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二十三、 批驳陶成章

河口起义失败后，胡汉民从河内回到香港，与赵声商议今后军事进行方针，应该改依靠会党为运动新军。不久，胡汉民、黄兴都来到新加坡，他们向孙中山提议，认为会党不足依靠，应“注全力于清廷新军”。黄兴也从自身的经验中体会到，会党的人不能依靠，非建立由革命干部训练的革命武装不可。但孙中山还坚持认为军队中的人太持重，发难还是要靠会党。经过再三争论，孙中山终于同意，把军事活动的重点，转向发动新军和建立自己军队。并且决定下次起义前一定要筹好足够的钱，才能发动起义。
孙中山在连续几次策划起义的过程中，把筹款的事重点落在南洋各埠同盟会员身上。但经过几次起义接连失败后，南洋的巨富大贾不肯再捐助，中产以下的同盟会员也没有力量再捐款，孙中山的募捐活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此，他想出一个新的募捐办法，用出售“安民护照”的名义筹款。其办法是：将来国内发动起义时，可将此护照寄回国内亲友或自己家中，遇有义军过境，可享受特别保护的权益。孙中山在给蓝瑞元的信中说：“……此护照，不惟同志可以领取，凡一切人等，不论贫富，如能赞成革命，欲得此护照者，皆可领收。每给一张，取星加坡银二元。如此，既可以护平民，又可以济军用。”由此可见，孙中山当时为募集军费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08年8月1日，孙中山在给邓泽如的信中又请他速凑集两千元，以还河内银行所欠的五千元债务。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充分反映了孙中山在经济上的窘境。
但是，这时革命党内一些人却不但不帮助孙中山渡过此难关，反而趁机要挟。1908年初，章炳麟再三致电孙中山，要中山先生接济《民报》经费，孙中山这时已经很困难，他还是给章炳麟寄了三百元。到了 9月，陶成章干脆亲自来到新加坡，直接向孙中山要钱，开口就要三千元，作《民报》经费；孙中山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无奈之中，只得将自己的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请他去变卖抵款。陶成章竟以为孙中山是故意刁难他，与中山先生争执起来。后来，又向中山先生索要五万元，作为他回浙江的活动经费。他认为孙中山一定存有巨款，因而无理取闹。孙中山当然只能断然拒绝，但答应给他开介绍信，请他自己到南洋各埠去筹款。陶成章到仰光筹得一千元，但到马来亚时，当地华侨只认孙中山所派的人，对陶成章不予理睬，陶成章一无所得，因而迁怒于孙中山。
南洋华侨捐款之中，一些拥有巨额家产的富商并不热心，倒是许多中下阶层的人士对捐款很热心。有一个英属马来亚的大资本家陆佑，他死的时候遗产达四五千万之多，但他生前一个钱也不肯捐。邓泽如劝他为革命做点贡献，他回答说：“恐怕你们的革命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把为革命做贡献当成是投机生意，充分表现了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而许多工人就完全不同，胡汉民写道：“工人随随便便可以捐助二、三十元，高兴的时候，捐一个月、二个月的薪水也是很多。他不管自己钱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以后再来设法。”“我们如果和他们讲满清政府如何不好，我们应该如何革命救中国，工人听得很入耳，都伸着拳头站起来，恨不得立刻就干起来了。”
正当孙中山处于经济上十分困窘、而筹款又极为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友人来信说，有一位法国资本家可借款一千万法郎，但附有相当条件，必须孙中山亲自赴法国面谈。因此，孙中山开始筹措旅费，准备再次赴法国。来回旅费约需八千元，邓泽如答应由他负责筹四千元。其余款项由孙中山自筹。
这时，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先后于11月14日和15日死去，国内的革命党人趁此人心动荡之机，纷纷发动起义。11月19日安庆新军马炮营队官熊成基首先发难，这是新军发动的第一次起义。
这天，熊成基召集各同志议定当晚起义，令各炮、马、步营同志先杀其官长，再分别向火药库、军械所、陆军小学堂夺取枪械、弹药，然后会合攻城。以薛哲、范传甲为内应。夜９时，城东炮营、城西马营，同时起义，城外几乎全军响应，但城内范、薛二人因步营与辎重营均有枪无弹，无法响应。而攻城炮弹，又落地不炸。结果义军受江面军舰炮击，同时又遭到出城清军攻击，在两面夹击之中，相持至次日晨，终于溃败。熊成基逃亡日本，后来潜入东北被人出卖杀害。这次安庆起义，先后被杀害的不下三百人。
安庆起义失败不久，广州又发生未遂的起义。11月下旬，广州革命党人葛谦、曾传范、严国丰等组织保亚社为掩护，联络新军中革命分子准备大举起事。当时士兵中领取保亚票者极多，但不幸严国丰于12月7日失落保亚票一张，被水师提督李准的巡捕拾去。 李准得报后，于当日晚上，将严国丰拘捕，因严国丰的日记中有葛谦等人的名字，于是大肆搜捕，葛、严二人均被杀害。这次新军起义中途流产。
12月21日，又有杨振鸿发动的云南滇西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很快失败，也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但接二连三的起义令清政府一夕数惊，满清王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这个时期，孙中山为了筹款事继续在南洋各地奔走，南洋同志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孙中山不得已到了暹逻（泰国）首都曼谷，过去他从来没有来过曼谷，当地侨商在中华会馆开欢迎会。孙中山在会上大谈革命，当地报纸也纷纷报导他的讲演。孙中山的活动引起了暹逻政府的不安，12月 4日，曼谷市长找到孙中山，请他三天之内离开。孙中山求助于美国驻暹逻公使，说自己出生于美国。这是他第一次在亚洲以美国出生证明来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公使对他的印象很好，就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长信，并寄去了孙中山的申请书、护照及出生证明书。三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复函认为孙中山“非但没有履行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将全部精力投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只要他继续照目前行事，国务院就认为他没有资格持有美国护照或以美国公民身份进行登记，也不认为他有权受美国政府的保护。”从而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孙中山因为起义接连失败，中国周围的几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容他再居留，他只得把国内的一切武装起义计划委托黄兴、胡汉民二人处理，自己再度赴欧美漫游，专任筹款一事。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化名萧大江，自新加坡乘日本轮船启程赴欧洲，于6月20日到达法国巴黎。前面所说法国某资本家愿借款一千法郎事，孙中山到法国后才发现，原来这并非法国资本家所提条件，而是经手人欲从中渔利所设的一个骗局，只能告吹。后来孙中山又托前安南总督韬美运动法国资本家。韬美积极相助。正当将要成功时，法国内阁改组，新任总理比利仁不予批准，借款一事又没有结果。
孙中山在法国居住了一个月，又赴比利时布鲁塞尔，与阔别多年的贺子才等人再次相会。随后，他又前往英国，与吴敬恒再度重逢。这时，有一位同志曹亚伯来看望孙中山，临走时，他估计孙中山生活拮据，就留下了四十英镑放在桌上，孙中山见他诚心诚意，也就笑纳了。不料第二天，孙中山竟拿这四十英镑买回一大堆书籍，曹亚伯看了，大为吃惊，他问吴敬恒：
“看他连房钱也恐怕付不出了，为什么还买这么多的书？”
吴敬恒笑道：
“你管他作什么呢？他带有箱子四五只，都是书。还有一部局刻的《资治通鉴》，他儿子在旧金山留学，要带给他的。”
吴敬恒对孙中山的嗜好读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道：
“总理于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可算无书不读，什么十三经、二十四史，什么民约论、资本论，只要有关政术治道，有益民生国用的书，一有空隙，就马上把卷展玩，心就领，神就会。”
就在孙中山赴欧洲前十天，陶成章、章太炎又发动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陶成章早在去年向孙中山要钱被拒绝后，自己到南洋去筹钱，结果成效很差。他怀疑是孙中山从中阻挠，心怀不满，竟跑到瓜哇成立光复会，与同盟会公开唱对台戏。这年５月，陶成章又在文岛造谣说孙中山把各地的捐款据为己有，仅留一千余元用于起义经费。并拉上未被孙中山重用的同盟会员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等七八人，以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七省南洋革命党同志的名义，起草了所谓的《孙文罪状》。声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并捏造了“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说什么“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要求总部公布孙中山的“罪状”，开除他的总理职务；原南洋支部章程一概作废，另订章程。
陶成章的所谓《孙文罪状》发表后，保皇派见了幸灾乐祸，大喜过望，《南洋总汇报》连续三天在11月11日、27日、29日刊登此文，题目是“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趁机对革命派大肆攻击。陶成章还将此文在南洋、欧美等地四处散发，竭力在革命党内部制造分裂。他还无中生有地污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存有巨款，以供孙眉在九龙建造房屋。有的人听信了陶成章的谎言，专门到香港去调查孙中山存款的事。由此可见，陶成章的所作所为，起到了清政府和保皇派的帮凶的作用，对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破坏。
章太炎去年就对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不满。后来，他在负责主编《民报》过程中，改变了《民报》宣传三民主义的方针，不断发表论述国学、佛学的文章，遭到读者的批评，以致《民报》销路锐减，难以维持。他向孙中山要钱，孙中山给他寄了三百元，章太炎嫌少，怀疑孙中山私用了公款，如今又失去了编辑职务，对孙中山更加不满。于是和陶成章一唱一和，也在《日华新报》上发表了一篇《伪〈民报〉检举状》，诬蔑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不及一”，攻击《民报》仅是为孙中山个人作宣传，声称如果不先除去孙中山总理职务，就不参与办理《民报》。
陶、章二人攻击孙中山的所谓“罪状”，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革命党人的抵制。陶成章跑到东京要求总部开会讨论，被黄兴坚决拒绝。黄兴还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给李燮和等人写信，逐条逐条地驳斥了他们的谎言。陶成章和章太炎的卑鄙行为，使他们自己在广大华侨中名声扫地，连许多没有加入同盟会的留日学生也痛斥陶、章二人行为卑鄙、品德恶劣。
对于陶、章二人的处理，黄兴主张宽容大度。他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不可信，”陶成章见黄兴不但不肯随他一同反对孙中山，反而竭力为孙中山辩护，于是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黄兴，骂他与孙中山“朋比为奸”。黄兴对陶成章的无理辱骂，泰然处之，不予置理。
陶成章、章炳麟这一招，所损害的并不只是孙中山个人，而是对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孙中山不得不予以反击。他写信给吴敬恒，想请吴敬恒为他辩白。吴敬恒复信说欲想将此事辩白清楚，非和盘托出不足以解第三者之惑。孙中山想想也有道理，就给吴敬恒去了一封长信，将一切经过详细说明。信中说：

孙中山在欧洲的筹款一事毫无结果，容闳却在此时邀请他到美国商谈支援革命事，孙中山感到有一线希望，决计赴美一行。1909年10月30日，他起程离开英国，吴敬恒在车站送行时转交给他一封张继从巴黎寄来的信，张继在信中又要求孙中山辞职或隐退。孙中山见了此信，心里非常不快：他们既不要我做他们的总理，我又何尝想做他们的总理？
其实，自从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发起“倒孙”风潮以来，孙中山就已经在行动上这样做了：他在南洋以及后来在美洲所设立的同盟会，都不再提及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关系。南洋的同盟会分会，与东京的同盟会不同，以军队的编制组织会员，分为营、队、列、排，后来又改订章程，实际上已经和东京总部没有关系，只不过在名义上没有独立；后来他在美国建立的同盟会称为中华革命党，并把誓词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这样，东京的同盟会总部事实上已被架空，徒有虚名而已。
同盟会从建立之日起，就存在着许多不团结的因素：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在加入同盟会的问题上，就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们在加入同盟会以后，精神上仍保留着自己的组织。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全力在华南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引起了以长江流域为基地的原华兴会、光复会部分成员的不满。1907年陶成章、章太炎、张继等人在东京发动第一次“倒孙”风潮时，他们就开会反对孙中山，准备改选黄兴为总理。这年８月，张伯群、邓文辉、焦达峰等同盟会员又成立了共进会，陶成章等九十多人也加入共进会，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他们还有自己的旗帜──十八星旗；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更为严重，徐锡麟公开扬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合”。陶成章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共进会会员，还是光复会会员，并于1909年正式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与同盟会大唱对台戏。这种种现象说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相反，他们在组织上是松懈的，精神上是涣散的，这就决定了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强大力量面前必然表现得软弱无力。辛亥革命后之所以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