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四十、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镇压了白朗起义，极力压制爱国运动，并用接受“二十一条”出卖国家民族权益的做法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后，以为复辟帝制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紧锣密鼓地加快了称帝的步伐。
1915年春，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约梁启超赴宴，杨度作陪。席间，袁克定隐隐露出要梁启超赞成改变帝制的意思，梁启超没有同意。回去后他知道大祸将临，立即带着全家逃往天津。
接着，袁世凯托人请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于8 月3日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诬蔑中国民智低下，不能享有民主权利， 大肆宣扬中国宜实行君主立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放出空气，进行试探。
杨度一向主张君主立宪政体，这时探知袁世凯有意复辟帝制，便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呈袁，袁世凯阅后大为赞赏，亲题“旷代逸才”四字制匾送杨。并授意杨度组织一个鼓吹帝制的班子，杨度随即将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拉入，共同发起组织筹安会，被人称为“筹安六君子”。
8月14日，杨度从袁世凯处领得二十万元活动经费，在石驸马大街设置事务所， 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宣言》说：“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杨度任理事长， 孙毓筠任副理事长。随后，先后在湖南、吉林、安徽、湖北、南京等地成立了筹安会分会。
8月28日，筹安会越出“研究”的范围，公然对国体进行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
筹安会的出笼，标志着复辟丑剧的正式开张，举国上下，人人皆知袁世凯行将复辟帝制，一时人心惶惶。黎元洪上书提出：总统之号不变，但可定总统世袭制，企图用让步的办法保留共和制的招牌。但袁世凯此时当皇帝心切，世袭总统对他也已不感兴趣了。因此，对黎元洪的建议不予理睬。
广大群众看到帝制将要复活，纷纷投书反对，声讨筹安会罪行。“时京师各报馆，投函反对者，日数十起。”梁启超也发表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驳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袁世凯得知后，派人携二十万元前往天津，请梁启超不要发表，被梁启超拒绝，并毅然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在全国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震动。
筹安会还通电各省“军政长官”以及各省商会、教育会、尊孔团体等，说他们“讨论之结果”，认为“谋国之道，……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要他们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这时参政院即将开会，而各省代表尚未齐集，筹安会已等不及了，便拼凑各种名目的所谓“公民请愿团”，于9月2日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
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能不假惺惺地有所表示。9月6日，他派杨士琦为代表到参政院发表宣言说：“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但是“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意即他作为总统，不能主动叫国民改变国体，如果国民多数要公举他做皇帝，他也只能服从。
袁世凯的这一番表白，他的爪牙们立刻就心领神会了。9月19 日梁士诒纠集一伙狐群狗党在安福胡同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取代了筹安会，让沈云霈任会长，自己在幕后操纵。他建议袁世凯表面上要极力反对帝制，由他来负责请愿的事。
为了和杨度在复辟帝制中争头功，梁士诒使出全身解数，不几天功夫，就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请愿团，连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组织起来，成立了所谓的“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早正大位。
10月2日，参政院决定由“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在各省加紧选出“代表”，即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12月11日，参政院汇集了全国“国民代表”所投的票，全部拥护君主制，“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1915年12月13日上午九点多钟，袁世凯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通知是当天上午八点后方才下达的，大家刚刚上班，毫无准备，衣履都来不及换，有的穿军装，有的穿袍褂，有的穿便服，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行礼时，有的人行的是跪拜礼，有的行的鞠躬礼，还有的行的是三跪九叩首大礼，各人的动作前后不一，参差不齐，此起彼落。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坐在御座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以示接受大家的朝贺。行礼过后，各人照常上班，没有什么排场。
袁世凯之所以不敢把朝贺仪式搞得很隆重，是与帝国主义对他的警告有关的。早在10月20日，日本外务省就开始警告袁世凯：“今大总统而遽建帝制乎，则前记反抗之气势，难保不勃发，而诱起意外之乱，特令向治之支那，重陷危险。”10月28日下午，国体投票刚在某些省开始，驻京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约英国公使朱尔典和俄国公使库朋齐斯会见外交总长陆征祥，向袁世凯提出劝告：“决以友谊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未然，而固远东和平之基础。”
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三国会提出劝告，但他还不十分介意，仍继续积极推进帝制活动。不久，法国公使也会晤陆征祥，称奉本国政府训令，劝告袁世凯中止帝制。三国劝告变成了四国劝告。
11月5日，日本公使再次到外交部质询帝制事，袁世凯于11 日派人到四国公使馆解释，除说明延期实行帝制外，特别强调万一在本国有突出意外之事变发生，“无论何时，本政府之权力，足随时消灭之”。企图以此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信赖和支持。
第二天，意大利又插足进来，四国劝告变成五国劝告，问题更加严重了。袁世凯不敢再刺激帝国主义，所以这天的朝贺仪式匆匆结束，不能大肆张扬。
不料朝贺仪式刚结束，日英俄法意五国公使又联合向袁世凯提出警告，声明“对于中国，决取监视之态度。”袁世凯自信能平定“内乱”，不顾五国公使的警告，仍一意孤行，正式成立大典筹备处，决定明年（1916年）1月1日在故宫举行登极大典。为此，他下令将故宫重新整修，太和殿被更名为承运殿，中和殿改名体元殿，保和殿改名建极殿。全部重新油漆粉饰，所有殿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彩云，仅工程费一项即达二百多万元。还在承运殿内设御极宝座，扶背各处雕有九龙，镶嵌珠宝，价值四十万元。登极和祭天用的两袭龙袍，价值八十万元。
正当袁世凯急切地盼望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的时候，1915年12月23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史任可澄的一封电报摆在了他的面前，电文要求他立即放弃帝制，惩办复辟帝制的罪魁祸首，限二十四小时答复。袁世凯阅后吓得目瞪口呆，但他假装糊涂，要政事堂复电称“本政事堂实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回京，以便核转。”
云南地处边陲，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所达不到，所以袁世凯对云南、贵州等地的都督很不放心，1913年9月，袁世凯将蔡锷调至北京，任以高等军事顾问、参政院参政等虚职， 名为优遇，实则幽禁。蔡锷受梁启超的影响很大，11月7日， 梁启超帮助以养病为名来到天津的蔡锷登上日船“山东丸”，秘密赴日本转回云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云南的不少军官和士兵，早就在酝酿武装反袁，孙中山也派吕志伊到云南秘密从事组织发动工作，在云南军政界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员。唐继尧对袁世凯也十分痛恨，曾给孙中山写信，表示希望孙中山能“登高一呼，俾众山之皆应”。蔡锷回到云南后，统一了各派力量。12月25日，就在袁世凯登极大典的前一周，蔡锷、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袁世凯不思悔改，谋求帝位愈急。12月31日下令以明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元旦，他不敢在故宫举行登极大典，仅改总统府为新华宫，令各部总长和国务卿等到总统府“排班朝贺”，三呼“皇帝万岁”，恰似偷偷地做了皇帝。这天，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世凯十九大罪状。护国军成立后，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进军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留守。
护国军得到了云南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昆明人民自动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全市遍悬国旗；人民踊跃报名参军，“有泣求数次而不得者”。十天内征召新兵达五六千人。“人民缴纳捐款的争先恐后，早晨一开门，就拥挤的来交，至晚不止”。海外华侨听闻云南举起了讨袁的旗帜，也以实际行动支援，南洋华侨早已汇款七十余万，获悉云南独立后，“又电汇一百余万，来源仍络绎不绝”。“美洲华侨、澳洲华侨来电认捐，闻数在二百万左右”。群众的热烈拥护，决定了护国战争的必然胜利。
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悬殊的。袁世凯总兵力十三个师，十七个混成旅，总计三十八万人；护国军总兵力仅两个师一个混成旅，总计才两万多人。由蔡锷所率入川的兵力才六七千人，而袁世凯派入四川的大军达十万之多。尽管兵力相差悬殊，但护国军入川后却是连战皆捷，全川震动。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各地响应。12月5日，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舰起义；1月6日， 广东中华革命军在淡水等地起义，进攻惠州，占领平山；2月8日，居正、许崇智率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山东起义，一周内连克乐昌、高密、益都、安邱、昌邑和寿光六座县城；2月9日，朱执信率部进攻广州；18日，蔡济民等在武昌策动军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很小，有的被镇压下去，但表明反袁斗争的范围在迅速扩大，牵制了袁世凯的兵力。3月15日，广西又宣布独立， 从而粉碎了袁世凯从东面进攻云贵护国军的企图，增强了反袁声势，有力地支援了在四川艰苦作战的护国军。
袁军在各地的败北，加上帝国主义的警告，袁世凯不得不再次把登极大典向后推。他原来想在二月初正式登极，后来又通知各国公使，宣称云南事未平以前，决不登极。
这时，孙中山想借助日本势力，在国内打开局面，于4月7日、8 日连续两天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密商，参加会谈的还有戴季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奉行《黑龙会》在《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中所提的办法：即制造中国的内乱，以便乘机把整个中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一方面利用孙中山的革命派，另一方面则利用避居在大连的肃亲王善耆、避居在青岛的恭亲王溥伟等组织宗社党，搞复辟活动。田中义一于3月31 日密令关东军利用宗社党复辟势力，在东北地区加紧密谋策划“满蒙独立”，并派土井市之进大佐负责主持，黑龙会骨干川岛浪速等人也参予活动，准备于6月份在秦皇岛、庄河、 复州、辽阳、本溪湖等地举行暴乱，后因袁世凯毙命，形势变化，阴谋才没有得逞。孙中山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打倒袁世凯，正中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圈套，幸而没有成功。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一面派军队去镇压，一面派周自齐为特使，以向日皇赠送勋章为名，乞求日本援助。但日本政府已对袁世凯不抱任何希望，不仅拒绝袁世凯的特使赴日，而且在通知中责备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不仅如此，袁政府发给外国使馆的各种文件，凡书写“洪宪”年号的，一律被外国使馆退回。袁世凯不得已，对外只好仍用民国年号，于是出现了既是帝国又是民国的荒唐局面。袁对内称皇帝，对外仍是总统，既非总统，又非皇帝，被外国报纸嘲笑为“皇帝总统”。
最令袁世凯难堪的，是连他的弟弟袁世彤、妹妹张袁氏也反对他称帝，并因此而与他断绝了关系。他们在北京、天津的各大报纸上遍登广告称：“袁氏世凯，与予二人，完全消灭兄弟姐妹关系。将来帝制告成，功名富贵，概不与我弟妹二人相干。帝制失败，一切罪案，我弟妹二人亦毫不负究。特此声明。”
袁世凯复辟称帝还遭到他的一些主要得力干将的反对，段祺瑞、冯国璋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将，他们本指望继袁世凯之后出任总统，对袁建立世袭王朝一开始就表示消极，采取观望的态度，连徐世昌也挂冠而去。日本态度一变，袁手下的军政大员也都看出袁世凯称帝不会有好下场，与袁貌合神离，按兵不动。
最令袁世凯震惊的，是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转来的冯国璋、靳云鹏、李纯、朱瑞、汤芗铭五将军请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安定人心的密电。袁看过密电，有如五雷轰顶。如果只是滇、黔、桂三省护国军讨袁，他认为只要北洋军精诚团结，还有希望挽回败局，现在内部竟出了这么多“叛徒”，他感到绝望了。
袁世凯召杨士琦、梁士诒等人商量对策，他们也都束手无策。袁世凯用手蘸着茶水在桌上画了半天，最后说：“事已至此，我意已决，只能撤消帝制了。”但又担心取消帝制后，护国军不允许他再当总统。
3月21日，袁世凯把段祺瑞、徐世昌等人也请来召开紧急会议。会上， 袁世凯提出立即撤消帝制，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梁士诒和朱启钤是帝制祸首，担心取消帝制后会受到惩罚，表示反对。袁世凯把五将军密电递给他们看，他们也只得同意。第二天，袁世凯发表撤消帝制令，宣布“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同时下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袁世凯从改元洪宪到废止洪宪年号，前后共八十三天，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登极大典，就被全国人民从皇帝的宝座上撵了下来，做了一场皇帝梦。
在这样的形势下，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与廖仲恺、张继、 宫崎寅藏等人自日本乘坐“近江丸”轮启程回国，5月1日抵达上海。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强调指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同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厚着脸皮依然赖在总统的宝座上不肯下台，全国人民的讨袁斗争继续进行。广东、浙江等相继独立，各地要求他下台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唐绍仪斥他“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吴景濂指出“天下有死灰复燃之皇帝，断无失节再醮之总统”。伍廷芳甚至用宗教的语言，劝他多行善事，以求得“灵魂安乐”。华侨联合会致电说他“帝制自为，身犯国法，虽自取消，已失总统资格，人民已不公认”。十九省公民宣言：“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呼吁人民“扑杀此獠，以绝乱种！”袁世凯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如果还有一点羞耻心，也无脸再在总统的宝座上赖下去了。
袁世凯为了保住总统位子，派人请冯国璋带头，联合未独立的各省通电拥袁。冯国璋这时也仿效袁世凯当年的办法，将未独立各省代表请到南京来开会，企图在护国军和袁之间搞第三种势力，最终取袁而代之。出席南京会议的各省代表，最初多数赞成叫袁下台，但张勋和倪嗣冲的代表坚决反对，会议毫无结果。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反对声中，极度焦虑忧愤，食量大减，恹恹成病。这时，他的心腹干将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先后宣布独立，陈宦的通电与众不同，特别强调了同袁断绝个人关系，称“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袁世凯阅电后，气得大叫“人心大变”，他的病也因此骤然转剧。他最初患的是膀胱结石症，后来转变成尿毒症。袁不相信西医，不去住院动手术，而中医此时已束手无策。6月6日，袁于弥留之际，把徐世昌、段祺瑞等请来，徐问继任人问题，袁只说了“约法”二字后即不能再言。上午10点，一命呜呼，结束了反动的一生。
袁世凯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怀有刻骨仇恨，临死前十几天，他还派人在上海暗杀了陈其美，犯下了又一次新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