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四十三 、再赴广州

孙中山在上海期间，除了专心著书外，仍然关心着时局的发展。他虽然离开了广州，但仍接受了军政府的总裁证书，派徐谦为代表出席政务会议，本人则不愿就职。后来，孙中山干脆辞去了总裁一职。不久， 北京非法的“新国会”召开， 选徐世昌为“总统”。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由于军阀矛盾重重，到5月，谈判宣告破裂。此后，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连年不断。
就在这时，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蛮横地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在邀请日本参加、 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答应了日本的这一无理要求，并在《凡尔赛和约》中作了明文规定。中国作为一个参战的战胜国，竟然和战败国一样任人宰割。
消息传来，北京的各大、中学生无不义愤填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便由青年学生首先带头兴起。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等北京十三所高等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来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任外交次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愤怒的学生并捣毁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
五四运动唤醒了千千万万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爱国热潮迅速席卷全国，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安庆、南昌等许多城市都很快爆发了罢课和游行。
青年学生们勇敢的斗争，给了孙中山新的勇气和力量。五四运动立刻引起了孙中山的重视和关心。5月5日深夜，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复旦大学国文教师邵力子接到北京专电，立刻在《民国日报》上及时报导了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并用电话向孙中山作了汇报。孙中山当即指示：“《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首先是复旦大学。”于是邵力子在5月6日清早，手拿《民国日报》赶到复旦大学，自己打钟，叫上海学联总干事、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朱仲华紧急集合全校同学，亲自上台宣读当天报上的头条新闻。上海学生立刻起来响应，纷纷罢课、游行。
上海学生的爱国运动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极大关注，5月26日， 孙中山先生约请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归国华侨学生何葆仁到西藏路老金龙菜馆会面。一见面，他就非常热情地鼓励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赞扬他们的“这种爱国运动很好”，并建议“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为唤起民众，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在上海学联统一组织下，纷纷来到上海附近的城镇、乡村集会演讲，散发传单。6月2日，孙中山先生再一次约请何葆仁和朱仲华到莫利哀路寓所会面。孙中山非常认真、详细地询问了有关学生运动的情形，当他听完了何、朱的介绍后，非常高兴地肯定学生们的行动是“很了不起的胜利”。在回复陈汉明关于南京学生运动的来信中，孙中山表示：“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并说“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
孙中山考虑到，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不允许学生在租界游行，万一学生与租界发生冲突，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的律师不得出席租界的法庭为学生辩护。为保护学生的安全，孙中山特地聘请了两名外国律师，以便万一发生纠纷，由他们出面交涉。
五四运动也使孙中山深受教育，使他对自己过去的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在一次有北京学生代表参加的学生集会上，北京大学的代表在群众大会上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他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孙中山当时也在场，他听了以后也热烈地鼓掌。会后，他向北大同学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这一段时期，孙中山通过认真思考，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是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使孙中山感到有了新的希望。他在1918年6月底《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中说：

孙中山看到俄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统治，废除剥削制度，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的一场大革命，而这些宗旨都是与孙中山的思想相符合的。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先生陷入极端的苦闷之中，他找不到出路，处于彷徨失望的境地。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真诚地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成是人类的伟大希望。
对于日本，孙中山通过长期的观察，对日本已越来越不抱希望。1919年4月， 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城屠杀朝鲜示威群众万余人。这件事使孙中山十分气愤，他对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有了认识。在同日本记者大江谈话时，他气愤地说：“日本人非亚洲人也，……尔日本人为欧人使用而侵略吾亚细亚人，焉得为亚细亚人乎！尔日本人若以亚细亚人行世乎，则将满洲权利与山东问题，早行还付中国，而许朝鲜之独立。”
6月24日，孙中山在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问题时说得更明确。他说：

对照孙中山从前对日本的言论，不难看出，他对日本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从困惑苦闷中解脱出来，他重新振作精神，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他一方面抓紧《建国方略》的写作、出版和发行，另一方面继续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纠正了中华革命党放弃民族主义的错误，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内容重新提了出来。同时，派朱执信、廖仲恺、蒋介石等人先后到漳州，催促陈炯明誓师回粤，讨伐桂系。孙中山想把陈炯明的粤军建成一支自己的军队，尽力给陈炯明提供援助。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陈炯明的粤军已经由原来的二十个营扩充到十多个旅，实力比过去增强了。
陈炯明的粤军进入闽南后，本想保存实力，不愿轻易与桂系开衅，直到桂军沈鸿英部首先来攻，才决心誓师回粤，1920年 8月12日，粤军在漳州誓师，分别由邓铿、叶举和许崇智率左、中、右三路进攻。16日，讨桂战争开始。粤军将士久驻闽南，屡受桂系挫抑，这次反攻，战斗力极强，在各路民军和地方军队响应之下，势如破竹。10月22日攻克惠州，29日粤军进入广州，11月21日，陆荣廷通电率领全部桂军退出广东。孙中山得到捷报，十分欣慰，当即决定重返广州，重组军政府，再举护法大旗。
陈炯明入广州后，企图独揽广东军政大权，他发布宣言，主张军政府暂时设在上海，又说广东财政支绌，不能担负国会经费，意图阻止孙中山南下。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仍不满足。然而当时舆论普遍欢迎孙中山南来主持政局，陈炯明不能制止，暗中怀恨于心。
在讨桂战争中，9月21日，朱执信在虎门为调停当地驻军与民军的冲突时， 不幸被乱枪击中遇难。朱执信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孙中山得悉朱执信遇难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他说“闻报之下，痛惋难言，虽尽歼桂贼不足以偿也。”孙中山后来还曾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并称赞朱执信是“最好的同志。”“为中国有数之人才”，朱执信遇难，使“我党失此长城”。
桂系军阀逐出广东后，粤军将领许崇智等人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行前，孙中山接受记者来访表示，南下后将继续消灭陆荣廷的武力，最后完成中国的统一。11月25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等人一起，乘中国邮船公司“中国号”轮船离开上海，28日到达广州。29日，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广州市民连日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军政府重建。此后，拥护孙中山的国会议员，也相继来到广州，准备重新召开国会非常会议。
这个时期，中国有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美国看作是中国的救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都大肆宣扬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美国总统威尔逊还提出《和平条款十四条》，高唱反对秘密外交，主张民族自决等等，迷惑了不少人，日本有些报纸也把孙中山看成是亲美派。1921年3月12日， 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来到广州，他们告诉孙中山说日本有人把他当作过激派或亲美派，孙中山回答说：“所谓亲美等语，我想不必由我多作说明，如果有人对此有所怀疑的话，我觉得应该问日本当局，不该问我。要迫我成为亲美派或亲英派，完全在于日本当局的态度。”
这次会见是孙中山同宫崎的最后一面，当天晚上，孙中山设宴招待宫崎和萱野二人，宫崎回国后，于1922年12月6日在日本东京郊外高田町寓所逝世，终年仅51岁。 宫崎寅藏一生支持中国革命，完全是出于正义，与头山满等为日本利益而支持中国革命的别有用心之徒不同。晚年他曾在上海《日日新闻》撰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政策，抨击日本政府援助北洋军阀压制南方革命政府的政策。孙中山对宫崎的逝世非常悲痛，在追悼他的启事中说他“对于吾国革命历史上，尤著有极伟大之功绩，此为从事中华民国缔造之诸同志，所谂知者也。”“先生之死，不惟于邻邦为损失一改革运动之领袖，而于吾国前途上，亦失去一良友”。
孙中山来到广州后深深感到：外国把本应交给西南各省的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交给北京政府，这对于护法政府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不仅使护法政府损失一大笔收入，而且等于容忍外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是合法政府。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立刻选出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以便能以合法的地位同外国进行谈判。同时，国内外要求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及选举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地的华侨纷纷致电孙中山、唐绍仪和国会，请求国会选举总统，成立正式政府，作为对内对外的中心。
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了周震麟等人提出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并发表就职宣言：

同时，他还发布《对外宣言》，宣称“自1917年6月，非法解散国会， 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虽有新选举法制造新国会之成立，均无法律之根据。”希望各国政府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孙中山还特地给美国总统哈定写信，说“中国人民咸认美国是民主之母与自由正义的拥护者，值此中国危急存亡之秋，民主之胜利与否，端视美国对华之政策而定，故而盼望美国重申门户开放宣言之精神，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予新政府承认及支持。”但是，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答复，对孙中山并不支持。不仅如此，后来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竟然还请求美国政府帮助北京政府“清除”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势力，使陈炯明同北京政府合作以实现中国的统一。
这天，广州二十万人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晚上还举行提灯大会，祝贺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第二天，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南麓设总统府，组成正式政府，任命伍廷芳任外交部长，唐绍仪任财政部长（未就职），徐谦为司法部长，陈炯明任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汤廷光任海军部长，李烈钧任参谋部长，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任总参议兼文官长。
陈炯明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一事，心怀忌恨，竭力反对，当时中央各机关经费每月约需十五万元，陈炯明将广东各税款截留，限定每月拨十万归中央，意在令中央政府不能维持，自行解体。为了阻止孙中山就职，他还嗾使粤军军官聚集广州，要求孙中山解决拖欠的军饷。后来，他还荒唐地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请他领衔通电全国，召集各省区代表到上海，制定宪法。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他面临着的，依然是十分困难的处境，既要对付北洋军阀，领导北伐完成统一大业，又要防备内部的叛乱。孙中山不畏艰难，抖擞精神继续艰苦地奋斗着，他坚信不论有多大的困难，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一定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