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五十五、 演讲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早在1918至1920年在上海著书期间，在写完了《建国方略》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以后，就开始撰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书，其中《民族主义》一册已经完稿，《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已写好大半，但后来在陈炯明叛变时，毁于一旦。因此，孙中山决心重新完成这部他付出一生心血的重要理论著作。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期间，适逢列宁逝世，大会停止三天，他便趁此机会，开始对国民党员演讲《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部分，其中， 《民族主义》共六讲，于1月27日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讲，以后每周讲一次，到 3月2日讲完。
在《民族主义》一文中，孙中山首先分析了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他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接着，他分析了国家和民族的区别。他说“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换言之，民族是由于自然原因形成的，国家则是由于政治原因形成的。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王道”和“霸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
孙中山认为，构成民族的因素有五个：即有着相同的血统、相同的生活方式、相同的语言文化、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相同的风俗习惯。由于同一民族之间有着这样五种共同的因素，所以，民族意识和同胞的骨肉之情是一种天然的强大凝聚力，这种天然的强大凝聚力，是爱国主义得以产生的基础。因此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
然而，在多民族的国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或多或少存在着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处理不当就会成为这些国家动乱、分裂的根源。在这样多民族的国家中，要提倡民族主义，必须处理好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使之形成一个团结的大民族，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国族”。所以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也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出现过无数爱国的民族英雄。但是，孙中山认为，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已经丢失了，这是很明白的，并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了几百年。”他认为，“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于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会丢失，是由于两百多年来满清王朝的统治，扼杀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因此，孙中山大力提倡恢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
孙中山指出：“我们要提倡民族主义来挽救中国危亡，便先要知道我们民族的危险是在什么地方。”他详细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三种危险：一是“天然淘汰力”，二是受外国政治力的压迫，三是受外国经济力的压迫。就外国的政治压力而言，他认为：“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要叫做次殖民地。”
孙中山着重分析了一般民众所看不见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指出：列强对中国所实行的经济侵略，给中国造成每年十二万万元的损失，“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位了，若不挽救，必到受经济压迫至于国亡种灭而后已！”孙中山大声疾呼：“我们中国人，在今天应该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那末我们中国还可以有得了救；不然中国就是成为一个亡国灭种的地位。”
要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还必须使广大民众深切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把个人的命运同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他说：“家和国有什么关系呢？家庭是要靠什么才可以生活呢？各个家庭，都要靠国才可以生活。国是合计几千万的家庭而成，就是大众的一个大家庭。”但是，“我国人多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如身体之于发肤，刻不可无。”所以他再三宣传“今民国成立，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则知中华民国乃自己的民国，非政府的民国，各就其业，改良提倡，尽应尽之义务，政府更扶助掖励之，则将来之富强，可操券而得。”
恢复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办法，孙中山认为是必须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很重视家族伦理道德，这种家族的伦理道德，是联系家族乃至宗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孙中山认为：“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敬宗收族的观念入了中国人的脑，有了几千年。”因此他认为，如果拿家族观念、宗族观念“这两种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结起来。”“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他主张“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结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这种固有的旧道德，就是被称之为“八德”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对于中国的旧道德，孙中山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比如说对于“忠”，他说：“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用，……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
同样，“孝”也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美德，孙中山说：“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此外，“仁爱”、“信义”、“和平”也都是中国人的美德，特别是“和平”，孙中山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说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还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要发扬传统的中华文化，孙中山还特别强调中国人的个人修养，提倡《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哲学理论，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他认为近几百年来，中国人都做不到这样的修身功夫，甚至在一些细微之处，“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工夫，中国人都不检点。”以致被外国人所轻视。他说：“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工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一举一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人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他的这种主张，实质上也就是要求全国人民都来讲文明、讲道德，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之分，积极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含有国际主义的因素，是进步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消极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属于积极的民族主义，他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并不是盲目的排外，更不是民族扩张主义。他说：“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外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外国之持帝国主义者，固是我们的敌人，外国之不持帝国主义者，或已抛弃帝国主义者，便是我们的朋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还含有国际主义的色彩，他说：

孙中山晚年主张联合世界上各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奋斗，使被压迫的民族都得到解放。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是对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进步事业的一个贡献。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演讲由黄昌谷笔记，邹鲁读校后再请孙中山修正审定。演讲稿先在《中国国民党周刊》上发表，后于 3月底以《民族主义》为名出版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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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9日起，孙中山开始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系统地演讲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到4月26日讲完。
《民权主义》共六讲，第一讲中，首先还是解释什么叫做民权，他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接着孙中山通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民权的由来。他认为，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时代是“洪荒时代”，在洪荒时代“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民权时代。”民权不是天赋的，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造就出来的。“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
《民权主义》第二讲专门谈“自由”，孙中山说：“民权这个名词，外国学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个名词并称，在外国很多的书本或言论里头，都是民权和自由并列。”“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孙中山认为，欧洲在封建时代，比中国还要专制得多，“欧洲人民在那种专制政体之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今日还多想不到，比之中国历朝人民所受专制的痛苦，还要更厉害。”所以“他们当争自由的时候，鼓吹自由主义，说得很神圣，甚至把‘不自由，毋宁死’的一句话，成了争自由的口号。”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之后，专制淫威，不能达到普通人民，……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无论他们是做什么事，皇帝便不理会。”“外国人说中国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
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地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
孙中山认为：“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二次革命时，“大家都是讲自由，没有团结。”“表面上轰轰烈烈，内容实在是四分五裂，号令不能统一。”以致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不得不要每个入党的人打手印，宣誓服从他个人。
所以，孙中山说：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这就是孙中山的自由观。
《民权主义》第三讲专门讲“平等”。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鼓吹“自由、平等”，说“自由和平等”都是天赋的人权。“譬如美国在革命时候的《独立宣言》，法国在革命时候的《人权宣言》，都是大书特书，说平等、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特权，人类不能侵夺的。”
孙中山认为，人类根本就不存在天赋的平等权利。他从自然界的现象着手来研究，认为自然界中就“从没有见过天赋有平等的道理。”就是拿平地来比较，也没有一处是真平的。他又例举花叶，“没有哪两片叶子完全是相同的，也没有哪两朵花完全是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所以孙中山认为，“天生人类也是不平等的。”他认为每个人的智力、能力不同，因此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之分。“这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然后人类的文明进步，才能够一日千里。”他认为，所谓“平等”，只能要求做到每个人在政治上的起点平等，至于各人因天赋的不同在发展以后造成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他说：“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这种平等是“假平等”。那么，怎样才能调和这三种人，使之成为“真平等”呢？他说：

《民权主义》第四讲介绍了美国和法国的民权政治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以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民权主义》第五讲和第六讲中，孙中山提出：“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孙中山认为，中国解决民权的方法是要将“权”与“能”分开。他主张政府要有五个“治权”，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人民要有四个“政权”，即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和复决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孙中山以这种“权”与“能”分开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五权宪法》。
孙中山的民权政治的思想既不同于欧美的政治体制，当然也不同于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但是，他的《民权主义》中，也有可取之处，他关于“自由”和“平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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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于4月26日讲完民权主义后，曾对黄昌谷说：“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讲完， 今后要讲民生主义。但是民生主义的理论，比民族、民权都深奥。我对民族、民权两主义，可以随便演讲，但对民生主义的理论，却不能不要充分时间准备一下。所以我想停讲若干时日，把民生主义演讲的大纲拟好后，再继续讲。”从5月上旬起，孙中山身体不适， 被迫放下工作，交胡汉民代理，本人住白云山养病，因此又耽误了一段时间。直到8月3日，才开始续讲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原计划讲八讲，从8月3日开讲以后，每周讲一次，到8月24 日讲完第四讲后，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幻──广州商团叛乱，江浙战争爆发后，又忙于督师韶关北伐，后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先生匆匆离粤北上，直至病逝，终未能讲完。
《民生主义》第一讲，首先提出了什么是“民生”和“民生主义”，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为什么不学外国直接来讲社会主义，要拿民生这个中国古名词来替代社会主义呢？”因为“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的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一般人一听到这个名词之后，便可以了解。”
关于民生主义的来源，孙中山说：

孙中山虽然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他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首先区分他的民生史观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同，不赞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

因此，孙中山认为，人类求生存，也就是民生问题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说：

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他丢开理论，专讲方法。他说：“民生主义的办法，国民党在党纲里头，老早是确定了的。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讲到解决土地问题，平均地权，一般地主自然是害怕，……但是照我们国民党的办法，现在的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这种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通过定地价“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他认为“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正因为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因而他说：“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
关于节制资本，他说：“要解决民生问题，想求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现在一般青年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讲到社会主义，便主张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不知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如何发达国家资本呢？他说：“要发达这三种大实业（指铁路、工业、矿业），照我们中国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们自己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
在《民生主义》的第三讲和第四讲中，孙中山讲了食和衣的问题，其中提到民生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他说：“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在平均地权的问题上，他说：“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此外，在谈到如何保护本国工业以解决民生问题时，孙中山说：“中国现在受条约的束缚，失了政治的主权，不但是不能保护本国工业，反要保护外国工业，这是由于外国资本发达，机器进步，经济方面已经占了优胜；在经济力量之外，背后还有政治力量来做后援。”“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能够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能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达。”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不同之点，就是他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主张阶级调和、阶级合作。他甚至说：“俄国从前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是马克斯主义。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可见孙中山一再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却是蒲鲁东、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蒲鲁东、巴枯宁以及后来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他们也声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合作，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则更是从理论上来证明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必要。他的“互助论”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针对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点，认为任何一种生物，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扶持的一面，生存斗争主要是发生在不同种的生物物种之间，在同一种生物物种中，主要是互援互助。并认为互助性强的生物有利于生存和延续，反之则容易被淘汰。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引伸到人类社会，就得出阶级合作、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的结论。因此孙中山说“后达尔文而起之哲学家所发明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就是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故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上，始终反对鲍罗廷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主张，认为“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我们此时实行民生主义，如果马上便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来交到农民，受地的农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损失。”他主张要“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孙中山反对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他的革命便没有群众基础，不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正如鲍罗廷所说的“悬在空中”。但是，在孙中山生活的年代，社会上充满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孙中山企图用阶级调和的办法来搞革命，只能一次次遭到失败。结果，广大的革命青年都转向马克思主义，最终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办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被广大人民所抛弃。
当然，中国革命胜利后，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就不应该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事实上，中共中央早在1956年“八大”时已经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刘少奇还明确指出：“矛盾及其正确的解决是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一正确的路线后来没有坚持下去，“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导致了十年动乱的严重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孙中山所说的“人类求生存”，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实质上也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可见他已经看到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只不过他的提法比较模糊，没有提出这种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说民生问题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些提法，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即使生产力发展到极为先进的程度，人类的生活需要也会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永远不会满足。
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有些观点，至今来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他关于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主张中国的经济应该有两种体制的观点等等，从今天的实践来看，都是正确的。孙中山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提倡阶级调和、主张超阶级的人类互助是错误的，但是，当今天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以后，提倡人与人之间发扬互助精神，奉献爱心，就是完全正确的了。
孙中山讲完民生主义第四讲后，本来准备北上后再讲，11月3日， 孙中山曾告诉黄昌谷，民生主义还有四讲，第五讲是“住”，第六讲是“行”，第七讲是民生主义总论，第八讲是三民主义总论。但是，孙中山北上后即很快病逝，他准备续讲民生主义的愿望没有能实现。后来，蒋介石曾自作主张，续讲了“乐”、“育”两讲，但当然不能代表孙中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