孙中山在当选总统的当天就已电告他“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但袁世凯一生狡诈诡骗，从来没有真话，怎能相信孙中山有如此大公无私的坦荡胸怀？因此，在孙中山就职的当天，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余人联名通电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
孙中山知道袁世凯不放心，在就职的第二天再次致电袁世凯说：

孙中山虽然一再表明心迹，但袁世凯仍不相信。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质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立即取消？”伍廷芳理直气壮地据理驳斥：“还问清政府：国民会议未议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何以尚委派大小官员？”“设国会议决为共和立宪，清帝是否立即退位？”驳得袁世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孙中山看到袁世凯无和谈诚意，北洋军又叫嚣不已，就决定出师北伐。他自任北伐军总指挥，亲自制定六路北伐的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西、陕西之军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达到目的后，即与五、六两军会合，共同攻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