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十四、 惠州起义

孙中山在领导惠州起义前，曾有过一段支援菲律宾人民反对美国殖民主义斗争的光荣历史。几个世纪以来，菲律宾一直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1896年，菲律宾独立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美国乘机插手干涉，企图取代西班牙把菲律宾作为自己的殖民地。1898年 6月，菲律宾宣布独立，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美国却打败了西班牙，迫使西班牙把菲律宾让给美国。于是，菲律宾人民开展了反抗美国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菲律宾总统阿奎那多领导革命军奋起保卫民族独立，由于武器缺乏，便决定向亚洲各国求援，并派彭西到日本购买军火。
彭西到了日本，得知中国革命党首领孙中山正在横滨，他找到了孙中山，说明由于日本政府不敢得罪美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武器，因此想通过孙中山代购军火。孙中山热情地答应帮助菲律宾购买军火。他找宫崎寅藏、平山周和犬养毅等人帮忙，商请民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秘密帮助。
孙中山在同彭西的谈话中还商定，在菲律宾和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互相支持，孙中山和兴中会会员将参加菲律宾的独立战争，菲律宾也将帮助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菲律宾独立党领袖阿奎那多接到彭西的报告，对孙中山计划援助菲律宾独立，而后菲律宾帮助中国革命成功的想法，非常赞同。为了支援中国革命，阿奎那多决定赠给孙中山十万日元作为革命经费。孙中山得到这笔赠款后，就用这笔经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还有一部分用于惠州起义。
不料，孙中山托中村弥六在日本所购买的武器在运往菲律宾的途中，因遇台风船只沉没。孙中山又设法购买了第二批军火，被美国政府察觉。美国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了这批武器的出口。援菲计划没有成功。
联李失败，孙中山继续全力准备武装起义。
9月28日，孙中山与山田良政等到了台湾，准备在台湾招收军事人员。当时， 台湾已经被日本占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中国的北方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可以利用孙中山的反清革命，趁机扩张日本在中国的势力，于是便派人向孙中山表示“同情”中国革命，可以相助。
孙中山特地拜访了儿玉，向他们讲述了攻打惠州，直取广州的计划。儿玉听了之后，同民政长官后藤商量了一会儿，回答说：
“你们在惠州发动起义后，不要攻打广州，应该直接经福建北上。这样，我们可以就近给你们供应武器。”
儿玉答应供应武器，这使孙中山感到欣慰，他又提出，希望日本能提供一笔贷款作为起义的经费。
“孙先生，”后藤摇摇头说，“贷款要订契约，多少年之后还要加息偿还。你们的起义能不能成功，现在还不知道，所以贷款是谈不上的。”
儿玉狡黠地笑笑说：“你们北上打到厦门，那里有台湾银行的分行，我记得该分行的地下室有二三百万元的银币，既然是革命嘛，就可以抢劫。”
其实，儿玉答应提供援助是一个阴谋，他表示提供武器，还建议革命军攻占厦门后抢劫日本的台湾银行金库，目的是为日本乘机出兵福建制造借口。孙中山对于儿玉竟然要他抢劫银行一事大为吃惊，但是，既然日本答应援助武器，他也就同意改变起义计划，从惠州直上福建。
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做好了发动惠州起义的准备，他召集了会党，在惠州三洲田地区已集结志士六百多人，以马兰头村油房为聚义所。但因为军械不够，孙中山命郑士良静待时机。时间一久，消息就逐渐透露了出去，外界纷纷传说义军有数万之多。清政府闻报大惊，立即派军队前往进剿。郑士良得到消息急电孙中山速运枪械接济。孙中山还没有来得及复电，清军前哨何长清部二百多人已进驻新安县沙湾，哨骑到达黄冈，威胁三洲田。义军为了先发制人，只得立即揭竿而起。10月8日夜奇袭清军于沙湾，夺洋枪40支， 弹药数箱，杀死清兵40余人，还俘虏了30多人。革命军旗开得胜，又在平山、龙冈招募千余人，继续向隆镇挺进。
隆镇由清兵副将杜凤梧带领一千多名清兵把守，他们占据险要地点，革命军装备不齐，不少人没有枪弹，只能手持长矛、刀棍，分左右两翼包抄，乘守敌没有防备，匍匐上山，夹击敌军。清军惊慌失措，不堪一击，缴获洋枪700余支，子弹5万发，马12匹，杜凤梧也被活捉。革命军声势大振，起义军迅速扩大到6000多人。
17日，广州清军派出一万多援军前来镇压。郑士良因为义军缺乏武器，仍只能采取奇袭的战术，攻克水湖。沿途百姓在路旁摆出酒食犒赏战士，有的还燃放鞭炮庆祝胜利。义军进军途中，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大批群众纷纷要求加入革命军。入夜，革命军整队向白茫花进发，在那里和惠州增援的五六千清军又打了一仗。革命军只有一千多支洋枪，却打得清军四处逃散，清军将领刘邦盛受伤，邓万林中枪堕马而逃，俘虏清兵一百多人，全部剪去辫子，还夺洋枪六百杆、子弹数万发、马数十匹，沿途又有大批民众自愿参加起义军。19日，义军进军冈墟，当天夜里，又奇袭清军，再一次大败清军，但是，因为革命军弹药不多，没有穷追，进至黄沙洋而止。10月21日，革命军占领新安、大鹏，进军惠州。连日来，起义军与清军接仗，每战必胜，革命军已增至二万多人，声势浩大。这时，郑士良即将队伍整编，等待粮食、弹药的补充，并接受孙中山的进一步指示。
清军见镇压不行，就改为劝降。他们派出广州起义中的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香港找到陈少白，被臭骂了一顿。陈廷威又找到另一重要成员议降，拿出清廷议和的三个条件，也被孙中山当即回电拒绝。
孙中山得知革命军连连获胜，非常高兴，但也十分焦急。他四处奔走寻求武器弹药，先与菲律宾政府商议，借用彭西购买的一批被扣菲律宾军械，但是当提取库存的军械时，才发现中村弥六所购的武器，全是废铁，根本不能使用。他又催台湾总督儿玉，不料这时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山县内阁告终，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大臣，他严令儿玉不得向中国革命党供应军火。孙中山的全部外援计划落空，不得不赶紧派山田良政到三多祝找到大本营，交上一封手令：“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郑士良接到这封信，悲痛不已，但不甘心就此结束。他召集了军事会议，和各位义军首领商议。现在的情形是，仗打了几十天，虽然连连获胜，但给养、弹药都已告罄，清军正在以优势兵力合围，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自行解散，化整为零，保存实力。10月22日，郑士良率领一部分义军退往香港，惠州起义就这样因饷械不足而失败了。
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在返回途中，由于迷路被清军捕获杀害，他是为中国革命而献身的第一位日本人。
惠州起义时潜伏在广州密谋响应的史坚如，决定趁广州清军增援惠州之际，暗杀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清军。他变买了一部分家产用作经费，在德寿的两广总督署后花园附近租了一所民房，悄悄地把两百磅炸药运到那里，用了几天功夫挖出一条地道，直通督署花园，把炸药埋到了德寿的卧室地下。10月27日一大早，史坚如点燃了引线，便急急跑出门外，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爆炸声，原来是引线受潮灭了。第二天早上，他再次准备引爆，把引线以木板托起，再点燃引线，这一次炸响了，但因雷管不够，炸药没有能充分发挥效力，德寿从床上被震跌坐地下，仅仅受到一点惊吓。
史坚如不相信，亲自坐轿到现场观察，被他的七叔得知，惟恐受牵累，竟向官厅告发，史坚如被捕获，拘押到南海县署。县令裴景福命衙役严刑拷打，逼问：
“同党有多少？首领是什么人？”
史坚如回答：“同党有四万万，首领就是我。”
清兵又用烧红的铜线在他背上烫，他还是宁死不招。11月9日，史坚如英勇就义， 年仅二十二岁。
孙中山对他的牺牲深为悲痛，称赞说：“坚如是为共和殉难的第二个健将，他的死是革命前途的一大不幸。死节之烈，浩气英风，成为后死者之模范。”
继史坚如之后，惠州起义后，又有几位兴中会领导人被害。
杨衢云是兴中会的领导成员之一，第一次广州起义中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孙中山当时把“总统”让给他当，使他成为兴中会的总会长。他因私心太重，导致广州起义失败。事后他自感惭愧，即仍请孙中山代理总会长，自己则到越南、新加坡、印度加尔各答、南非等地，在所到之处也设立了兴中会。1900年1月，他正式辞去了兴中会总会长一职， 由孙中山担任。他在日本见到孙中山时，孙中山曾当面批评他在广州起义时的所作所为，杨衢云表示悔悟，低头不语，孙中山原谅了他，两人和好如初。惠州起义时，他也积极参与，听从孙中山的指挥。惠州起义失败后，杨衢云不顾清廷追缉的危险，自愿留在香港，以教书度日。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正在香港一所学馆的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突然， 一位三十多岁的陌生人闯进学馆，走到教室门口，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杨衢云连开两枪。杨衢云未来得及反应，便中弹倒下。当学生们冲出教室捉拿凶手时，凶手已经逃走。凶手名叫陈林，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花钱雇他来行刺的。杨衢云当即被送往香港皇家医院，终因伤势太重，第二天在医院逝世。
孙中山得知杨衢云被刺身亡，悲痛异常。他召集了横滨的同志，为杨衢云举行追悼会，同时向中国和海外发了讣告。在孙中山的倡议下，不少同志解囊捐款，共得一千余元，转交给杨衢云的亲属，以表达对亡友的哀悼和对革命同志遗孤的关怀。
同年８月，奉命去香港进行组织联络工作的郑士良，一天晚上与《中国日报》记者郑贯一、革命党人陈和等在水坑口琼林酒楼赴宴，在回寓所的途中，突觉头晕，随即倒地死亡，后来有人说是中风死亡；也有的说是清政府买通了郑贯一的朋友郑梦唐在酒宴中下毒将郑士良药死。
惠州起义的失败证明，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者的身上是不行的，孙中山在领导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没有把革命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动广大群众，而是用于筹钱，乞求外援，以至请求伊藤博文政府“暗助一臂之力，借我以士官，供我以兵械”。事实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可能援助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孙中山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这一点是缺乏认识的。

十五、 革命思潮的形成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一年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丑和约、本息高达九亿多两的庚子赔款，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等等，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清政府腐朽卖国的反动本质，从而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从不理解到逐步理解，孙中山后来在回忆这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上人心的变化时说：

经此次失败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
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
子失败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
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
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
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有岌岌
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孙中山的一这判断是很正确的。《辛丑和约》签订后，清政府已沦为忠实地为外国列强服务的奴才，西太后竟无耻地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赤裸裸地暴露了她出卖中国人民的丑恶嘴脸。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1900年11月，孙中山离开台湾再赴日本。这个时候，我国各省根据清廷章程公费派到日本的留学生，已有一百多人，这批留学生的人数迅速增加，到1906年竟增加到一万二、三千人。他们有感于时局的危机，自发地组织会社，出版书报，推动了新思潮的萌发。
最早创办的留学生刊物是《开智录》，出版于1900年11月1日，每月两册，由冯自由、郑贯一等主办。冯自由是兴中会日本分会会长冯镜如之子，广东省南海县人，但出生于日本长崎，他加入兴中会时才14岁。《开智录》开始是用油印机印刷，数量很少，孙中山为了支持它的出版，捐了二百元印刷费，改用铅字排印，扩大了这份刊物的影响。该报由保皇党的《清议报》代为印刷及发行，主要结合兴中会的宗旨发挥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学说，凡是《清议报》所到之处，都有《开智录》发行，而且很受读者欢迎，因而对保皇党造成不利影响，郑贯一因此被梁启超免去编辑一职。
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二个刊物是《译书汇编》，由江苏人杨廷栋等主编，主要编译法国和美国的著名政治性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等。这些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名著，对于启发中国当时的知识界有很大的作用。
1901年初，美国著名作家、《展望》杂志记者林奇拜访了孙中山。一进孙中山的房间，他就惊奇于孙中山藏书的丰富，发现孙中山的书橱里摆满了各种各样英文和法文的书籍、杂志，都是有关战争、军事、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其中有《近代战争与武器》、《近击战术》等军事方面的书籍。孙中山向他说明了惠州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原因，并表示“惠州失败主要是缺乏军火，本人对此毫不灰心，而将尽速准备武装与作更大的努力。我坚信，清廷已无改革政治的能力，惟有实行革命，才能臻中国于富强康乐之境。”这次会见给林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还特地写了一篇《两位西化的东方人》一文，在美国《展望》杂志上介绍了与孙中山的这次会见，称赞孙中山的渊博学识和坚持革命的决心。
孙中山最早接触的一批留学生是1901年成立的“广东独立会”，这年春，各国报刊传说清政府将要把广东割给法国，广东留学生大为震惊，由冯自由、郑贯一、王宠惠等发起成立“广东独立会”，要求广东独立、脱离清政府，孙中山对他们的活动也多方支持。后来，这批学生中的很多人成了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激进分子。
这年 6月25日《国民报》第一期出版，由张继、王宠惠等主办。这时留学生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人。《国民报》在留日学生中大力提倡革命思想，言词激烈，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则直接提出排满的口号，指出非驱逐满洲人，不能救中国。《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则提出“民权之运动已渡太平洋而东，……，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号召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民主革命。
那时，孙中山同留日学生的接触还不多，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多数留学生是主张维新改良的保皇派。而许多留学生虽然早已听说孙中山的名字，但却以为孙中山“骁桀难近，不与通”，如吴敬恒就把孙中山看成是“草泽英雄”式的人物，还疑心他不识字。孙中山最早结识的留日学生除了冯自由外，是秦力山。1902年2月22日， 秦力山与章太炎一同登门拜访了孙中山，聆听了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番议论后，十分敬佩，此后，他便介绍众多的留学生前来拜访孙中山，为孙中山与留学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章太炎早在1899年6月10日就在梁启超的引荐下见过孙中山。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 少年时喜欢阅读《东华录》、《明季稗史》等明代逸史，因而仇视满清，绝意仕进，后来进一步阅读了西方民主思想的著作后，开始接受了新思想。这次与孙中山再次会面，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非常赞同，在反对满清异族统治的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
1902年4月21日（农历3月19日）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选择这一天开会是有意义的，二百四十二年前的这一天是明朝崇桢皇帝在北京自缢的日子，这无异于公开号召推翻清朝，因而引起了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的恐慌。应他的一再要求，日本东京警察厅决定严禁这次会议的召开。
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奔走相告，许多人都决定要去参加这个纪念会。这一天，有好几百人前往会场准备开会，孙中山也带了十多人从横滨赶来参加。但日本警察把守住会场，不准进入。孙中山建议将“纪念会”改成“聚餐会”，移到永乐酒楼补开，列席会议的有六十多人。由孙中山主持会议，章太炎宣读他撰写的纪念词：“……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章太炎越念越激动，不由得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深受感动，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当天晚上，兴中会仍在永乐酒楼摆下八九桌酒席，宴请章太炎等。席间，孙中山首先站起来举杯：
“各位同志！今天我们在此设宴欢迎章兄，是为了表示我们对他提议召开这次纪念会的感激之情。章兄爱国情深，学识渊博，真可谓是我们的先生。为了感谢他对革命的贡献，我提议，各人敬章先生一杯！”言毕，先带头敬了章太炎一杯，其余各人也先后依次来到章太炎面前举杯敬酒，共敬了六七十杯之多。章太炎纵有酒量，也抵挡不住这等豪饮，当晚竟酩酊大醉，只得在横滨留宿一夜。
那时候，不少留学生对于革命是否一定要排满，认识还不一致。1903年1月， 孙中山约见刘成禺、马君武两人，告诉他们，最近清皇室贝子载振要来参加留学生的新年团拜会，你们可以趁此机会，在会上大讲排满救国，一定能震慑清廷，轰动全国。
正月初一这天，一千多名留学生聚集在东京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正在日本访问的载振，在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监督汪燮的陪同下，假惺惺地前来看望留学生。他们在团拜会上先后讲话，要留学生专心读书，将来回国报效皇上，赢得了几声稀稀落落的掌声。接着，留学生发言。刘成禺站了起来，讲了几句开场白后，突然话锋一转，痛陈二百年前满清入关灭亡中国的历史，讲到愤激处，声泪俱下，不能自禁。在座的载振和清朝官吏突闻此言，不知所措，留学生们则深受感动，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马君武接着起立，大声陈述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事实，慷慨激昂，扣人心弦。满族留学生长福站起来为清廷辩护，遭到众多留学生的同声痛斥，只得灰溜溜地坐了下去。一场欢迎载振的团拜会，顿时变成了痛斥清政府罪行的控诉会和号召反清革命的誓师会。事后，刘成禺被开除学籍，他在武昌的家产也被抄没，而长福却被蔡钧保荐为清政府驻横滨领事。
1903年4月，留学生中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 早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沙俄趁机出兵东北，占领了东三省。1901年2月，清廷驻俄公使杨儒和俄国谈判时， 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又提出书面条约十二条，要清政府在事实上承认沙俄占领东三省。消息传出，举国震动。由于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加上各国阻止清政府签约，特别是日本也想觊觎东北，岂能容沙俄一家独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联名劝清政府联英日拒俄，清政府在各方的压力下，未敢在条约上签字。后来，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曾订有俄军自东北三省分期分批撤军的条约。按条约规定，至1903年4月，第二期撤军的期限已到， 俄国应撤走金州、奉天、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的驻军。但沙俄竟公然违约不撤，反而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七项要求，企图永久霸占东北。得到这个消息后，日本留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举行大会，愤怒声讨沙俄的新罪行，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从事军事操练，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蔡钧唯恐留学生引起新的革命思潮，竟秘密致电清政府，说留学生名为抗俄，实则革命，请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留学生们以报国无门，无不痛心疾首，更激发了革命的决心。
拒俄义勇队解散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学习制造炸药炸弹，是一个秘密组织，并在宗旨上将拒俄御侮改为革命排满。还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鼓吹，二是起义，三是暗杀。
孙中山为了帮助留学生学习军事知识，以便为将来的革命做好准备，他商请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协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秘密创办了一所革命军事学校。日野熊藏对南非波尔的人散兵战术颇有研究，由他担任校长，聘请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传授军事知识及枪炮炸药制造法。入校学生有胡毅生等14人，学习期限为八个月，入学时一律由孙中山主持宣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誓词后来成为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
留学生中还普遍设有同乡会，但同乡会的地域观念很浓，各自为政无法统一。当时的留学生会馆名义上是全体留学生的管理机构，但它仅仅是一个事务性的机构，不具有号召力。各地的留学生还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如湖南留学生杨度、黄兴等办的《游学译编》、杨守仁的《新湖南》、区榘甲的《新广东》、戢元丞、程家柽、 刘成禺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还有《浙江潮》、《江苏》、《新白话》、《直说》、《海外丛学录》等等，这些刊物也都成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喉舌。
正当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日益高涨的时候，在国内，特别是上海租界因为不受清政府的管辖，革命思潮也迅速发展起来。1902年春，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蔡元培、吴敬恒、黄宗仰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名义上是以编订课本、改良教育为宗旨，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这年６月因为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拒收中国留学生学习军事，中国留学生到清政府公使馆抗议。中国教育会也在上海张园举行集会，声援留学生的正当要求。后来，中国教育会又创办“爱国学社”，招收上海、南京等地学生，蔡元培、章太炎、吴敬恒等都兼任爱国学社教员。爱国学社还出版《学生世界》。该刊物讥评清廷，言论激烈，在东南各省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育会还办了一所爱国女学堂，由湖南人陈范的女儿陈撷芬任校长，与男校同为鼓吹革命的阵地。
爱国学社每个星期在张园举行一次集会，举行演说，抨击清政府的弊政。每次演说都由《苏报》予以报导。陈撷芬还主办有《女苏报》，向广大妇女宣传新思想。
《苏报》创办于1896年，原为刊载黄色新闻的小报。1898年由陈范出资购下后，开始倾向于维新，八国联军侵华后，趋向革命，成为爱国学社的机关报。每周刊载爱国学社的演说，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5月26日，清政府发上谕严令两江总督魏光焘密拿严办。 魏光焘令上海道向上海英租界交涉，指名要求逮捕蔡元培、吴敬恒、黄宗仰、陈范、冯镜如、章太炎等人，英租界当局表示，租界上的案件，只能由租界当局审理。于是清政府只得以原告身份，向租界当局提起诉讼。
正在这时候，《苏报》又刊载了章太炎写的《读〈革命军〉》一文。《革命军》是四川留日学生邹容写的一本宣传反清革命的通俗小册子，全书共两万余字，文笔流畅，感情激越，孙中山后来曾称赞说“《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经章太炎介绍，《革命军》更引起世人注目。于是清政府将章太炎也列为被告人之一。6月30日，上海工部局应清廷的要求到报馆捕人，列名拘捕者有陈范、章太炎、邹容、程吉甫等，但只捕去章太炎一人。第二天，邹容自动到英租界巡捕房承担责任，他说：
“我就是邹容，《革命军》一书的作者，与章太炎无关！”
邹容想把一切责任由自己担起来，结果章太炎没有获释，邹容也被拘禁。
清政府本想将章太炎、邹容押解南京，由清政府严刑处置，英租界当局以领事裁判权拒绝，于是出现了以清政府为一方、革命党为一方对薄公堂的局面，引起了世人瞩目。开庭后，清政府以邹容《革命军》一书中“直书皇帝名字，大逆不道”，控告邹容“犯上”的罪名，双方均请有律师。清政府托各国驻上海领事出面力图将章太炎、邹容二人引渡江宁府，由清政府从严惩办，英国租界工部局以保障租界内居民生命自由为由坚决拒绝。清政府又转而求各国驻京公使出面，各国公使也以“领事裁判权”不容侵犯，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清政府又派便衣兵五百名，潜伏会审公堂后面，准备强行劫走章、邹二人。但租界于会审时戒严，每次提审，章太炎及邹容二人都有英国巡捕陪坐，又有英国巡捕前后护卫，数十名印度巡捕防守巷口，清政府的阴谋没有得逞。
正当“苏报案”会审过程中，北京又发生了清廷杖毙沈荩案。沈荩是湖南长沙人，曾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潜至北京，准备发动中央革命推翻清廷。被捕后西太后下谕将沈杖毙，杖至四个小时犹未断气，血肉横飞，惨绝人寰，最后以绳勒死。该案发生后，舆论大哗，上海各界人士数百人在愚园开追悼会，痛斥清政府的血腥暴行。中外各报详细报导了这一事件，各国舆论强烈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径，纷纷呼吁决不能将章、邹二人移交清政府。沈荩案后，英国政府坚决拒绝引渡章、邹，美国也和英国一致，不同意引渡，并将主张引渡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调任。清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同意英租界对章邹二人从宽审结，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
英国租界当局对章、邹二人的判罪，实际上也是对清政府的让步。严格来说，按英美等国家的法律，清政府状告章、邹二人的罪名不能成立，在沈荩案未发生前，有些英、美的外交官甚至同意清政府引渡的要求，可见欧美等国并没有真正坚持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民主”原则。
邹容后来死于狱中，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了表彰他对革命所作的贡献，追赠他为大将军，并亲自祭奠。章太炎则于1906年5月刑满出狱，由同盟会派人迎到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