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四十二、《孙文学说》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再加上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采取联合南方军阀反对北洋军阀的办法，结果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之下失败了。他被迫离开广州，经日本回到上海。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住在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 7号）。这幢住宅是四位加拿大华侨在1917年送给他的。当时，他们从孙中山的卫士马湘口中得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总统的孙中山，竟然连住房都没有，不禁大为震惊。回去后，他们集资为孙中山购置这座住宅。
回到上海以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以来八年的历史，反复思考，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民国成立以来，虽然推翻了一个专制暴君，但一转眼又产生了无数的专制强盗，而且“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孙中山忧心如焚，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他在给凌钺的信中说：“对于时局尚想不出办法，故绝无主张，总由同志多数意见是瞻耳。”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丧失信心。他在给伍廷芳、林葆怿的信中表示，只要“一息尚存，不忘救国”。他认为现在所要做的，是要在理论上总结这么多年来革命失败的教训，加强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提高素质。
孙中山认真回顾了自己三十多年的革命经历，回想当初进行革命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所以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原以为从此可以实现他的革命初衷，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他当年制订的革命方略的种种规划，从此使中国富强起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不料辛亥革命后，正当他想大力推行民生主义，实现他的抱负的时候，许多革命党人却认为他的理想太高，不适合中国之用。正如胡适所评说的：“中山先生一生所受最大的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绝不能做真正实行家。……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奢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是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能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
孙中山曾十分感叹地说：“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本来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反而令国家陷于分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革命的初衷大相径庭，其原因到底何在呢？
孙中山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许多革命党人之所以缺乏信仰，把他的理想当作空谈，是中了“知易行难”思想的毒害，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商高宗）之言，孙中山认为，“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
所谓“知易行难”，即说说是容易的，真正做起来却是很难的。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也正是认为他的理想只能是说说而已，要做起来是没有可能的。孙中山早在博济医学堂求医时代，就曾和老师辩论过“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的问题，这时候，他更加感到统治中国人思想的“知易行难”这一古训，是夺人之志气、惑人之心的心理大敌。要继续革命下去，就必须要驳倒“知易行难”的谬论！
为此，孙中山决定“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孙中山于1918年至1919年间，在上海发奋读书，闭门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学说》，作为《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心理建设》。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的一部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孙中山从孰难孰易的角度，论证了“知”与“行”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因此，《孙文学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孙中山所写的《实践论》。
孙中山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实践开始的，“先行后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知”来源于“行”，因此，“行”必然较“知”为容易。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孙中山例举了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件事，以证明“知难行易”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从而否定了“知易行难”的谬说。
比如钦食，这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人人都会做而且必须做的事。婴儿从一出生就能吃奶，不需要教。但是要真正懂得钦食的道理，就很难了。因为这涉及到生理学、卫生学、医药学、化学等许多科学知识，要想完全弄清楚是很难的。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很难的，而且是行在前知在后。
正因为“行”易而“知”难，所以孙中山主张大胆“行”，即大胆实践。他例举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的经验教训说：

孙中山的这一段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要想把国家建设富强，不必先在理论上下很大功夫，把理论搞通，用理论的框框约束自己，而应该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孙中山的这一观点，已经被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不难看出，孙中山先生在八十年前所说的这些话，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1921年6月，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 还进一步说过：“中国人有一种心理，不知之事便不肯做，必知之已真，然后为之。”又说：“中国今日不必去求知，但望其有一种可强中国之信仰足矣，有强中国之志足矣。”
孙中山的这种观点，并不是否认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说：“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又说：“能知必能行”，即有了正确的理论，一定能指导实践。但是，问题在于“知”难而“行”易，所以，要把“知”弄通了再去“行”，势必要花费一番很大的功夫，而且即使“弄通”了“知”，这种“知”是不是真知还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未经实践检验之前，并不能预知这种理论是否正确。所以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不知而行”，大胆实践。因此他认为“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为必要之门径也”。孙中山说：

孙中山还说：“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可见，不知而行乃是进行各项工作的捷径。比如，语言有很深的理论，但是任何人生下来学习语言的最快捷径乃是跟着母亲学着说，而不需要先学会语言学的理论然后才学说话。同样，走路、骑车都有很复杂的力学原理，但学习走路或骑车的最快捷径乃是直接试着走或骑，而不需要先学习复杂的力学理论。同样，要想把国家建设富强，最快的捷径也是大胆地干，并不是需要先弄清理论然后才能干。所以，孙中山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有志国家富强的人，一定要遵照不知而行的办法去大胆实践。
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已经被我国建国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前有些人思想僵化，事先规定这是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用理论的框框束缚自己的手脚，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改革开放以来，还有些人也总是纠缠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不敢大胆解放思想，这些人的想法，实际上也正是孙中山所批评的“先知后行”的办法，它的实质是取消了“行”，不敢实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倡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勇于摸索，短短二十年来，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事实充分证明，孙中山关于知难行易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所提出的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的，而且他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阐述了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指出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并再一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由“万众”决定的，而不是由“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这是符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的。
《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于1919年 4月。当孙中山兴奋地脱稿联系出版时，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但商务印书馆却以“政府横暴，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敝处难与抗”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不得已，只得自己掏钱，找华强书局印刷。当年 6月，《孙文学说》终于问世，胡适立即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一篇《〈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的评论文章，向读者推荐该书。上海《民国日报》也在显著位置对该书作了介绍，题为《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
《孙文学说》完稿后，孙中山又以满腔爱国热诚化费巨大精力撰写《实业计划》一书，即《建国方略》的第二部“物质建设”。原稿为英文，中文《实业计划》则由朱执信、廖仲恺、林云陔、马君武等人从英文翻译，首先在《建设》月刊和《民国日报》上连载，后来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早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奔走于大江南北，考察各地的地理条件，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欧洲各国都致力于恢复战争创伤。战争期间，各国每天的军费高达两亿四千万美元。孙中山认为，战后各国都面临着解决过剩资本的出路问题，而中国的建设需要资金，他希望能趁此机会向各国游说，请各国把资金投入中国的资源开发，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为此，他用英文撰写了《实业计划》一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孙中山陆续将写好的部分寄给国外的有关机构和人士，如将第一部分以《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的英文稿，寄给各国政府和巴黎和会，后又寄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美国商务总长刘飞尔、意大利陆军大臣嘉域利亚、美国名人安得生等，希望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借助外国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发展中国的实业，必须遵循“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的原则，这是“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
在《实业计划》中，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提出应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经济体制。孙中山说：

孙中山的这一观点经过我国建国后五十年的实践，证明是有远见的，至今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发展交通对于振兴实业的重要作用，他说：“一国文明的起点，全在人民知道修路。若到文明大发达的时候，必然全国人民都知道修路。”又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早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就致力于全国的铁路建设，亲自规划了《全国铁路计划图》，计划在十年内建造二十万公里铁路。
《实业计划》对发展交通仍然放在首位，他希望借助外国的资本和人才，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修筑十万英里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兴建北方、东方和南方三大巨港。他亲自绘制了十七幅地图，规划具体的建设方案。从这些地图中可以看到孙中山满腔的爱国热情，看出他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美好希望。孙中山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他的第一计划寄到北京公使馆后，美国大使芮恩施立刻派专家到孙中山所指定的北方大港地点，实际测量，果然发现该地确实是华北沿海最适宜建筑大型港口的地方。可见孙中山为了写《实业计划》，亲自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付出了大量心血。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亲自设计的一幅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其中的许多构想至今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例如在改良长江上游的计划中，孙中山最早提出了在长江三峡建造水坝的设想，“使舟得沂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他关于发展交通以带动经济建设的思想也已被今天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还对发展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泥等大工业以及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发展农、林、牧各业；发展纺织业、食品加工、印刷等轻工业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并规划移民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边远地区，建设边疆。
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一书，需要参阅大量的中外文图书资料，他的书房里收藏着二千七百余册中外各类书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和法律等各个方面。其中有许多是关于交通、港口、铁路以及城市规划与管理方面的书籍，这些书都是他撰写《实业计划》的重要参考书。
《实业计划》出版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美国商务部长刘飞尔、意大利陆军大臣嘉域利亚等都大加赞赏，但只限于口头同情，谈到具体援助，则都表示爱莫能助。国内不少人虽然很赞赏孙中山的这一计划，但却认为计划过于伟大，不能实现。况且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孙中山的这一计划只能是美好的理想。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也有一些错误的观点。他说：

孙中山撰写《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的目的，是想劝告各国，用加强国际合作互助的办法来消除以上三种战争。但是帝国主义各国并不因为孙中山的劝告而改变侵略本性，他们拒绝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孙中山的这一计划只能落空。
《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即《会议通则》）三本书，合起来称为《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为中国的未来精心构思的重要著作，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反映了孙中山强烈的爱国之心。尽管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缺憾或消极的东西，但是，他这种为振兴中国而不辞辛劳的爱国精神，仍然是值得后人深深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