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二十五、 再接再励

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后不久， 就接到孙眉来电， 告知母亲病重， 要求汇款。 孙眉于1907年秋，偕母亲杨太夫人返回香港，定居于九龙。他因为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已经倾家荡产。1904年至1905年间，夏威夷政府又改订租地年限条例，按新章程对原租地者极为不利。为此，孙眉曾延请律师上诉。1907年春才由法院判决，以败诉告终。孙眉所租的茂宜牧场须归还夏威夷政府，他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年秋天孙眉偕友人杨德初回到香港，随后又到河内与孙中山商量善后办法。孙中山长年奔走革命，自己的一切费用都取给于各地华侨的捐助，对兄长的困难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孙眉只得决定将在夏威夷所经营的事业全部结束，将母亲杨太夫人及卢慕贞一同迎回香港，定居于九龙。他在九龙牛池湾陈少白所有的荒地开辟农场，经营他的农牧业老本行，种植果蔬，饲养鸡猪，修建房舍，亲自劳作。后来得悉夏威夷的余产所得仅仅只够诉讼费用，他的夏威夷产业顿时化为乌有，所欠陈少白的荒地租种款项也无力偿还。陈少白却坚持原定租约，不肯少收。孙眉气愤地指责他说：“你从前办理中国日报时，我接舍弟的信曾多次汇款帮助你，今天你竟忍心以区区之数相逼吗？”后来，陈少白对别人笑侃：“弟是华盛顿，兄是拿破仑；华盛顿还容易商量，拿破仑真正无法对付。”由此可见孙眉的窘境。
孙中山接到孙眉的信，心里非常着急，也非常想回去看望母亲。但是，他不能回去，因为香港英国当局禁止他在香港登陆，他只能给孙眉寄去一千港币，表示自己的心意。同时，他给正在美国的侄儿孙昌写了一封信，催促他立即回去，并给他寄了五百元旅费。
孙中山上次离开檀香山是在1904年 4月，已有六年没有到檀香山了，现在故地重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住在老同学钟工宇的家里，檀香山同志在荷梯厘街华人戏院开欢迎大会，到会的有两千多人。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在《自由新报》社楼上召开了兴中会会员会议，另写盟书，补行同盟会入会仪式。所用的誓词也由四句改为三句，还简化了手续，把盟书事先印好，入盟者只需要填写姓名籍贯，而不需要全文照抄，这一方法是檀香山首创，一个晚上就可以有一百多人入会，报名入会者非常踊跃。孙中山非常高兴，写信给美洲大陆的同志，要他们推广檀香山的这一做法，大胆招收新党员，扩大革命组织。
孙中山还再次来到希炉，在鸡地戏院发表演说，宣布把六年前在这里建立的革命军改为同盟会分会，但仍以原有的军事组织编组会员。他吁请侨胞为救国而加入同盟会。“一时宣誓入会者，达三百八十五人”，气氛非常热烈。
孙中山在檀香山逗留了两个月。6月10日，他再次化名抵达横滨。 日本友人池亨吉事先已与日本警方打过招呼，警方表示用化名则可以允许他留在日本。黄兴也在三天前秘密来到日本，住在横滨西村旅馆。这天，孙中山登岸后，见池亨吉正在与日本警署署长交涉，心中很不安。不久，宫崎来到，孙中山便把他拉到隔壁一间屋里，询问交涉的情况，得知没有问题，才放下心来。此后，他便以夏威夷绅士阿罗哈的化名留在日本。
孙中山来到横滨后，立即到西村旅馆与黄兴会面，两位革命家一年多未曾谋面了，特别是经历了同盟会的一场场风波，彼此更有许多感概。孙中山感谢黄兴在陶成章、章太炎掀起的“倒孙”风潮中维护自己的声誉，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大局；黄兴也感到孙中山有才有德，在众多的革命志士中，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革命领袖。虽然他们之间也曾存在过芥蒂，但毕竟双方都能从革命的大局着想采取宽容的态度。现在两人说开了，一切都成过去，他们的友谊依然如故。经过这场风波，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融洽了。孙中山向黄兴介绍了在美国筹款的情况，两人商量了今后的革命计划。临分手的时候，黄兴想起了一件事，他问孙中山：
“哦，对了，钱！你有钱吗？”
孙中山这一年多时间，一直在为武装起义的事筹款，便回答：“是的，我有。”说着，把装着钱的皮箱指给黄兴看。
黄兴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事情，又止住了脚步，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说不准有什么事情就需要用钱。”
他打开皮箱，取出几束钞票，也顾不上点数，就步履匆匆地走了。
当时房间里只有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在场，他目睹了这两位革命领袖的情谊，十分感动地说：“孙先生，你们二位对待金钱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所能做得到的，这是难以达到的终生不渝的感情所体现的境界。”
一年前孙中山在英国的时候，曾询问过日本驻英国使馆参事官山座圆次郎：他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政府曾答应他三年以后可以再来日本。现在三年将满，是否可以去日本？山座圆次郎回答说，现在的情形不同于三年前，考虑到日本和清政府的关系，还是不能同意他去日本。这一次，日本政府竟然能通融变通，让他留下，他感到十分高兴，也加深了他对日本的幻想。打算长留日本，就近策划，再图大举。
但是，孙中山尽管化名来日本，还是没有瞒过清政府驻日公使的耳目，清政府提出强烈交涉。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研究此事。外务大臣面有难色，表示对清政府不好交代，其他大臣均表同情，于是就采取假戏真做的办法，明令驱逐，暗中准许孙中山化名转移东京。中山先生也就成了夏威夷绅士阿罗哈。日本政府所以对孙中山留有余地，特别宽容，并不是真正支持中国革命，而是他们十分清楚中国当前的形势：满清政府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几天的寿命了。如果对孙中山采取过分措施，只能影响将来的日中关系，不利于日本对中国的控制。
这次孙中山来日本，中村弥六也曾帮了忙。中村弥六在第一次惠州起义时，曾在运械中贪污款项，当时孙中山曾予以宽容，没有追究。这时孙中山来日本，中村弥六从中大力协助。孙中山很有感触，他对同志说起对人宽容的重要性：“耶稣说：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何况同情我们的人！我们革命主义者的军事组织中，必须具有宗教上宽容的德。”
从孙中山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这时他虽然已经不再信教，但是基督教对他的思想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而且这种宗教式的宽容，往往导致丢弃原则，敌我不分。孙中山后来对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所一再表现出的宽容态度，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反映。
孙中山在东京时，为了避免被清使馆探知，行动十分隐蔽，很少接见同盟会员。但是宋教仁还是得到了消息，找上门来，要求重振东京同盟会总部党务。孙中山对宋教仁在当年他和黄兴有不和的时候，不但没有从中劝解调和，反而趁机辞职、扩大裂痕的做法很有不满，便冷冷地回答他：
“同盟会已经取消了，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
宋教仁听了一怔，他心里明白，却故意问道：“先生为何这样说？”
孙中山没好气地对他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宋教仁见孙中山对自己有意见，只得怏怏告辞。回去后，他把孙中山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谭人凤。第二天，他和谭人凤再次来找孙中山，谭人凤责问孙中山：
“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成，怎能由一人决定取消？总理没有处罚党员的规条。陶成章所说的，东京也无人附和，怎能怪罪党人？款项虽是由你筹集，但用公家名义，有所开销，应该让大家都明白，怎能说不得过问？”
孙中山被他问得无话可说，便不作声。谭人凤又道：
“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民抗捐抗粮斗争风起云涌，正可乘此机会，在中国中部地区发动起义。”
孙中山回答道：
“美国人布司正在运动美国摩根财团向我们贷款350万美元， 他要我们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宋教仁插道：“现在总部的党务形同虚设，先生应该过问一下。”
孙中山推托说：“这是大事，可等几天约好各分会会长再议。”
几天后，小石川区警察署长来访，要求孙中山在6月25日前离开日本， 孙中山正好也不想再留下来，便决定于24日启程。孙中山走后，谭人凤、赵声、林文等即邀请十一省支部领导同志，商议建立一个联合机构，代替原来的东京同盟会本部。因为经费问题，当年没有能成立，直到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即同盟会中部总会，直接领导了武昌起义。
孙中山离开日本赴南洋途中，7月4日，船过香港，他想上岸看望重病的母亲，但港英当局不准，只能派人接母亲上船会面。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有家不能归，真可谓公而忘私，舍家为国。
7月11日，中山先生抵新加坡，一周后，杨太夫人即病逝于九龙，享年八十三岁。 杨太夫人逝世后，中山先生夫人卢慕贞及两个女儿即离开香港前来与先生团聚。
孙中山到南洋后，不断给荷马李和布司去信，催问借款事，他甚至提出，只需原定数额的十分之一即可。布司回信说摩根财团将于10月初开会，后来10月已过，仍无消息，孙中山逐渐感觉到希望渺茫，不能一味等待下去了。这个时期，清政府也正在与美、英、法、德四国商谈川汉、粤汉两铁路借款事。10月29日，清政府向美国摩根财团借款事成功，总额为五千万美元。布司也正是向摩根财团借款，只借三百五十万美元，却没有成功。唯利是图的摩根财团，无利不干，岂肯支援中国的革命事业？
向美国资本家借款失败一事，给孙中山很大的打击，他在给荷马李的信中说：“我自返远东后，常试图制止中国各地不成熟的起义，其条件为我将提供今冬举事的资金。假如我不能履行此一条件，我的信誉将受到巨大打击。”孙中山在这一年中，可以说把全部赌注都押在美国的支援上，他在给布司的信中明确地说：“我们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在美国的筹款计划。”现在，美国财团不但不借款给他，相反还借给清政府。这不能不说是给孙中山的一个巨大打击。宋教仁和谭人凤等提出的长江流域农民抗捐抗粮斗争风起云涌，可以利用的建议，孙中山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发动农民群众，利用中国农民的庞大人力，在封闭的广大农村发动革命，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上。这说明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阶级的局限性，缺乏深入群众、进行持久而艰苦斗争的勇气，这是他的革命缺乏群众基础以致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英属马来亚的槟榔屿召开了一次由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出席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等地的同盟会员代表。当时，同盟会的不少领导人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之中，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一部分革命党人丧失了信心，有的人还组织起暗杀团。汪精卫、黄复生行刺摄政王载沣是一起影响最大的暗杀事件，清政府慑于革命党的威力，不敢判处死刑，给汪精卫留了一条命。其他各种暗杀清政府官吏的事件层出不穷，同盟会先后策划过五十起以上的暗杀事件，令清政府官吏心惊胆寒。孙中山原则上并不排斥暗杀手段，但认为像汪精卫这样的重要骨干放弃武装起义而搞暗杀是不妥当的。
会上，他批评了胡汉民放弃主要的革命工作不做，把全部精力用于营救汪精卫的错误做法，鼓励他们不要因为失败而气馁。他说：“一次失败何足气馁，我以往的失败，几乎被所有的人唾弃，与今天相比，其困难要大百倍。今天我们虽然经费困难，但革命的风气已盛，华侨的思想已开，从此以后，只怕我们没有计划，没有勇气。只要大家革命的意志不减，起义的经费问题，我一定负责想办法来解决。”
但是，各人看到当时革命党人的穷困潦倒，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哪里还有什么经济力量来顾及起义的事呢？孙中山再三向大家保证，一定可以设法解决。
赵声首先表态：“如果想再次举义，那就要立刻派人带几千元钱回国，以接济某地的革命同志，免得他们生活无着散去，然后才可以再图集合，设立机关进行策划。我还要回香港与各方面接洽，这样，马上就得要旅费五千元，如果想事有可为，那就非得要几十万不可！”
孙中山同意赵声的意见。当天就在打铜街 120号召开筹款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胡汉民、赵声、孙眉和当地党员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邓泽如、谢逸桥、谢牧良、何克夫等人。
孙中山首先指出这次起义是革命党最后一次破釜沉舟之举，如果这次失败，我决不会再次打扰各位同志，决不会再要大家捐钱。他说：
“假如我还能活着，我也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了。以后的未竟事业，只能留给各位同志担负起来了。总之，我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在此一举！”
孙中山的话鼓舞了大家，当场募得八千多元。会后，各位同志分头到各埠劝募，几天之内募得五、六万元。于是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以新军为主干，因为广州的新军中有着较好的基础。另外选择五百名同志，回国充当“先锋”，计划在占领广州以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在长江流域各省运动清军反正，届时响应，会师北伐。
孙中山本来想亲自回国督师，领导这次起义，所以他说失败后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但是，他在槟榔屿的演说和募捐活动被保皇党人林某、丘某告发当地政府，并煽动说有碍地方治安。槟榔屿政府即限令孙中山于一周内离境，南洋各地也都不容他停留，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远游欧美。途中，他给两个女儿写了一封家信，信中说：

信中所说的“两母亲”，是指卢慕贞和陈粹芬。陈粹芬曾长期随孙中山在日本、南洋生活，与卢慕贞也一直和睦相处。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这时在檀香山圣雷学校读书，兼任《自由新报》翻译。孙中山因为奔走国事，长期与自己的亲人四散分离，天各一方。这次他远游欧美，又是孤身一人，举目无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