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二十六、 黄花岗起义

1911年1月18日，黄兴从新加坡来到香港，与赵声、 胡汉民等人在跑马地三十五号设统筹部，以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胡汉民为秘书长，决定起义时由赵声任总指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已经组成了一支拥有八百余人的“先锋”队，运送了七百多支枪和三百多颗炸弹到广州，在广州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八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也大致联络就绪，新军、防营、巡警等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发动联络。
统筹部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难。不料，4月8 日发生的一件意外事件，打乱了原定的部署。这一天，一名叫温生才的同盟会员，在统筹部不知情的情况下，枪杀了清廷广州副都统孚琦。温生才原来是想刺杀李准，错把孚琦当成李准而误杀。这一偶然事件，使广州的清军加强了戒备，起义时间只得向后退迟，改为4月26日。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小东营五号建立了起义指挥部。
两广总督张鸣岐这时已得到革命党将发动起义的密报，调巡防营入城，驻扎观音山，占据有利地形，广州全城戒严。有人主张改期举义，黄兴坚持不可再改，认为再改期就等于解散，将前功尽弃。但是又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叫赵声所部暂时退回香港，并电告胡汉民：“省城发疫，儿女勿回家。”
4月25日，清政府又调巡防营二营兵力回广州协防，敌人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而革命党人的准备显然不足，双方力量悬殊过大，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起义，失败是必然的。因此有人提议改期举义，但黄兴坚决反对，他决心即使只剩一个人，也要与李准拚一拚，以死谢海内外同志。并令各部先锋速退，保存枪械，以为后图。此话一出，各部先后退去的达三百多人。
这时，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兴于4月26日召开会议，决定第二天起义， 并将原来拟定的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进军：以陈炯明率八十人攻教练所；姚雨平率百人攻小北门，占飞来峰，迎新军进城；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南大门；黄兴仍率同志进攻督署。参加起义的战士，很多是从外地甚至是海外归来参战的，他们都抱着牺牲的决心，有的人还给自己的亲人写了绝命书，作好了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准备。如林觉民在起义前曾写了两封绝笔书，一封寄给他的父亲，信中说：“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吾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另一封寄给他的妻子，信中说：

香港的胡汉民得到起义的电报后，认为在港同志多数没有发辫，人多容易被发觉，不能同时一齐到广州，决定派谭人凤、林直勉于4月27日乘早班船到广州报告黄兴， 请延缓一天。陈炯明以港部意见为由，擅自把起义推迟到4月28日发动，没有与黄兴同时行动。
第二天是农历3月29日（过去习惯用阴历，因此这次起义也称三?二九起义）， 黄花岗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共有一百七十多人，各人以白布缠臂作为标志，脚穿黑色的树胶鞋，手执枪械、炸弹。
赵声、胡汉民要到晚上才到广州，起义由黄兴主持。下午４点，黄兴把全体参加起义的战士集合起来，发表演说。朱执信也到场，他剪去长袍下半截，表示下决心参加起义。这时，谭人凤也到达现场，他转达了香港同志的意见，要求延期一天。黄兴听了，急得跳脚道：
“老先生，你不要乱我军心！”
谭人凤只得闭嘴，随即整装也准备参加起义，他向黄兴要手枪。黄兴婉言拒绝说：
“先生年事已高，这是敢死队，你就不要参加了！”
谭人凤听了，怒道：
“你们敢死，我就怕死吗？！”
黄兴只得依他，给了他一支手枪，不料他才接住枪就误触枪机而走火，“啪”的一声，吓得大家一惊。
黄兴见了，不由分说，劈手就把枪夺了过来。谭人凤顿时满面通红，也不敢再作声。
下午5点30分，黄兴率队出发直扑两广总督署，林文、何克夫等各吹号角前进。 到达督署时，党人高喊口号，劝守门的卫队反正。卫队开枪还击，起义军立即开火，当场击毙了清军管带金振邦。随即冲进二门，击溃了敌卫队，起义战士杜凤书、黄鹤鸣在交火中阵亡。黄兴率其余战士直奔内府，两广总督张鸣岐见形势不妙，早已逃到水师行台李准那里去了。
黄兴搜不到张鸣岐，就在督署里放了一把火，随即带领队伍离开督署，分兵三路，直奔大南门。刚到东辕门，就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卫队遭遇。林文因为曾听赵声说过卫队里有革命党人，就迎上去高喊：
“不用打！不用打！我们都是汉人，应该同心协力，恢复汉人的天下！”
他还没有喊完，敌人就朝他开了枪，他当场牺牲。黄兴的右手也受了伤，他迅速把队伍分为三路，自己带领一路出大南门接应巡防营的起义队伍，再转过来进攻水师行台。
巡防营哨官温带雄、陈辅臣都是革命党，李准命令他们进城进攻起义军，他们原来打算到达督署时即反正，因为避免路上麻烦，就没有在臂上缠白布。不料到达双门底与黄兴相遇时，温带雄见是自己革命同志，刚喊了声“兄弟”，就被革命党人方声洞开枪击毙。原来，方声洞见他们没有在手臂上缠白布，误以为是敌人，即开枪先发制人，结果，双方交火自相残杀，方声洞也在误战中被击毙。战到后来，人越打越少，队伍也分散了，最后只剩下黄兴一人，他便避入一家杂货店中，换了衣服，由一个少年送他出城渡河，来到胡汉民家。恰巧黄兴的妻子徐宗汉也在此，见他负了伤，便派人上街购药为他包扎止血。购药的人在途中遇到从香港来的赵声，急忙领赵声同来。黄兴与赵声二人相见后，大哭不止，黄兴直哭得晕死过去。醒来后，黄兴还要渡河再战，被赵声、徐宗汉竭力劝止。
喻培伦所率领的一路，有饶国梁、熊克武、但懋辛等，其任务是攻击督练公署和莲塘街口。喻培伦胸前挂一筐炸弹，奋勇冲杀，直战到夜晚９点。饶国梁因误入敌阵而被捕，其余的人出小北门，又与警察相遇，仓促应战，喻培伦也被捕就义。
第三路徐维扬所率领的花县党人40多人，又分军二路进军：一路为徐满凌等至洛城街，狙击观音山之敌，后退至仓边街与敌相遇，再转小北门，又遇清军大队人马。他们躲入源盛米店，与清军抗拒一昼夜。张鸣岐下令纵火烧米店，党人被迫翻墙而出，已溃不成军，均被敌人当场击毙或活捉。
另一路由徐维扬率领到司后街，与敌奋战，迫使清军退入水师行台。徐维扬又率所部由都府街、锦荣街、二牌楼围攻，不料，大队清军援兵赶到。徐率部突围而出，仅剩６人，行至高唐火车站又遭遇清军，弹药耗尽全部被捕，英勇就义。
在香港的赵声和胡汉民得到起义的消息，急忙带着留在香港的二百多名革命党人于第二天早晨赶到广州，得知起义已经失败，只得原路返回。
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黄兴对陈炯明、姚雨平、胡毅生三人按兵不动，极为气愤，说他们“虚妄误事，罪皆当死”。尤其陈炯明，应负主要责任。黄兴在与胡汉民联名写的起义经过报告书中说“竞存（陈炯明）此人，不足与共大事，观其眸子，足知其阴险，须亟除之，免为后患。”黄兴在那时已经看出陈炯明不可靠，将来会成为革命的后患，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但孙中山却依然相信陈炯明，后来还重用他，以致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是后话。
黄兴本人在这次起义中也是有责任的。首先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差，使清军有了准备。其次，明知清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而且，原定八百人，后来只有一百七十人参加起义，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很大的情况下，还要强行起义，只能是以卵击石，注定要失败。
最主要的，还是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没有与群众的反清斗争结合起来，而是依靠从海外输入少数党人发难，群众处于旁观的地位，这就必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起义失败后，张鸣岐、李准立即亲自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林觉民被审讯时，表现异常英勇。他在堂上发表演说，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大势，讲到悲壮处，顿足痛哭，告诫清廷的官吏应该及早洗心革面，革除暴政。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喻培伦在受审时，为避免牵累别人，冒名王光明。他怒斥清吏，慷慨激昂地宣告：“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就义时，也只有二十五岁。1912年2月，孙中山感其威武不屈，英勇战斗， 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
5月1日，清朝官吏通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收拾各处尸骨，共七十二具烈士遗骸。当时南海、番禺两县令最初拟将烈士葬于狗头山，后来又准备葬于臭岗，与各种刑事罪犯的尸骨同葬一处。时有同盟会员、《平民报》记者潘达微，因尚未暴露身份，便找到广仁善堂商量安葬烈士的事，他说：“诸义士为国捐躯，纯为国民谋幸福，彼此均为国民一分子，如是藁葬，心实难安。”他要求换一处地方安葬烈士遗骸，但各善堂都怕得罪官府，不敢答应易地安葬。潘达微只得转求巨绅江孔殷，江孔殷答应愿意担当此事，各善堂才敢答应另换一处安葬。潘达微选中白云山麓沙河马路旁红花岗，以“红花”之名不雅，改名黄花岗，取义“黄花晚节”之意。这次起义也因此而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所葬烈士，初为七十二名，民国十一年（1922年），又查出烈士十四名，另外立碑补志，实有烈士八十六名。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孙中山对黄花岗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曾作了如下评价：

 孙中山的这一评价是正确的，黄花岗起义后只过了半年，武昌起义爆发，终于推翻了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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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2月6日离开槟榔屿后，他的家属仍留在槟榔屿。每月家用， 则由槟榔屿、吉隆坡、吡叻、芙蓉等处党员分别担任供给，直到民国成立后，才由邓泽如送卢夫人回国，与中山先生团聚。
12月28日，中山先生抵巴黎，下榻鲁尔饭店。在巴黎期间，他曾和张继、王宠惠、伍朝枢、罗文干等人相见，孙中山告诉他们：“到欧美各国，须住大饭店，以便与当地政界人士接洽。大饭店之最高层，房金便宜，接客则在客厅也。”
孙中山在欧洲没有什么收获，却接到美洲温哥华《大汉日报》主笔华侨革命党冯自由的电报邀请： “旅加华侨多倾向革命，保皇会势力大减，此时向之筹饷，大有把握，请于渡美途中先来温哥华。”孙中山大喜，有此好事，岂有不去之理？他在欧洲稍作停留后，便于1911年1月19日抵达美国纽约，这是他的第四次美国之行。在纽约时， 当地的中华公所主席是保皇党人陈宗璜，为阻止孙中山在该会演说筹款，他竟然请求清政府驻纽约总领事杨郁彬布告禁止，不料反而遭到杨领事的斥责。杨郁彬对他说：“假如革命首领孙文今天就是来借我的领事馆开会，我也不能拒绝他。”可见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些明白事理的清政府的官员，也知道大势之所趋。可笑一些保皇党人却如此顽固不化，对革命的认识还不及清朝官吏。
孙中山于2月6日抵达温哥华，受到当地洪门大佬陈文锡的热烈欢迎，到车站迎接的有一千多人，孙中山被拥入致公堂举行茶会，向当地华侨介绍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并回答了大家的各种问题，赢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
第二天，温哥华致公堂举行加盟典礼，主盟人为中山先生，他为华侨深入浅出地讲了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及历史。当天就有三百多华侨入盟，按洪门规矩，主盟人称老母，介绍人称舅父。中山先生被称为“老母”，冯自由当然成了“舅父”。
这天致公堂还安排孙中山在华人大戏院演讲，连续讲了四天，每天都有千余名听众，虽然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但听众仍极踊跃，气氛极为热烈。冯自由乘机提出设立“洪门筹饷局”，专门从事募捐工作，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经讨论推举刘儒为筹饷局总理，还有司库、中英文书记、交际干事等职，以革命政府名义发行金币债券，分10元、100元、1000元三种，规定革命成功后，加倍偿还。温哥华致公堂带头捐出港币一万元，很多工人把自己整月的工资都拿了出来。
孙中山把集资都寄到香港统筹部，但仍嫌不足。冯自由建议说：“各埠致公堂皆置有产业，若能使之变卖助饷，实为事半功倍。”
孙中山回答说：“产业事属公营，我们不好开口，可以授意热心青年倡议。”
于是，他们来到维多利亚致公堂，在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经冯自由授意，有人倡议：“现接香港急电，广州起义在即，急需军饷，本堂既有楼房，应可抵押现款。”第二天，致公堂专门召集大会讨论，最后决定将公堂楼房抵押充饷，共折合港币３万元，立即寄香港文咸东街金利源药行转交李海云收。李海云任香港起义机关统筹部出纳科长。黄兴得知此事后，大为感动。因为加拿大本是美洲保皇派组织发源地，现在居然能抵押公堂财产支援革命，实出人意外。他回信表示感谢，说此举“足以振作战士之气”。
孙中山在温哥华时期，还接受了日本记者的访问，谈到了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他强烈谴责移居加拿大的英国人与法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歧视，谴责加拿大政府歧视亚洲各国侨民的政策，并且号召亚洲各国人民实行自治，积极支持日本某些政治家提出的召开亚洲各国会议，以建立亚洲各国同盟的计划，并且呼吁日本率领亚洲各国反对英、美、法、德和沙俄，强调要“唤醒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他说：“唯有中国发生革命，印度亦从沉睡中觉醒，亚洲各国方能联合起来，实行亚洲门罗主义。”
孙中山在加拿大西部停留40余天，共捐得港币八万多元。其中：维多利亚致公堂三万四千元；温哥华致公堂一万九千元；侨商林礼斌、朱文伯两人捐港币四千元；多伦多捐出一万元；蒙特利尔四千元；此外还有温哥华筹饷局转交的万余元。
在加拿大西部地区的筹款，已得起义所需款项的一半，他决定再到美洲东部继续筹款，于3月19日离开温哥华东行。途中接到香港统筹部来电：“发难日期已定， 请于５日内筹款３万元，否则危。”孙中山十分焦急，在加拿大中部城市温尼伯筹款，但只筹得数百元。再赶到多伦多，接到温生才刺杀孚琦消息，在华侨中动员，多伦多致公堂变卖房产得一万多元，但仍不够。4月17日，孙中山急赴纽约，也只筹得两千元。28日晚6时，孙中山到达芝加哥，在朱卓文的陪同下，下榻德皇饭店。当欢迎者陆续离去后，孙中山很悲痛地对同志们说：“广州起义已经失败，我刚才在车上看报纸时已经看到了这一消息。”
第二天，在芝加哥唐人街福州酒楼举行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讲，当场劝募军饷。这时，有一位少年站起来认捐，他说：
“革命救国，人人有责，我只有五美元，愿意全部捐出。”
梅乔林当时询问该少年的同伴，此人是谁？同伴答道：
“他就是广州水师提督、屡次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李准的儿子李国庆。”
大家听了，不觉大吃一惊。
散会后，李国庆来到孙中山下榻的旅馆，听孙中山讲革命救国的道理，临行前，他对孙中山说道：
“我是李准的侄儿，愿立刻回国劝李准赞成革命。如果他不赞成，我就刺杀张鸣岐，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大义灭亲。”
接着，他请孙中山给他写一封介绍信，以便回国后与革命党人建立联系。
李国庆走后，孙中山与梅乔林商量这件事，梅乔林告诉孙中山：
“他不是李准的侄儿，是李准的儿子。”
考虑到国内同志的安全，对于李国庆要求孙中山写介绍信一事，他不得不慎重行事。后来，李国庆拿着小包来向孙中山辞行，并要介绍信时，孙中山对他说：
“现在正值革命党人新败，香港的党人机关，估计一定有许多侦探密布。万一被察觉，你就会置身于危险之中，反而不能行事。还是不要与党人联系为好，你看如何？”
李国庆听了，连连点头称是，便与孙中山匆匆握手告别。后来，他到了旧金山时，还写信给芝加哥同盟会的同志，告诉他们他回国的行期。李国庆回国后，即杳无音讯，据说竟被李准杀害。
这几天，孙中山一直心事不定，不知道广州起义失败后诸同志下落如何。他在得到广州起义失败消息的当晚即给香港打了一份电报：“行抵芝加哥，闻败，同志如何？善后如何？”他不知道电报能否被收到和被谁收到。连日来，他照样宣传讲演，但总是郁形于色。直到5月3日晚上8时在青年会演讲时，因为他精神不振，讲了一个小时， 听众席上已有人离去。他们感到奇怪：中山先生讲演起来口若悬河，今天的讲演者决不是中山先生。孙中山这天因为心绪不宁，也就提前结束了演讲，回到德皇饭店。这时，接到香港来电，他立即叫随从的梅乔林译出，开头一句便是：“克伯展归。……”孙中山见了，才舒了一口气，面露笑容对大家说：“天下事尚可为也。”他见大家疑惑不解，便解释说：“克者，黄克强（黄兴）；伯者，赵伯先（赵声）；展者，胡展堂（胡汉民）也。我所担心的是，同志尽遭不幸，今得安全，我心稍宽。”
第二天，又接到胡汉民来电：“恤死救亡，善后费重，奈何？”孙中山立即又向当地同志们提出筹款要求，他说：“办理善后需各同志合力尽心。”芝加哥同盟会立刻又捐出三千元，电汇香港。同一天，南非华侨也捐款五千港币电汇香港，由《中国日报》社转胡汉民收。南非的革命种子，还是当年杨衢云在非洲宣传革命时所播下。
６月，孙中山又重返旧金山，找到黄三德、唐琼昌商议同盟会与洪门合并筹款之事，获得赞同。双方各在《少年中国晨报》和《大同日报》上登出声明，同盟会员全体加入致公堂。致公堂也召开特别会，摒除入会的繁文缛节，以方便同盟会员的加入。孙中山本来就是洪门大哥，现在双方合并后，他又提议设立洪门筹饷局，以便利于筹饷。大家一致赞同，在致公堂二楼设立办事处，并决定由孙中山、张蔼蕴、黄芸苏、赵煜四人分途游说美国南北各埠。
9月2日，孙中山与黄芸苏自旧金山出发向北，张蔼蕴、赵煜出发向南。他们买了长途车票，并与铁路公司说好，限期9个月期内依划定路线，沿途各埠，随意下车逗留。自此，他们所到之处，捐助者热心踊跃。各地致公堂都把他们所到的活动情形向总堂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