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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五十四、 国民党“一大”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原定于1924年1 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一大,因上海代表在沪候船不能如期赶到广州,决定延至20日正式举行。
1月10日,李大钊和张国焘到达广州, 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大元帅府接待他们以及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中山把他亲自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李大钊等代表传阅,征求他们的意见。张国焘当场站起来提问:
“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
孙中山曾经主张多党制,反对一党制,但是他现在既然主张以党治国,主张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建国的纲领,当然就不能由其它政党来改变他的建国主张。特别是由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问题,孙中山感到难以回答。因此,听了张国焘的问题一时竟无言以对。他转向大家,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沉默了一阵后,叶楚伧代孙中山回答说:
“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细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叶楚伧的回答当然不能使人满意,李大钊想了想表示要等他回去详细研读之后,再提出意见。
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文明楼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钟楼下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开幕式的海内外男女代表共一百六十五人,其中共产党员代表有二十四人,他们是: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张国焘、于树德、李立三、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袁达三、赵干、夏曦、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王烬美、陈镜湖、李永声、谢晋、詹大悲、沈定一、林祖涵、李维汉。陈独秀也是“一大”代表,孙中山原来准备请陈独秀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门的领导重任,但因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不赞成陈独秀当国民党中央委员,因而陈独秀没有出席大会。
孙中山先生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说:“今天在此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
在开幕词中,孙中山指出:

  我们这次大会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是要用革命
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从前,本党
一直不能巩固成功的原因,不是敌人有什么大的力量来打败我们,而完全是
我们自己同志的思想过于幼稚,常常在自己的队伍中生出一些误解来,致使
全党的团结非常涣散,革命因此而常常失败……

开幕词的最后,孙中山要求:“今天这个大会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这次会议将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要求与会诸君在这短短的十天时间里,把我们大会预期要做的事情做完,使我们这次大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下午的会上,孙中山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演讲,提出“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希望在吸取过去十三年教训和经验的基础上,“从今日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
接着,大会秘书长刘芷芬宣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然后提交大会讨论。这篇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则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人民不但有选举权,而且还有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官权,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得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有,并强调不能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民生主义则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个方面,反对土地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的生计,全力扶助工农运动,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宣言》特别强调,“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
这篇《宣言》的通过,经历了尖锐的斗争。出席这次大会的海外代表极力反对这篇宣言,要孙中山以《建国大纲》代替《宣言》,还有的海外华侨国民党员从海外打来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他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经常跑到孙中山那里,威胁说:如果通过了这篇《宣言》将会产生极为危险的后果。在他们的压力下,孙中山一度想收回这篇《宣言》。但是,鲍罗廷坚决反对取消《宣言》,他认为取消这篇《宣言》,就意味着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毫无意义,国民党无谓的漂亮空话依旧统治着全党。他对孙中山说:“《建国大纲》需要完成,它应当公布,但无论如何不能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混淆起来。……如果国民党宣言被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那么它将成为以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为首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乌托邦的政府纲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宣言回答了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问题。”经过长时间交谈,孙中山终于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建国大纲》。在当天下午通过表决《宣言》案时,孙中山第一个投票表示赞成。
宣言审查委员会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民生主义与对外政策。共产党人李大钊、于树德与国民党员黄季陆等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常争论得难分难解,尤其是民生主义中的土地问题,更是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这种壁垒森严的现象,影响到宣言的审查与大会情绪。孙中山听过胡汉民、戴季陶的报告后,为平息上述争议,感到“尚有关系本党的根本问题,要加以说明,”要大会对审查报告暂缓讨论,会议的第二天,他亲自向代表们做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他说:“本党全体同志现在思想可分两种:一属于老同志,一属于新同志。老同志为稳健思想,新同志为猛进思想;稳健者可说是不及,猛进者可说是太过。其实过与不及之两种思想,均未明白民生主义之真谛。”
他认为老同志与新同志均“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诸君既能明白民生主义之真义,则新旧同志因误会、怀疑而生之暗潮,从此便可打消!”
但是,孙中山的这番解释,并没有打消“误会”与“怀疑”,相反到他逝世之后更为激烈,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直致国家的分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两种主义之故。
在讨论和审订国民党“一大”宣言对内对外政策时,鲍罗廷曾几次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大公司财产问题。这个问题在上海执行部第一次会议审查宣言时,即出现过争论。鲍罗廷、廖仲恺、胡汉民回到广州后,又与汪精卫、瞿秋白一起对宣言政纲讨论了十五个小时。鲍罗廷与胡汉民在讨论会上对彻底改革土地制度问题发生了颇多争论。国民党“一大”前夕在孙中山出席的一次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鲍罗廷又在自己的讲话中“提出了将那大土地所有者、不务农而经商者、或身为国家职员而以金钱或实物地租的形式掠夺农民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的问题”,并认为国民党应该这样做。“无庸置疑,他曾经向孙博士解释过采取激进的农村工作纲领的必要性,但是,在没收和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孙博士是不肯屈从的”。因此,国民党“一大”宣言没有采纳鲍罗廷这一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意见。
25日上午大会代表叶楚伧宣布《出版及宣传问题案》审查结果报告,大会正在通过此案时,孙中山与鲍罗廷中途来到会场,宣布有临时紧急动议提出。孙中山向大会报告了列宁病逝的不幸消息,他说:“方才得俄代表报告,俄国行政首领列宁先生已于前日去世。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非常哀悼,现在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孙中山并向大会说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半旗三天,大会也休会三天。此三天内,孙中山每天下午在此演讲民族主义。
大会表决通过了孙中山的提议,以大会的名义致电加拉罕转莫斯科,对列宁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表决通过后,孙中山请全体起立,向俄国代表鲍罗廷一鞠躬表示哀悼。
孙中山对列宁逝世非常悲痛,他还以个人名义给苏俄驻北京代表加拉罕发了一份唁电,电文说:

  当伟大的列宁离开苏俄朝气蓬勃的生活之际,我请求您向您的政府代达
我深切的哀悼。然而他的名字和对他的纪念将永世长存,人们将继续珍视他
那种造成最高度的政治家和和有创造力的领袖的英雄品质。他的著作也将永
存,因为他的著作是建立在一定会掌握和统治未来人类的思想和希望的这样
的社会观念上的。

1924年2月24日中午12时,中国国民党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追悼列宁大会, 孙中山在廖仲恺、李烈钧、杨希闵、孙科、吴铁城、林森、邓泽如、柏文蔚、刘震寰等陪同下,出席追悼大会,并亲书“国友人师”祭幛一幅,上书“列宁同志千古”,落款“孙文敬挽”,悬挂于挂有列宁遗像的祭台上方。追悼会上宣读了孙中山亲自撰写的祭文,随后,由林森、廖仲恺发表演说,鲍罗廷致答词。广州各界民众参加追悼会的有五、六万人。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一些顽固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继续采取各种手段,企图阻挠国共两党实现党内合作。大会开幕前夕,林森、邓泽如、谢持、方瑞麟、黄季陆等纠合一些代表,在广州太平沙一个住宅里开过几次谈话会,策划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和“预备对共产分子加入后有所取缔防止”。他们还密谋与发起所谓“组织一会,为救党准备”。孙中山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邓泽如召集海外代表到他家里,严加责备,这件事才停止进行。”随后,黄季陆等又多次晋谒孙中山,“力言容许共产党跨党之害”,“反复陈明利害”,也受到孙中山的批评。
在大会开幕那天孙中山为大会代表举行的宴会上,茅祖权曾提出:“如果共产党员接受我们的纲领,他们就应该离开自己的党。”当时,孙中山十分令人信服地对他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后来,邓泽如、黄季陆等人又预备好了取缔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提案,准备伺机提出。
在24日章程委员会审查党章草案的会议上,上海代表何世桢提出了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其他政党的动议。许多人反对这项动议,何世桢被迫撤回了这个提议。但是,汪精卫仍然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讨论,他对李大钊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把一切都讲透比较好。”并建议李大钊或中国共产党应该发表一项相应的声明。
因此,参加“一大”的共产党员代表在第二天专门开会,讨论是否应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这样一项《声明》。李大钊说:“最好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阐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某些老党员认为,我们参加国民党是要利用他们的经费来干自己的事情,是要抢他们的饭碗,占他们的位置”。鲍罗廷也赞成这个意见,并提出应该当着孙中山的面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参加“一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就起草了一份《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准备在大会上向代表们散发。
28日,大会继续举行。会上讨论《中国国民党总章》的时候,广州特别推选区代表方瑞麟就提出应该在党意第一章第二条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其理由是:“一个党员应只有一个党籍,如果有了一个以上党籍的人,便须脱离另一个。”加拿大支部代表黄季陆、吉林指派代表李希达、陕西推选代表江伟藩等十多人附议该提案,主席胡汉民宣布议案成立。
面对这样的形势,李大钊登台发言,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事先印好的《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李大钊说:

  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
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
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
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

他在《意见书》中还说:

  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
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
过我们既然加入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
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
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
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参加本党不合,则仍可详细磋商,……
惟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
揭而扫除之。

李大钊发言以后,会场情势几乎顿时逆转,随后,江伟藩、叶楚伧、李永声、汪精卫、李希莲、王恒、黄季陆、李国瑞、廖仲恺、胡汉民等相继发言,除江伟藩赞同方瑞麟提案,黄季陆及李希莲对方瑞麟提案提出修正外,其余的代表多数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汪精卫在发言中说:“党章上已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则党员跨党一层也不必过虑。”李永声指出:“本党无共产派之青年人之加入,是不会发达的。”廖仲恺则说:“对于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须问他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大会主席胡汉民也退出大会主席身份,以代表身份发言,并请主席团主席林森继续主持大会。胡汉民说:“现听大家的议论,实际上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之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是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
接着,湖南推选代表毛泽东起立提议:“请付表决。”主席林森立即宣布:“现在付表决,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赞成者请举手。”大多数代表举手通过,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工作,由胡汉民宣读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是由孙中山和鲍罗廷研究拟定的。会议用举手表决的方法通过了这份名单。共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五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组成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是:

  胡汉民 叶楚伧 汪精卫 张静江 廖仲恺 李烈钧
居 正 戴季陶 林 森 柏文蔚 丁惟汾 石 瑛
邹 鲁 谭延● 覃 振 谭平山 石青阳 熊克武
李大钊 王法勤 于右任 杨希闵 于树德 恩克巴图

连孙中山在内共是二十五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三人,即:谭平山、李大钊和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是:

  邵元冲 邓家彦 沈定一 林祖涵 茅祖权 李宗黄
白云梯 张知本 彭素民 毛泽东 傅汝霖 于方舟
张苇村 瞿秋白 张秋白 韩麟符 张国焘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七人,他们是: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此外,大会还选出中央监察委员五人:邓泽如、吴敬恒、李煜瀛、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五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经过激烈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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