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十三、联李始末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企图乘机废掉光绪皇帝，另立新帝。她先是宣称“帝病重”，准备采取谋害法。不料驻京各国公使到总署警告，并派法国医生入宫验看，谋害阴谋不能得逞。接着，顽固派又改行废立法，宣称“帝久病不能君天下”，密电南方各省督抚，征取同意。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电表示反对，声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实际上等于帝党联合军阀，向后党提出抗议。1899年12月，荣禄向西太后献密计，请“立大阿哥（帝位继承人），徐纂大统。”西太后立端王载漪的儿子载【人隽】为大阿哥，预定明年元旦光绪行让位礼，令李鸿章运动各国公使入宫庆贺，不料又遭各国公使拒绝。西太后的计划屡屡受挫，她心中恨透了外国人，正好这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兴起，这个口号迎合了顽固派的仇外心理，被清政府利用。
义和团本是山东、直隶一带民间的一种反清秘密结社。山东义和拳首领朱红灯自称是明朝后裔，开始是“反清复明”的团体。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内地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民众自发地把反对教会同反对列强的斗争结合起来。甲午战争以后，山东发生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反教会斗争，如1897年11月，山东巨野县民众攻打磨盘张庄德国天主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二人，济宁、寿张、菏泽、单县等地人民纷纷响应。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了胶州湾。1898年，在沂水、日照、郯城、蓝山等地又发生了数十起教案，德国从青岛派兵前去，勾结清政府官吏共同镇压了这些斗争。义和拳适应这种形势，把“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新任的山东巡扶毓贤出告示将义和拳改名义和团，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因此，义和团在山东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把毓贤指为纵容义和团的祸首，逼迫清政府辙换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勾结青岛德国军队，大肆屠杀义和团。义和团纷纷向直隶转移。当时，正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立“大阿哥”废光绪帝阴谋败露之际，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打击外国势力。不久，荣禄听信密报，向西太后告急，说“外国人要勒令西太后归政”。慈禧太后悲愤异常，决心孤注一掷，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对外宣战，让义和团围攻外国公使馆。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中国的北方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之中。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一批握有实力的地方官僚，面对北方的混乱局面，采取了对清政府半独立的姿态。李鸿章在接到西太后公开宣战的诏令后，公开抗旨，声称：“二十五日矫诏，粤断不行，所谓乱命也。”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见到李鸿章此电，也都同意各自保护地方，不奉乱命。他们还与上海各国领事会商东南互保章程，并知照其他各省督抚不得对外作战。
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局势，孙中山认为这是一次大好机会。他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另一方面也准备与李鸿章等地方官僚联合，共同对付清政府。
这时，陈少白与何启在香港商议，由何启以香港议政局议员的身份请香港总督卜力以个人名义，劝李鸿章独立。何启就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人，曾在英国学医，一直主张改造中国，对兴中会的主张极表同情。陈少白认为现在这个机会不可轻易放弃，便给孙中山写信，征求他对联合李鸿章的意见，孙中山复信表示同意。于是，陈少白约请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曾广铨从中相助。这时，李鸿章担心孙中山乘北方大乱之际联合康有为、梁启超在南方举事，也通过清政府驻日公使李盛铎向孙中山表示：“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并派刘学询秘密赴日邀请孙中山。刘学询曾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农学会，与孙中山相识，但孙中山对李鸿章有所警惕，他表示先派代表赴广州，然后再考虑亲自赴粤一行。孙中山派宫崎、内田、青森三人到广州，向刘学询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证他的安全；二是希望能给贷款十万两。孙中山认为，不论李鸿章是否有诚意，贷款可以用来赞助革命，总是有益的。
何启写给香港总督卜力的英文信中附有六项声明，由孙中山领衔，杨衢云、郑士良、谢缵泰、邓荫南、陈少白、史坚如等署名。这六项声明中包括迁都南京或汉口、另立中央政府、改革刑政、科举制度等。卜力接到信和声明后，表示愿意支持，便通过沙面英领事秘密征询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老谋深算，没有表态，他还要再看一看形势的发展。
1900年6月5日，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乘火车去东京向犬养毅说明起义的计划，第二天，犬养毅、头山满、福本诚等作东，在红叶馆设宴为孙中山饯行。6月8日，孙中山与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乘法国轮船烟打士号自横滨起程，同赴香港。在船上，孙中山指示叫宫崎、清藤、内田三人先到香港办事，他本人因为还在保安条例规定期限以内，不能登岸，因此先到西贡，等福本诚到来后再到新加坡会齐，或在新加坡筹款，或进入广东内地。宫崎提出康有为现在正在新加坡，建议孙中山此时可以与康有为合作，孙中山表示同意。
6月17日，船到香港，这时，忽然有一艘中国炮舰“安澜”号驶来，说是奉命来“迎接”孙中山，宫崎等日本友人认为孙中山不可登船，以防不测。孙中山经历过伦敦蒙难的教训，不敢轻易上当，他派宫崎等三位日本友人前去同李鸿章谈判，自己则前往越南。
宫崎等到广州后，与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密谈了一夜，他要求刘学询公开说明李鸿章对与孙中山联合一事的态度。刘学询很明白地告诉他，现在的局势非常复杂，谁也难以预料局势会如何发展，在联军攻下北京之前，李鸿章是不会公开表态的。
宫崎提出要求贷款５万元，刘学询为了骗取孙中山信任，表示同意。第二天，他就送了３万元来。宫崎接款后，随即经香港转赴新加坡。
孙中山在离开日本以前，就有访问越南的计划，特地拜访了法国驻日本公使哈德蒙，哈德蒙对孙中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事后，他致电驻西贡的法国总督韬美，建议他聆听孙中山的意见。
孙中山抵达西贡时，韬美不在，总督的个人代表接见了他。在交谈中，仅给予形式上的同情。法国不鼓励，但也不干涉、不禁止孙中山在越南的活动。此后，孙中山以越南为基地在两广和云南边境发动了四次武装起义。
孙中山在越南等了半个月，福本诚到来后，他们一同前往新加坡。
宫崎与清藤二人抵达新加坡后，准备去见康有为。康有为住在富商邱菽园的家里。他听说李鸿章正在利用孙中山来对付他，怀疑宫崎是奉李鸿章之命前来刺杀他的，竟向当地英国政府寻求保护，宫崎、清藤一到新加坡就被拘留。孙中山到新加坡后听说宫崎被拘，知道是误会，立即进行营救，通过他的少年时的同学林文庆见到了新加坡总督，亲自对总督说明宫崎的来意是劝康有为与革命党联合，宫崎所携３万元是作为起义军饷暂时保管的。总督答应放人，但却要求孙中山离境，５年之内不得再来新加坡。
孙中山与宫崎不得不乘船离开新加坡，再往香港。宫崎受到这次打击，对康有为的忘恩负义行为深恶痛绝，从此再也不提与康有为联合的事。
7月12日，就在宫崎获释的这天，清政府诏令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准备起用李鸿章来同联军谈判。香港总督卜力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致电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要求在李鸿章经过香港时，可以让孙中山登岸，与李商谈合作事宜。英首相回电表示同意，但必须征求李鸿章的意见。于是，港英当局极力设法劝阻李鸿章北上，卜力甚至要求允许他用强制手段阻止李鸿章北上，但是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
7月17日，孙中山乘日轮“佐渡丸”到达香港海面，李鸿章也乘安平轮抵达香港。卜力为了阻止李鸿章北上，设宴盛情接待他，亲自劝告李鸿章留下来，宣布两广独立。
这一天，孙中山在船上静候李鸿章的消息。何启派人登船告诉孙中山：李鸿章已到香港，卜力正在设法劝告李鸿章留下来，如果李鸿章答应留下，香港当局将解除对孙中山的禁令，请孙中山上岸与李鸿章会谈。孙中山听了，淡淡一笑，他对李鸿章留下一事并不乐观，他深知李鸿章这样的老官僚，是不会拿自己的命运去做赌注的。但既然卜力正在做李鸿章的工作，那就必须等待消息。
其实，李鸿章心里早就有一本账，他一直在观望的，不是联孙独立，而是清帝、后的存亡与否。如果联军进京，帝、后在出逃途中遇害，或帝存后亡，他就可以宣布独立，以图自保；如果帝后未亡，或后存帝亡，他深信沙俄势大，清朝统治决不会崩溃，他就不能宣布独立，他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现在，他知道帝后出逃后并未遇难，依然无恙，就不顾卜力的再三劝阻，毅然北上。
李鸿章北上，使英国分裂中国的两广独立计划不能实现。孙中山得知李鸿章北上的消息，联李计划只能放弃，只剩下武装起义一条路了。当夜，孙中山在船上召集大家开会，他主张从长计议，先作好起义的准备，然后再相机而行。福本诚则认为孙中山先回日本是不明智的，不如一气呵成，乘夜偷渡入境，立刻起义。宫崎也赞成马上潜入广州，举行起义。孙中山极力反对，他大声说：
“我们不能以自暴自弃的方式，轻言牺牲！就是这次希望化为泡影，也不能这样鲁莽从事！”
宫崎不服气，很生气地说：
“革命又不是打算盘！一切都计算好了再进行。如果这样，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说你这种人！我从此以后决不再和你共议大事！”
宫崎的激烈态度惹得孙中山也火了：
“你这不是疯了吗？要这样做，还不如马上从这里投海自尽，也比乘夜偷渡九龙去送死强！”
大家不欢而散，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孙中山拍拍宫崎的肩背说：
“你几时变得这样糊涂？”
宫崎也不客气地回敬说：
“你几时变得这样胆小？把天下事当儿戏！”
孙中山感到十分委屈，厉声说：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胆小，也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你今天这样逼我，究竟是何居心？”
争论到此，他们都不再说话，孙中山气得泪水夺眶而出，两人各回舱就寝，但是谁也无法入睡。福本诚首先发现有人盯梢，急忙告诉宫崎。宫崎和他来到甲板上，发现夜色中有水上警察对他们严密监视，船上有４名英国警探站岗盯梢，这才知道形势确实严峻，他们设想立刻潜入内地举行起义的计划根本无法实行。宫崎明白自己是错怪了孙中山，立即找到孙中山，跪在地上向他请罪，真诚地说：
“今后一切事情我都听先生命令。”
当夜在船上继续开会，孙中山决定：郑士良主持惠州起义，以平山周为外务，原桢为参谋长，福本诚、陈少白、李纪堂在香港参与筹划和准备，史坚如、邓荫南潜入广州，策划响应。
英国政府在阴谋策划两广独立的同时，也在长江流域策划分裂活动。刘坤一、张之洞的“东南互保”已经形成了事实上对清政府的独立状态，同时，英国还企图通过康有为促使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宣布东南独立，然后由刘坤一或张之洞出任首脑，组织新政府，以保护英国的在华利益。康有为的保皇派也想趁机依靠英国相助，推倒西太后，在上海立国会，迎接光绪皇帝南下。就在孙中山抵达日本的第三天，即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召集中国议会，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以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林圭等为干事。林圭并写信给孙中山先生，相约同时起义。
唐才常经毕永年介绍，赴日本与孙中山见面。虽然唐才常的起义是为了“勤王”，拥戴光绪皇帝，而孙中山的革命则是要推翻清政府，但在推翻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这一点上则是殊途同归。唐才常的宣言中有“勤王”的口号，与革命的宗旨不合，毕永年谒力劝告唐才常与康有为断绝关系，唐才常没有答应。
不久，唐才常的自立军准备在汉口、安庆、常德等地同时起兵“勤王”，但康有为对唐才常心有疑虑，担心唐才常被革命党利用，迟迟不寄汇款。唐才常不得不一再推迟起义，定于8月23日起兵，终因泄密被捕，起义失败。唐才常、林圭等都被杀害。朱濂溪等脱险后亡命日本，严厉责备梁启超贻误大局。梁启超无话可说。保皇党大失信用，不少人因此转向孙中山的革命党。
8月22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到上海，住在宋耀如家中，准备亲自指挥起义。他的行动虽然秘密，却已被上海道台探知。29日，孙中山秘密拜见英国驻上海领事，英领事知道上海道台已经指名搜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劝他迅速离开上海。但孙中山仍不死心，他知道李鸿章已到上海，刘学询也随同来沪，便托平山周再去拜见刘学询，他自己则又回到船上。
平山周见到刘学询后，告诉他孙中山已经来沪，邀他到船上面谈。刘学询不想见孙中山，迫于平山周的再三邀请，只得勉强答应。31日与孙中山相见谈了几个小时，他鉴于张之洞残酷镇压自立军一事，害怕玩火自焚，不想再参与同孙中山合作的事，只是劝他们赶快离开。谈判毫无结果。但孙中山仍不死心，直到10月中旬惠州起义爆发后，他听说李鸿章北上后刘学询仍留在上海，还写了一封信托平山周带给他，信中提出惠州起义后“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及李相为之，惟彼已拜全权和使之命，且于理不便，故决推足下当之，已传语反正军中。”
后来平山周未能及时赶往上海，这封信也就没有送到刘学询手中。事实上，即使刘学询收到这封信，他也决不会出面为起义军“主政”。直到这时，孙中山联合李鸿章的计划才完全打消。
从孙中山在这期间的联李活动来看，说明他对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官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封建官僚的地主阶级本质更是缺乏认识。事实上，即使孙中山的联李计划能够成功，其结果只能是葬送了革命事业。李鸿章、刘学询这一类封建官僚是根本不可能支持革命的，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不可能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作出牺牲。李鸿章之所以开始有模棱两可的姿态，其实是有他的阴谋的。首先，他是担心孙中山乘北方混乱之机联合保皇派发动武装起义，那样不仅会危及到清王朝的统治，而且也将危及到他的地位；其次，他以联合为诱饵，诱孙中山上钩，不但可以控制住孙中山，而且随时可以将孙中山作为心腹之患而除掉。因此，他的“联孙”实质上是一个阴谋。孙中山虽然因为上过伦敦蒙难时被清使馆诱捕的当，这次没有再受骗，但对李鸿章的“联合”的诱饵，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