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二十二、 镇南关起义

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起义爆发。早在去年8月同盟会员许雪秋等人在新加坡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后，就回到广东潮州进行策划，定于2月19日起义，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就被清政府察觉，革命党人薛金福等被捕牺牲。接着，会党首领余既成继续筹划，设总机关于黄冈挑水巷泰兴号。陈涌波即赴汕头领回款项、军械，分藏于各人家中，并赶造旗帜，但此事又被潮州总兵黄金福获悉，并有二同志被捕。余既成、陈涌波急急赶到香港，向胡汉民报告，打算提前起义，胡汉民告诉他们，必须等中山先生的命令统一行动。二人返回后，清兵搜捕愈急，威胁泰兴号机关，各同志均主张立即起义，不能再等，定于5月22日起义。
这天晚上10时集合七百余人，由余既成、陈涌波各率部攻入黄冈城，经反复激战，占领黄冈，成立军政府。但是，黄冈起义只坚持了一周，在清军大队人马的进攻下，伤亡很众，弹药也已耗尽。许雪秋原定从汕头接济武器弹药，结果也没能将自日本运来的枪械卸下供应革命军，反而使运械船返回日本。余既成只得宣布解散，起义又告失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黄冈起义失败后，被杀二百余人，其余数百党人退往香港，后来由南洋同志接到暹逻（泰国）、新加坡等地安置。
6月2日，惠州七女湖起义爆发。正当黄冈起义在筹备的时候，孙中山先后派黄耀庭、余绍卿及邓子瑜从新加坡到香港，筹备惠州起义，以牵制清军。黄耀庭到香港后，从陈少白处得知港英当局已经注意他的行动，便从冯自由处领得一千二百元经费，却又返回新加坡。余绍卿也从冯自由处领得一千五百元公款，返回内地后竟不知去向。邓子瑜原为黄耀庭助手，黄耀庭走后，只得由邓子瑜全权负责与陈纯等人计划在归善、龙门、博罗等地同时发动，结果只有七女湖一处发动。
七女湖离惠州府城二十里，属归善县。义军初战告捷后，先后攻打泰尾、三达等地，6月10日围攻博罗，但未能攻克。这时两广总督已调集各路人马，以水师提督李准为主力，围攻义军。革命军仍因枪弹缺乏，无力久战，邓子瑜在香港听了来人报告后，决定解散。将枪械埋于梁化墟附近村落。陈纯避往香港，转赴南洋，邓子瑜也被香港当局勒令离境，前往南洋。惠州七女湖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四次武装起义。
这一段时期，孙中山在新加坡又创办了《中兴日报》，由田桐任主笔。《中兴日报》创刊后，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进行了持久的论战，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孙中山也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撰写《论惧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一文，痛斥保皇谬论。
正当孙中山在南洋积极筹划起义之时，东京同盟会和《民报》社又掀起了“倒孙”的风波。章炳麟、宋教仁、张继、谭人凤等以孙中山私自接受日本赠款，未与众人协商，不妥，并认为这笔赠款是赠给《民报》社，而非赠与孙中山本人的，因而大起非议。章炳麟尤其态度激烈，甚至把《民报》社所挂的孙中山像也取了下来。这时得知黄冈、惠州起义均告失败，对孙中山的抨击更为激烈。章炳麟等更逼总部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大会，改选同盟会总理，拟举黄兴代替孙中山。刘揆一坚持不可，他说：“孙总理接受此款时，留给《民报》维持费两千元，余款多用于潮州、惠州起义，如改选黄兴为总理，万一因‘总理’二字而生误会，使革命前途发生阻力，那就不仅是害了孙、黄二人，简直就是全体党员自杀。”
刘揆一为平息东京风波，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建议劝孙中山向东京总部引咎罪己，引用“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尧典》古例。冯、胡以为有道理，就联名函请孙中山采纳引咎之议。孙中山得信后，拒绝了向他们认错的要求：自己并没有错，为什么要他向陶、章认错？他复信称：“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
刘揆一又托香港同志彭国栋转告黄兴。黄兴则复函东京总部，严词纠正东京同志的看法。他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欲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推拥，且免陷兴于不义。”
东京总部先后收到孙中山和黄兴的信后，“倒孙”的风波才逐渐趋于平息。但章炳麟和陶成章本来就是以排满为宗旨，不同意同盟会的宗旨，这时便另组“东亚亡国同盟会”，以章炳麟为会长。
这年７月，继黄冈和惠州起义之后，又发生光复会员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徐锡麟与浙江绍兴的光复会员秋瑾相约同时举义，后因故仓促提前，失败后徐锡麟在安庆就义，秋瑾也在绍兴被害。
1907年9月1日，防城起义爆发，王和顺在钦州王光山起义，袭取防城。这次起义的组织过程中，孙中山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已经拿起武器的农民方面，却寄希望于镇压起义军的清军“反正”，派黄兴打入郭人漳部。郭人漳是淮军宿将郭松林之子，以荫生出身，官至道员，这时任广西巡防营统领，驻军桂林。黄兴与郭人漳于1904年在上海同时被捕时，在捕房认识。郭人漳也很关心时政，讲求救国与改革之道，因此与黄兴结为友，这次黄兴来桂林，即劝郭举兵反正，经黄兴运动，郭部下林虎、杨九如、卢子富等均加入同盟会。但刘揆一劝黄兴不可相信郭人漳，认为郭人漳是清朝功臣家庭出身，胆子小，贪恋利禄，不可能参加革命。
9月5日，王和顺率义军转攻钦州，并等待钦州清军郭人漳“反正”。黄兴在城中与郭人漳商议响应起义事，郭人漳本已答应“反正”响应，这时见革命军没有武器“接济”，竟然改变初衷，予以塘塞。黄兴见郭人漳改变态度，便以出巡为名潜至王和顺军中，计议攻城之策。两人经商议，决定采用夜袭法，由黄兴在城里作内应，届时打开城门，杀清廷钦廉道王瑚反正。但当天王瑚已得到郭部暗通革命军的传闻，对黄兴有所怀疑，当晚亲自率军巡城，使黄兴开城接应的计划落空。等王和顺引兵城下，见无接应之举，知事又变，仍退还原地，后来得到黄兴密报，知道城中清军已有准备，无法下手，只得改攻南宁。这时，郭人漳竟派军一营进攻义军已光复的防城。
革命军于进军灵山途中，民团有一千多人加入义军，所过秋毫无犯，村中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军至南劳墟，登云梯强攻灵山城。不料大多数云梯已坏而不能使用，只有刘梅卿数十人攻入城中，但无力打开城门，苦战一天，伤亡惨重。城外革命军又攻城不下，只得退驻小山。第二天，清军派人虚报城内有党人内应，王和顺回军反攻，遇清军宋安枢部出城攻击。王知中计，且战且退，转移廉州伯通、花会厂、五王山地区，等待赵声响应。但赵声见其上司郭人漳按兵不动，也不敢轻易起兵响应，而且受命率军前往镇压，赵声不愿与义军作战，改道而行，避开义军。王和顺孤军退至狮子山又与清军宋安枢部相遇，激战一昼夜，再退至罗蒙小洞，已是精疲力竭，经中山先生同意，于9月14日， 率同志二十余人，转入越南。这次起义又告失败，这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五次武装起义。
起义爆发时，曾在日本购买枪械，但章炳麟、宋教仁在东京《民报》社，偶然听到平山周、和田三郎等人谈起，说孙中山所购的“村田”式步枪属明治十八年造的旧式枪械。章炳麟和宋教仁是一介书生，对于军事知识根本一窍不通，却竟以《民报》社名义用明电电告香港《中国日报》社，说这批枪械是旧式军械，不能使用，以致购买军械一事告吹。其实那时两广的清军，除赵声、郭人漳所部外，所用的枪械还不如“村田”式。对此，孙中山十分痛心，他写信给宫崎寅藏，对平山周等不再相信，把购买武器一事全权交给宫崎，并对章炳麟竟然用明电码发有关军事秘密的电报，泄露消息，十分气愤。后来他深有感触地说：“吾不患遇了无所知之群众，而最患遇一知半解之党人”。虽然未对章、宋等进行处罚，但今后不准他们再过问党的军事问题。
王和顺转入越南后，他的部众退入广西边陲的十万大山，等待时机。赵声返回广州后，因被怀疑，一再降职，愤而辞职去了南洋。他在职时有兵有权却不敢及时响应革命，后来成了黎民百姓才参加了广州起义，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过了三个月，孙中山又在广西边防要隘镇南关（今名友谊关）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六次武装起义。
镇南关屹立于崇山峻岭之中，是广西通往越南河内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法战争时，老将冯子材曾在这里重创法国侵略军，战争结束后，清军在这里重建了两层的关楼，还在关隘周围的山峰上，用大石块筑起了坚固的炮台。特别是镇北炮台，地形最为险要，山路陡峭，易守难攻。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孙中山亲自在河内设立了起义指挥部，部署这次起义。计划首先占领镇南关要塞，然后攻取南宁、桂林，占领广西，再分道进攻湖南、广东、江西，最后直捣北京，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1907年12月2日凌晨，孙中山派革命党人黄明堂率领同志八十多人， 以绳索吊越断涧危崖，奇袭镇南关。炮台的清军官兵还在睡梦中，已成为革命军的俘虏。天明时，镇南关的南、中、北三座炮台已全部落入革命军手中。
前一天晚上，孙中山与河内机关的同志们整整一夜未眠，他们在等待着镇南关传来的捷报。当他走到池亨吉榻前时，发现池亨吉也是一夜未眠。
池亨吉时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是应孙中山的邀请，作为中国革命的见证人随孙中山来的。孙中山请他作日本的呤利。呤利是个英国人，曾如实写了一本《太平天国亲历记》，孙中山希望池亨吉也能将中国革命的真相如实记录下来。池亨吉不负孙中山之望，决心像英人呤利那样担起“日本呤利”的重任。
孙中山对他说：“请为我们祝贺。明天早晨我们将离开这里到战地去，可惜君有病，不能随我们同去了。”
池亨吉当时正在发烧，他听了这话一跃而起，要求同行。他说：
“我担任中国革命目击者的责任，岂能错过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纵然牺牲，也再所不惜。”
于是，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率领一批同盟会员和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大尉狄氏等二十多人，从河内乘火车去同登。
车厢里，没有其他乘客，中山先生由于久居河内，出门不多，今日驰骋于原野之中，又是捷报频传，心情舒坦地说：“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先攻占中国最南端的镇南关，军队万里，旌旗堂堂，然后贯穿中国的腹地，再出中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出山海关，就可以送爱新觉罗皇帝的末路了。”说罢，乐得哈哈大笑。
孙中山仅凭八十多人就想打到山海关，未免太不自量力。
同登下车后，他们又步行了二十分钟，来到文烟镇的一个农家休息，那模村的义军前来迎接，并向他们报告了战事情况，得知镇南关大本营仍在清军手中。胡汉民便催促大家：
“快走吧！必须在日落以前赶到山顶，才能趁着天未黑连续开炮轰击敌人。如果今天不去，就难定了。”
他们又行了约一个小时，到达那模村，吃了晚饭，天已黑了。便请当地老百姓带路，举着火把登山，渐渐听到了枪声，大家熄了火把，到夜里九点，终于到达第三炮台。这时第一炮台响起军乐声，黄明堂出来迎接孙中山先生一行。
第二天黎明后，孙中山巡视了各炮台。七点钟，敌人开始进攻，起义军战士开炮轰击，孙中山和黄兴也都持枪射击。起义军战士们勇气倍增，越战越勇，很快就打退了清军的第一次进攻。
随后，孙中山不顾危险，又亲自到镇中、镇南两个炮台视察，当他回到镇北炮台时，清军又开始了新的进攻。
“先生，还是请您到炮台下的石室里去休息一会，这里太危险！”胡汉民劝他。
“我到镇南关，就是为了亲自参加战斗，怎么能从火线上撤下来呢？”孙中山拒绝了。他请法国军官狄氏指点，亲自燃放大炮。看到炮弹准确地在敌人阵地上爆炸，他心里高兴极了，兴奋地对大家说：
“我反对清政府二十多年，今天才能亲自发炮打击清军！”
忽然，一发清军的炮弹就在炮台边上爆炸了，一名战士倒下，鲜血从他的胸口流出来，已经昏死过去了。孙中山连忙把他抱起来，解开衣扣，检查伤口。他喊胡汉民拿来药箱，亲自为受伤的战士包扎，随后叫人把他抬了下去。因为孙中山是医生，所以每当出现伤员时，都由孙中山救治。炮台缺水，救治伤员用的水，都由孙中山亲自到几百公尺外的溪谷里去取。他奔上奔下，忙得不可开交。
下午，孙中山和黄兴亲自带领几十名战士夺回了附近的重要据点弄尧村。这是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村，村里的几十户人家都是壮族同胞。傍晚，清军大队援兵赶到，敌人占领了炮台附近的马骝山、四方岭、凤尾山、尖山等高地，架起大炮对起义军占领的炮台猛烈轰击。黄明堂请孙中山先生下山筹军饷接济。孙中山说：
“我不愿意下去！因为我十多年没有踏过中国的地方。我现在踏在这个山上，觉得很高兴，简直舍不得下去。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总是有办法的。”
黄兴、胡汉民也劝他赶快下山去筹饷械接济，便决定由黄明堂率部坚守五天，中山先生等乘天未黑按原路下山。时天雨路滑，又不能举火照明，孙中山一路跌倒三次，黄兴和胡汉民也都跌倒多次，夜半才到达那模村，宿了一夜。天明后赶到同登乘火车返回河内。
孙中山在河内借款，当时有一个法国银行家答应借款两千万元，但第一笔借款须在革命军占领龙州以后付款。几天后，正当孙中山忙于洽谈借款和购置粮饷时，从前线传来消息，起义军经过数场血战，寡不敌众，终于在12月9日撤离镇南关， 退往越南境内的燕子大山里去了。法国银行家的借款事也因此化为泡影。
这次起义，历时九天，革命军只阵亡一人，伤四人；清军则阵亡二百多人。
镇南关起义时，清军统领陆荣廷、管带黄福祥都曾联络过“反正”，因见革命军太少而终止。镇南关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孙中山没有真正发动群众，组织起一支革命的军队，仅凭联络数十名会党，当然不足以抵挡清军的进攻。他所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都是因此而失败。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向法国交涉，要求法国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安南。法国总督对孙中山说：“现在别的办法没有，只有请你离开这里了。”
1908年1月24日，孙中山离开越南，前往新加坡，仍下榻晚晴园。这时， 两广总督张人骏派了一名刺客前往新加坡准备行刺孙中山。刺客来到新加坡后，就住在晚晴园隔壁的清政府副领事杨圻家中，准备伺机行凶。晚晴园主人张永福及陈楚楠曾向清政府季副领事学习汉语，因此与杨圻熟悉，杨圻与同盟会员田桐也有深交，同情革命，便将此事暗中告知田桐，要孙中山注意防备。同时，杨圻对刺客晓以大义，陈说利害，刺客被他说服，离开了新加坡，一场惊险化为乌有。事后，经田桐介绍，孙中山曾秘密会见了杨圻。
1908年3月27日，黄兴又发动了钦、廉起义。孙中山走后， 黄兴决计在钦廉地区再举义旗，他集合镇南关起义的余众和上年钦廉起义后避往十万大山的力量，进攻钦州，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间，后以弹尽粮绝，仍退回越南。这是孙中山亲自领导的第七次起义。
同年4月29日，孙中山又命令黄明堂在云南与越南的边境河口地区发动起义。 河口为边防重镇，地处红河与南溪河交汇处，并有滇越铁路穿过，形势险要。这天晚上，黄明堂、关仁甫和王和顺率领部众一百多人，从越南老街方面渡红河入境，清军防营又有一个营起义反正，共集中了五百多人，向河口镇进攻，第二天凌晨占领河口。
河口占领后，革命军即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并派兵保护外人，几天之内义军增加到数千人。随即分兵三路：一路攻蒙自，一路攻蛮耗，一路留守河口。5 月7日，黄兴到河口督师，但部队多1不听命， 只得回河内准备召集原钦州起义的人马再赴前线作战。但是，当他回到越南后，被法警拘留，随即押送出境。
黄兴走后，形势更为不利，清军陆续收复被革命军占领之地。至5月26日，黄明堂、 王和顺放弃河口，退入越南，河口起义失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八次武装起义。
革命军退入越南后，法军勒令革命军缴械，革命军不从，双方开战。战线由宝胜、老街直至太原省的左州，法军疲于奔命，交战数月法军不能取胜。法国官员只得请当地著名土豪梁正礼出面调停，答应送给旅费保护出境，将他们送到新加坡。孙中山向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各埠工厂、农场介绍，陆续安排了这批革命党人。至今，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侨中，有不少就是当年革命党人的后代。

二十三、 批驳陶成章

河口起义失败后，胡汉民从河内回到香港，与赵声商议今后军事进行方针，应该改依靠会党为运动新军。不久，胡汉民、黄兴都来到新加坡，他们向孙中山提议，认为会党不足依靠，应“注全力于清廷新军”。黄兴也从自身的经验中体会到，会党的人不能依靠，非建立由革命干部训练的革命武装不可。但孙中山还坚持认为军队中的人太持重，发难还是要靠会党。经过再三争论，孙中山终于同意，把军事活动的重点，转向发动新军和建立自己军队。并且决定下次起义前一定要筹好足够的钱，才能发动起义。
孙中山在连续几次策划起义的过程中，把筹款的事重点落在南洋各埠同盟会员身上。但经过几次起义接连失败后，南洋的巨富大贾不肯再捐助，中产以下的同盟会员也没有力量再捐款，孙中山的募捐活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此，他想出一个新的募捐办法，用出售“安民护照”的名义筹款。其办法是：将来国内发动起义时，可将此护照寄回国内亲友或自己家中，遇有义军过境，可享受特别保护的权益。孙中山在给蓝瑞元的信中说：“……此护照，不惟同志可以领取，凡一切人等，不论贫富，如能赞成革命，欲得此护照者，皆可领收。每给一张，取星加坡银二元。如此，既可以护平民，又可以济军用。”由此可见，孙中山当时为募集军费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08年8月1日，孙中山在给邓泽如的信中又请他速凑集两千元，以还河内银行所欠的五千元债务。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充分反映了孙中山在经济上的窘境。
但是，这时革命党内一些人却不但不帮助孙中山渡过此难关，反而趁机要挟。1908年初，章炳麟再三致电孙中山，要中山先生接济《民报》经费，孙中山这时已经很困难，他还是给章炳麟寄了三百元。到了 9月，陶成章干脆亲自来到新加坡，直接向孙中山要钱，开口就要三千元，作《民报》经费；孙中山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无奈之中，只得将自己的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请他去变卖抵款。陶成章竟以为孙中山是故意刁难他，与中山先生争执起来。后来，又向中山先生索要五万元，作为他回浙江的活动经费。他认为孙中山一定存有巨款，因而无理取闹。孙中山当然只能断然拒绝，但答应给他开介绍信，请他自己到南洋各埠去筹款。陶成章到仰光筹得一千元，但到马来亚时，当地华侨只认孙中山所派的人，对陶成章不予理睬，陶成章一无所得，因而迁怒于孙中山。
南洋华侨捐款之中，一些拥有巨额家产的富商并不热心，倒是许多中下阶层的人士对捐款很热心。有一个英属马来亚的大资本家陆佑，他死的时候遗产达四五千万之多，但他生前一个钱也不肯捐。邓泽如劝他为革命做点贡献，他回答说：“恐怕你们的革命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把为革命做贡献当成是投机生意，充分表现了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而许多工人就完全不同，胡汉民写道：“工人随随便便可以捐助二、三十元，高兴的时候，捐一个月、二个月的薪水也是很多。他不管自己钱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以后再来设法。”“我们如果和他们讲满清政府如何不好，我们应该如何革命救中国，工人听得很入耳，都伸着拳头站起来，恨不得立刻就干起来了。”
正当孙中山处于经济上十分困窘、而筹款又极为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友人来信说，有一位法国资本家可借款一千万法郎，但附有相当条件，必须孙中山亲自赴法国面谈。因此，孙中山开始筹措旅费，准备再次赴法国。来回旅费约需八千元，邓泽如答应由他负责筹四千元。其余款项由孙中山自筹。
这时，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先后于11月14日和15日死去，国内的革命党人趁此人心动荡之机，纷纷发动起义。11月19日安庆新军马炮营队官熊成基首先发难，这是新军发动的第一次起义。
这天，熊成基召集各同志议定当晚起义，令各炮、马、步营同志先杀其官长，再分别向火药库、军械所、陆军小学堂夺取枪械、弹药，然后会合攻城。以薛哲、范传甲为内应。夜９时，城东炮营、城西马营，同时起义，城外几乎全军响应，但城内范、薛二人因步营与辎重营均有枪无弹，无法响应。而攻城炮弹，又落地不炸。结果义军受江面军舰炮击，同时又遭到出城清军攻击，在两面夹击之中，相持至次日晨，终于溃败。熊成基逃亡日本，后来潜入东北被人出卖杀害。这次安庆起义，先后被杀害的不下三百人。
安庆起义失败不久，广州又发生未遂的起义。11月下旬，广州革命党人葛谦、曾传范、严国丰等组织保亚社为掩护，联络新军中革命分子准备大举起事。当时士兵中领取保亚票者极多，但不幸严国丰于12月7日失落保亚票一张，被水师提督李准的巡捕拾去。 李准得报后，于当日晚上，将严国丰拘捕，因严国丰的日记中有葛谦等人的名字，于是大肆搜捕，葛、严二人均被杀害。这次新军起义中途流产。
12月21日，又有杨振鸿发动的云南滇西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很快失败，也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但接二连三的起义令清政府一夕数惊，满清王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这个时期，孙中山为了筹款事继续在南洋各地奔走，南洋同志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孙中山不得已到了暹逻（泰国）首都曼谷，过去他从来没有来过曼谷，当地侨商在中华会馆开欢迎会。孙中山在会上大谈革命，当地报纸也纷纷报导他的讲演。孙中山的活动引起了暹逻政府的不安，12月 4日，曼谷市长找到孙中山，请他三天之内离开。孙中山求助于美国驻暹逻公使，说自己出生于美国。这是他第一次在亚洲以美国出生证明来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公使对他的印象很好，就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长信，并寄去了孙中山的申请书、护照及出生证明书。三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复函认为孙中山“非但没有履行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将全部精力投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只要他继续照目前行事，国务院就认为他没有资格持有美国护照或以美国公民身份进行登记，也不认为他有权受美国政府的保护。”从而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因为起义接连失败，中国周围的几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容他再居留，他只得把国内的一切武装起义计划委托黄兴、胡汉民二人处理，自己再度赴欧美漫游，专任筹款一事。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化名萧大江，自新加坡乘日本轮船启程赴欧洲，于6月20日到达法国巴黎。前面所说法国某资本家愿借款一千法郎事，孙中山到法国后才发现，原来这并非法国资本家所提条件，而是经手人欲从中渔利所设的一个骗局，只能告吹。后来孙中山又托前安南总督韬美运动法国资本家。韬美积极相助。正当将要成功时，法国内阁改组，新任总理比利仁不予批准，借款一事又没有结果。
孙中山在法国居住了一个月，又赴比利时布鲁塞尔，与阔别多年的贺子才等人再次相会。随后，他又前往英国，与吴敬恒再度重逢。这时，有一位同志曹亚伯来看望孙中山，临走时，他估计孙中山生活拮据，就留下了四十英镑放在桌上，孙中山见他诚心诚意，也就笑纳了。不料第二天，孙中山竟拿这四十英镑买回一大堆书籍，曹亚伯看了，大为吃惊，他问吴敬恒：
“看他连房钱也恐怕付不出了，为什么还买这么多的书？”
吴敬恒笑道：
“你管他作什么呢？他带有箱子四五只，都是书。还有一部局刻的《资治通鉴》，他儿子在旧金山留学，要带给他的。”
吴敬恒对孙中山的嗜好读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道：
“总理于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可算无书不读，什么十三经、二十四史，什么民约论、资本论，只要有关政术治道，有益民生国用的书，一有空隙，就马上把卷展玩，心就领，神就会。”
就在孙中山赴欧洲前十天，陶成章、章太炎又发动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陶成章早在去年向孙中山要钱被拒绝后，自己到南洋去筹钱，结果成效很差。他怀疑是孙中山从中阻挠，心怀不满，竟跑到瓜哇成立光复会，与同盟会公开唱对台戏。这年５月，陶成章又在文岛造谣说孙中山把各地的捐款据为己有，仅留一千余元用于起义经费。并拉上未被孙中山重用的同盟会员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等七八人，以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七省南洋革命党同志的名义，起草了所谓的《孙文罪状》。声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并捏造了“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说什么“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要求总部公布孙中山的“罪状”，开除他的总理职务；原南洋支部章程一概作废，另订章程。
陶成章的所谓《孙文罪状》发表后，保皇派见了幸灾乐祸，大喜过望，《南洋总汇报》连续三天在11月11日、27日、29日刊登此文，题目是“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趁机对革命派大肆攻击。陶成章还将此文在南洋、欧美等地四处散发，竭力在革命党内部制造分裂。他还无中生有地污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存有巨款，以供孙眉在九龙建造房屋。有的人听信了陶成章的谎言，专门到香港去调查孙中山存款的事。由此可见，陶成章的所作所为，起到了清政府和保皇派的帮凶的作用，对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破坏。
章太炎去年就对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不满。后来，他在负责主编《民报》过程中，改变了《民报》宣传三民主义的方针，不断发表论述国学、佛学的文章，遭到读者的批评，以致《民报》销路锐减，难以维持。他向孙中山要钱，孙中山给他寄了三百元，章太炎嫌少，怀疑孙中山私用了公款，如今又失去了编辑职务，对孙中山更加不满。于是和陶成章一唱一和，也在《日华新报》上发表了一篇《伪〈民报〉检举状》，诬蔑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不及一”，攻击《民报》仅是为孙中山个人作宣传，声称如果不先除去孙中山总理职务，就不参与办理《民报》。
陶、章二人攻击孙中山的所谓“罪状”，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革命党人的抵制。陶成章跑到东京要求总部开会讨论，被黄兴坚决拒绝。黄兴还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给李燮和等人写信，逐条逐条地驳斥了他们的谎言。陶成章和章太炎的卑鄙行为，使他们自己在广大华侨中名声扫地，连许多没有加入同盟会的留日学生也痛斥陶、章二人行为卑鄙、品德恶劣。
对于陶、章二人的处理，黄兴主张宽容大度。他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不可信，”陶成章见黄兴不但不肯随他一同反对孙中山，反而竭力为孙中山辩护，于是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黄兴，骂他与孙中山“朋比为奸”。黄兴对陶成章的无理辱骂，泰然处之，不予置理。
陶成章、章炳麟这一招，所损害的并不只是孙中山个人，而是对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孙中山不得不予以反击。他写信给吴敬恒，想请吴敬恒为他辩白。吴敬恒复信说欲想将此事辩白清楚，非和盘托出不足以解第三者之惑。孙中山想想也有道理，就给吴敬恒去了一封长信，将一切经过详细说明。信中说：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
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
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
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词也。今日风
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
辈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亦无不如此。不期今
日乃有以名而始谈革命者，此固属风气之开，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
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
而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
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
合共不过万余金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乃于羊城失事时所发
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
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10余万
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
一人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
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
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
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
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
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
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两年前家
兄在檀，已极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
恒产作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
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
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
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
……
我到星加坡后，则河口之事起，占据四炮台，诛彼边防督办，收降
清兵陆营。本可进取，据有全滇，惜当时指挥无人，粮食不继遂退。至
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所用将近二十万
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集款者。今计
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３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４万
元；向安南、东京及暹逻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５
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
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骗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骗去
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
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
而此时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
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孙中山在欧洲的筹款一事毫无结果，容闳却在此时邀请他到美国商谈支援革命事，孙中山感到有一线希望，决计赴美一行。1909年10月30日，他起程离开英国，吴敬恒在车站送行时转交给他一封张继从巴黎寄来的信，张继在信中又要求孙中山辞职或隐退。孙中山见了此信，心里非常不快：他们既不要我做他们的总理，我又何尝想做他们的总理？
其实，自从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发起“倒孙”风潮以来，孙中山就已经在行动上这样做了：他在南洋以及后来在美洲所设立的同盟会，都不再提及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关系。南洋的同盟会分会，与东京的同盟会不同，以军队的编制组织会员，分为营、队、列、排，后来又改订章程，实际上已经和东京总部没有关系，只不过在名义上没有独立；后来他在美国建立的同盟会称为中华革命党，并把誓词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这样，东京的同盟会总部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