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四十一、南下护法

袁世凯死时，关于继承人问题，曾向徐世昌讲了“约法”二字。段祺瑞便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称：“袁大总统于本月六日已因病薨逝，业经遗令遵照约法第二十九条（指袁氏新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云南护国军在袁世凯撤消帝制时曾提出六条要求，其中也有“袁世凯退位后，按照《临时约法》，以黎元洪继任总统”一条，故各方面均无意见。黎元洪便于第二天宣誓就职，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后来，国会又于10月30日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
袁世凯既死，孙中山认为讨袁的问题已不存在，今后国家应该致力于建设，便电令各地的中华革命军立即停战，维持地方秩序，静待和平解决。
6月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宣言，并致电黎元洪，要求“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但黎元洪无意真正实行共和，段祺瑞并于22日通电各省，说“三年约法（即袁记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煞，则国中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拒绝恢复民国元年《临时约法》。为此，孙中山于23日再电段祺瑞，称“日前规复约法，尊重国会，为共和根本大计，而内外视瞻所存”。随后，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宣布独立，加入护国军，要求恢复民国元年《临时约法》，黎、段才有所顾忌，答应孙中山的要求。黎元洪于29日宣布“依《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于本年八月一日起，续行开会”。
7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迁于上海环龙路44号，奉孙中山指示， 发出通告称：“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孙中山在一则批示中还表示：“中华革命党自袁氏一死之后，约法恢复，国会招集，即行取消矣。今后国中无大变乱，弟则决意不问国事。”
孙中山之所以要中华革命党停止活动，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在海外欠下大笔借款无法偿还，许多华侨催迫还债，陷入困境。12月22日，孙中山在写给参、众两院的信中提出，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借募款项至今未偿，反袁二次革命又举新债，共募借华侨款一百七十万元，借入日本商人债一百万元。“共和既复，而一不之恤，是则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故请求政府代为偿还。”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得叫中华革命党停止活动。
袁世凯死后，各地的军阀无不拥兵自重，割据地盘，孙中山却下令将山东和广东的中华革命军解散，筹资送参军的华侨回国。其原因固然是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不以一己之私利为念，同时也是因为无款维持军队，只有解散之一途。孙中山这时还没有认识到需要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以致后来在护法时只能采取联甲倒乙的办法，依靠一派军阀打击另一派军阀。
孙中山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深感实行民权的重要，认为只有民权发达才能抑制帝制余孽。为此，他撰写了长达五万多字的《会议通则》，该书从1916年就开始撰写，到1917年2月21日写成，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后改名为《民权初步》， 并被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孙中山在《序言》中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此书即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该书共分五卷二十章，包括集会之组织、议事之顺序、动议、讨论、表决、复议、修政案等内容。章太炎为《会议通则》作序说：“世人之议公者，皆云好持高论，而不剀切近事。今公之为是书，盖仪注之流耳。不烦采究，而期于操习，其道至常，乃为造次酬对所不能离，御于家邦，则议官循轨，而政事得以不扰，斯岂所谓不切近事者哉！”
这时的中国，表面上已经统一了，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但是实际上，各地仍处在握有实权的军阀统治之下，这些军阀蔑视中央政府，更无视国会的存在，所谓共和，只是一块招牌。而且，在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矛盾重重，段祺瑞在前清是统制、军统、提督，而黎元洪不过是协统，地位远在段之下，故段对黎颇有轻视之意。段任总理后，以徐树铮为秘书长，徐树铮也藐视黎元洪，有一次，徐树铮因任命福建三个厅长的命令需到总统府盖印，黎元洪顺便问起这三个人的出身和经历，徐树铮极不耐烦地说：
“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印，我的事情很忙。”
黎元洪被他这种傲慢的态度气得要死，事后曾对人说：
“我本来也不要做总统，而他们也就公然目无总统。”
接着又发生了所谓“府院之争”，即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在参战问题上的矛盾。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双方都已打得精疲力竭，1917年4月美国参战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后，便鼓动中国也加入协约国。所谓“府院之争”，实质上并不是在于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持参战，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势力。因此，当段祺瑞提出参战案时，便遭到黎元洪和国会的反对，段祺瑞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北方十余省督军，在北京举行“督军会议”，决议参战。黎元洪勉强在此提案上盖了印。5月10日，国会开会审议此案时，段祺瑞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将国会层层包围，要求当日将参战案通过，否则不准议员离开会场。议员被打伤者五、六人，因此激怒众议员，停止会议。事后各部总长纷纷辞职，国务院仅剩段祺瑞一人。段祺瑞煽动督军团逼迫总统解散国会，黎元洪则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情况下，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之职。
孙中山对于参战问题，主张中国保持中立，反对加入协约国。他口述由朱执信执笔，写了一本长达四万余字的《中国存亡问题》一书，印发各地。在该书中，孙中山认为“加入问题，即中国存亡问题”。因为“中国加入惟英国有利，中国既加入，则英国可以中国为牺牲，故加入者召亡之道，中立者求存之术也。”但是，在该书中，孙中山再次表现了对日本、美国的幻想，他说：

对于日本，他还说：

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救星，实在是荒谬。对于《二十一条》问题，他也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为日本辩护，把全部责任加之于袁世凯。他说：

他的结论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为此，孙中山于1917年6 月写信给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批评日本“贵国政治家之诚意又为其所采手段所累，不能见信于中国之民，每有国际问题兴起，中国人每疑贵国之亲善为有野心，而吾人平素主张亲善者，因之亦无由代白贵国之诚意，此吾人所最为遗憾者也”。可见这时他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还没有认识，以自己无法在中国人民面前为日本作解释而感到遗憾。
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职务，岂能甘心，他嗾使皖系督军所在八省脱离中央，在天津设立“总参谋部”，准备以武力倒黎。别有用心的张勋乘机向黎提出愿进京调停，黎元洪为了对付段祺瑞，邀请张勋来京调停。
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从徐州率领五千辫子军北上，可笑的是，张勋进京并不是来帮黎元洪调停府院之争，而是干起了复辟的勾当。他先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之责。黎元洪无奈，只得于6月13日发布解散国会令。国会议员纷纷南下， 在上海设立通讯处，通电全国不承认黎元洪的解散国会令。国会解散的第二天，张勋率兵入京，随即密电康有为入京。
7月1日凌晨三点，张勋、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及满清遗老劳乃宣、刘廷琛等数十人，涌入清宫，假借黎元洪、冯国璋名义，把早已宣布退位的十二岁的溥仪重新扶上宝座，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张勋自任所谓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大权独揽。黎元洪逃离总统府，躲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满清复辟，一时间，散布各地的封建余孽都向北京涌来，在北京的街头上又出现了穿着清朝袍褂、脑后拖着真假发辫的遗老遗少，光怪陆离，乌烟瘴气。
复辟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复辟”，“来电反对，高可盈尺”。北京十几家报纸停刊表示抗议，其他出版者，亦“无恭维复辟之辞”；“至血性健儿，多有不避鼎镬，执笔痛叱者”。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报纸，也无不“口诛笔伐，痛斥叛国”。孙中山得知复辟消息后，“闻讯之下，愤不欲生，昨特就环龙路本宅召集各要人各同志会议，誓不与共天日，协议扫穴犁庭计划，并闻孙先生会议之后，不觉放声大哭云”。
段祺瑞看到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阴谋已经得逞，在日本一百万日圆的“资助”下，宣布讨伐张勋，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在马厂誓师，进军北京。各省督军也随之摇身一变，表示反对复辟。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 康有为避入美国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这场复辟丑剧，仅十二天就迅速破产了。
孙中山面对如此浊波横流、变乱迭生的政局，不禁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认为约法和国会是共和国的根本命脉，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共和制度将名存实亡，这是革命党人万万不能容忍的。孙中山号召国会议员及拥护护法的海军南下护法，组织护法政府。他致电西南六省各界称：“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
7月6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许崇智、陈炯明、章太炎等人，由上海乘军舰赴广州，建立护法根据地。
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广东省长朱庆澜、督军陈炳昆到黄埔迎接。 他对欢迎者表示：“此行主要目标是保持广东作为军事基地，邀请整个舰队到广东来，组织国会，建立行政，然后邀请黎元洪总统南来广州，执行总统职权，清除复辟派。”
当天晚上，陈炳昆、朱庆澜设宴欢迎，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今天所争的，“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此后，孙中山通过上海、天津各报馆电邀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并致电西南各省将领，望协力支持在广州重新召开国会。海军总长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合通电拥护护法，于7月22日率第一舰队南下广州。部分国会议员也发表公告， 宣布不承认段祺瑞非法政府，相继到达广州。但西南各省军阀，对孙中山上述主张，或持反对态度，或表怀疑。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则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对抗段祺瑞，附和护法。
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由一百三十名议员参加的“非常国会”， 议决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
9月1日，非常国会会议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当天下午，在黄埔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大元帅授印典礼。
陆荣廷、唐继尧害怕段祺瑞吞并他们，愿意借孙中山“护法”的旗号以图自保，但他们也不想和北洋政府完全决裂，以便日后仍有转寰余地，不肯就任军政府元帅。孙中山不能再等，便于9月10日在尚未修竣完工的士敏土（水泥）厂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 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并经国会非常会议同意，任命各部总长：

此外，并任命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军长、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大元帅府设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于是，中国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
军政府成立后，由于得不到西南军阀的支持，处境非常困难。军政府本身无收入来源，只能依靠海外华侨捐款来维持正常开支。各职员自部长、秘书、参军以至书记事务员，每人每月仅领取零用二十元。孙中山手中没有军队，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意交出亲军二十营，以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带领这支广东部队进入福建。此事遭到桂系军阀的强烈反对，朱庆澜在陆荣廷和陈炳昆等的排挤下，被迫辞职去香港，由莫荣新任粤督。
莫荣新任职后，专横面目逐渐暴露，曾对人说：“孙中山的政府，空头政府也，无兵无饷，只要不理它，到它不能维持时，自然解散而去”。他还下令电报局对大元帅府发电不得用头等，不得挂账，只准用现款发四等电。
1917年底，莫荣新竟公然将军政府卫戍部队连排长及新招募的士兵五十余人指为土匪，下令枪杀。孙中山得悉后大为愤慨，商请海军程璧光炮击督署。程璧光自从率海军南下后，见军政府无大发展，粮饷奇绌，而陆荣廷、莫荣新等又深怕海军听孙中山的指挥，竭力拉拢程璧光，答应每月给8万元作为津贴，并提供几千吨煤，于是海军逐渐转向桂系。因此，当孙中山要求程璧光炮击莫荣新督署时，程坚持不可，并把大部分军舰调驻黄埔。1918年1月3日晚，孙中山亲率亲信将领黄大伟、马伯麟等及少数卫队登上同安舰和豫章舰，下令向督署开炮。两舰长起初不敢答应，孙中山便亲自发炮，又督促炮手连发数十炮，莫荣新才有所畏惧。但是后来，莫荣新又答应每月向海军提供12万元，其藐视军政府的态度依然如故，由此可见孙中山处境之艰难。
孙中山在西南军阀不予合作的困境之下，仍坚持举行北伐，令广西督军谭浩明率北伐军进军湖南。这时，北京政府内部也是矛盾重重，非法“总统”冯国璋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又发生了新的“府院之争”。实质上是北洋军阀“直系”和“皖系”之争。段祺瑞任命他的爪牙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打算取湖南作为进攻两广的基地，但却调直系军队去打先锋，这就加深了直、皖矛盾。因此，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冯国璋却提出和平统一，并指使湖南前线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同时，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的直系督军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不能推行，被迫辞去国务总理的职务。
然而，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有实力，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1918年3月， 段祺瑞给奉系军阀张作霖一批军火，张作霖便派兵入关对冯国璋施加压力，皖系各省督军也同时叫嚷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被迫再任命段为国务总理。
段再次上台，更加气势汹汹地要武力统一南方，压迫直系军阀对南方作战。曹锟的部将吴佩孚攻下长沙，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扩大了皖系的地盘。曹、吴大为不满，便按兵不动，并与西南军阀勾结，共同对抗皖系。
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正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当他们与直系勾结起来以后，不但不肯再按照孙中山的号令派兵北伐，反而认为孙中山是他们进行政治交易的障碍，图谋排挤孙中山。1918年1月，西南各省军阀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 同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他们又勾结一部分议员操纵非常国会，排斥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直接提出要改组军政府，把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
1918年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5月20日国会非常会议选出孙中山、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陆荣廷、 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孙中山虽然也名列总裁之一，但实际权力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再也不可能贯彻他的“护法”主张。
5月21日，孙中山在没有辞去总裁职的情况下，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