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五十三、改组国民党

早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接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时候，马林就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党的建议。当时，孙中山因为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受到极大的震动，他终于认识到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有力量的政党的重要性。因此，他回到上海后，就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前的草坪上召集各省同志五十三人，就改组国民党的事交换了意见，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赞成。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管鹏、茅祖权、陈独秀、覃振、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等九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从第二天起就开始研究，起草改组计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并与孙中山和其他几位国民党领导成员一起讨论了这一计划。这一年，孙中山又两次在上海寓所召集各省同志开会，研究制定了国民党改进案和国民党改进宣言。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第二天，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通过了党纲和总章。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强调“现在要从党务进行，就是要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发挥十几年前吾党先烈的精神。”“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孙中山决心学习俄国革命的方法，从改组国民党着手来进行革命。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马林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接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全体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获得了新鲜的血液，壮大了队伍。例如，到1923年11月，北京的国民党员已有一千多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就占了三分之一，他们在国民党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3年10月6日， 苏联政府派来帮助孙中山的全权代表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来到广州，受到了孙中山的热烈欢迎。鲍罗廷原名格鲁申贝格，1884年生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年轻时曾做过码头工人，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奉列宁之命到英、美等国活动。1911年4月和10月，孙中山两次到美国芝加哥开展工作， 当时鲍罗廷也正在那里，曾见过孙中山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但那时鲍罗廷只是一个普通的俄国侨民，孙中山对他的印象不深。十月革命后鲍罗廷回到俄国，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1919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又曾到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德国、英国等地从事地下工作。鲍罗廷来中国时已三十九岁，他精通英、法、德等国语言，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鲍罗廷在来广州前曾在北京会晤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加拉罕给他写了一封给孙中山的介绍信，信中称鲍罗廷是苏联驻广州的常驻代表，说“鲍罗廷同志是我党最杰出的干才之一，他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多年。”告诉孙中山可以同他无话不谈。
孙中山见到鲍罗廷非常高兴，鲍罗廷回忆说：“孙中山非常热烈地欢迎我，让我和他坐在一起，并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达数秒钟之久。”鲍罗廷详细地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军队的情况，告诉他做好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孙中山听了，很诚恳地说：“我们的军队中缺少这个工作，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一切都建立起来。”鲍罗廷还向孙中山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以及对国民党的一些基本看法。他说：“我来到这里是服务于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你的目的是打击外国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能讨论它，因为条件还不适合。”在谈到列宁和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时，鲍罗廷说：“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于此，而不是共产主义。……由于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国民党的最终目的与第三国际的最终目的不相冲突。至于所采取的方法，必须详细考虑那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
鲍罗廷还说他非常赞成三民主义，因为它符合中国革命的需要。他对孙中山说：“中国所有的革命者，包括共产党员，都应当在国民党和您的旗帜下来实现这些主义。”谈到国民党，鲍罗廷说：“但是，国民党还有许多严重的不足。首先，国民党组织不完善，毫无纪律可言。其次，党员存在许多异己分子──腐败的官僚和投机者。最后，国民党还缺乏群众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纠正，以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有效率的革命武器。”鲍罗廷还表示苏联将派出军事和政治工作方面的专家，来帮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这些分析非常赞成，他非常佩服鲍罗廷的见解。鲍罗廷对国民党的缺点的分析，可以说是切中了国民党的要害，这些都是孙中山长期以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鲍罗廷来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孙中山特地为鲍罗廷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介绍大元帅府的官员与鲍罗廷相识。孙中山在讲话中热情地称赞“苏俄不愧是中国的榜样”。
10月11日，鲍罗廷向孙中山提出关于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建议，第一，在国民党改组前修改党纲，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纲，力求取得必须按照党纲改组党的一致意见。第二，制定国民党党章。第三，在广州和第二中心上海组织党的坚强团结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第四、尽可能快地召开即便只有南方四省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为了在广州进行党的改组工作，派出最优秀的最积极的国民党员，这些人应当在城市的各个地区建立党的分部。应当由这些分部派出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第五，在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
孙中山完全赞成鲍罗廷的建议，当天便致电上海本部，立即着手实行改组。此后，为了使广大党员明白改组的意义，为什么必须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演说，大力宣传改组的重要性及其方法。
10月15日，孙中山与鲍罗廷在广州第一公园出席国民党员恳亲大会，孙中山发表了关于以党治国的演说，他说：“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要做到以党治国，第一必须“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第二“是要注重宣传，教本党以外的人，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欢迎本党的主义。”“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国。……到了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
第二天中午，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右侧大草地召集出席党务会议的代表开会，他分析了过去失败的原因：一是党中缺乏组织，由于当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脑中，以为党员绝对自由，一切组织纪律都可以不要。二是党人误信谬说。光复时有一种“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这种谬论最初是一些附和革命的满清官僚所提，后来革命党人如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也都倡言，革命精神因此消失。三是本党基础未固，没有自己的革命军队，以后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军。因此他提出：基于以上三种原因，所以十年来党务不能发展，比较俄国，我们实在有愧！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如此伟大，我国革命十二年，无什么成绩可言，所以今后我国的革命，一定要效法俄国，以党治国。
10月18日，孙中山特别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在一次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会议上，他向大家介绍鲍罗廷时说：“我现在请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鲍罗廷先生担任我党的顾问，帮助我党同志学习俄国奋斗方法，希望党员抛弃成见，诚心地向他学习。”为了要大家尊重鲍罗廷，孙中山还特地给蒋介石写了手谕：“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但是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竟下令通缉鲍罗廷，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遗教。
随后，孙中山又致电上海的国民党事务所，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委员，又秘密地给北京的李大钊发了个电报，要他立即去上海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
10月24日，孙中山又委任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胡汉民、吴铁城、杨庶堪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伯英、古应芬、许崇清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正式组成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这个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从成立直到1924年1月2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共举行了二十八次会议，作出了四百多件决议。
10月25日，孙中山召集约五十名国民党党员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会上，鲍罗廷首先讲了话，指出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进行坚决的斗争团结了人民群众。要在中国完成类似的任务，国民党应当进行改组，通过人民明白易懂的革命纲领，并以各种通俗易懂的方法，向广大群众介绍这个纲领。只有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党才能够达到全国统一和独立的目标。孙中山在鲍罗廷之后发表了演说，这次会议按照鲍罗廷的建议，讨论了国民党改组以及召开由４省或５省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会后，孙中山致电蒋介石，为鲍罗廷到广州申谢苏联政府，电报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明了。”
从10月下旬到11月，正当陈炯明叛军向广州大举进攻，形势十分危急的状况下，孙中山奔波于前线和广州之间，既要指挥平叛军事，又要继续开展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多次在广州召集党务工作会议，研究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办法，决定出版党务周刊，组织上海执行部，印发《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等。鲍罗廷也直率地向孙中山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并批评国民党长期以来脱离工农群众以致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建议孙中山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为工人制定社会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规定最低限度工资等政策，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
孙中山对于颁布土地法令一直持犹豫的态度。11月13日，廖仲恺代表政府宣布要颁布法令。15日上午召开了第二次各区党部委员会议，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廖仲恺仍未带着《土地法令》等三项法令来宣布，鲍罗廷派通讯员到孙中山的大本营去催。直到中午，廖仲恺终于来了。原来，孙中山在把草案提交广泛讨论的前一天晚上，久久犹豫不决。法令在会议上讨论时，有的人持反对的态度，认为这些法令有使广东“苏维埃化”的危险。会上，廖仲恺对所谓“苏维埃化”这一恶毒的谣言给予了严厉的驳斥，他说：“迄今国民党仅仅提出了一些漂亮的原则，但没有一项付诸实施，三项法令将成为国民党进一步发展其活动的基础。”鲍罗廷也在会上解释了孙中山政府的法令和所谓“苏维埃化”的区别。但是，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前一天找到孙中山，公开反对土地法令，他们说如果颁布这项法令，国民党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海外的国民党员肯定会激烈反对。他们借口要成立三个专门的小组来研究这三个法令，借助于程序来否决了这三项法令。第二天，孙中山特地把鲍罗廷找来，对他说：“我依然同意实行劳工法和关于改善小资产阶级状况的社会法令。至于土地法，我建议先与农民进行联系，弄清他们的需要，主要是成立一个宣讲团向农民解释该法令……”。
在土地问题上，孙中山本人就不赞成用没收地主土地的方法无偿分配给农民，他希望找到一种既能让农民得到土地，而地主又不受损失的方法。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法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再次向国民党员讲话，说明改组的目的，是为了把党的势力在中国内地各省尽力扩充，用党的力量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强调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他说：

孙中山总结以往失败的教训说：以往“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吾党终无成功之希望，吾党三民主义，终无实现之一日；所以有此次改组事情之发生。”谈到为什么要学习俄国时，他说：

孙中山主张“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主张“以党治国”，不难看出，他的这种思想与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所主张的效法美国的民主制度，实行“两党制”，“一党执政，一党在野”的主张有了很大的进步。孙中山思想上的这种转变，无疑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后来曾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说：“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1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再次对国民党员演说，强调改组后要用党义战胜， 用党员奋斗。他说：“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今由俄国革命成功观察之，我们须知军队革命成功非成功，党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12月30日，他又一次对国民党员发表题为《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的演说，强调此次改组将改变奋斗方法，注重宣传。他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奋斗太多，宣传的奋斗太少；此次改组，注重宣传的奋斗，便是挽救从前的弊端。”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遭到了一些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对。11月29日，国民党广东支部长邓泽如以及林直勉、黄心持、曾克祺等十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胡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别有怀抱”，共产党反对张作霖、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是“务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甚至攻击共产党提出的在国民党内实行普遍选举制，是“为奸人所利用”，“窃恐事实随环境变迁，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
孙中山在邓泽如等人的意见书上批示道：“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对于邓泽如等攻击共产党提出的在国民党内实行普遍选举制，孙中山批道：“民权主义发端于选举，若因噎废食，岂不自反其主义乎？若怕流弊，则当人人竭力奋斗，不可放弃责任，严为监视。如察悉有弊端，立为指出。”
对孙中山的解释，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就是不听，他们甚至要再成立一个组织来反对改组国民党。
但是，孙中山几十年的经历告诉他，国民党必须改组，联俄联共的政策决不能改变。何香凝回忆说：为此，他对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最起劲的张继、居正、冯自由、李石曾、邓泽如、戴季陶、刘成禺等人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又说：“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一次开会时，张继反对改组，闹得太厉害，孙中山要他的卫士马湘把张继带出去软禁一夜。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回忆说，她亲眼看到孙中山对张继、戴季陶、胡汉民等人的反对，非常气愤，当面对张继等人说：“你们反对同共产党合作，我可以退出国民党，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宋庆龄也回忆说：“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参加共产党。”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1925年9月13 日在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上演说时，也明明白白地提到这件事，他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而且共产党主张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孙中山毫不动摇的坚定立场，终于挫败了一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右派的阻挠，顺利实现了国民党改组，并成功地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