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五十七、平定商团叛乱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结束后，香港一些报纸就散布谣言，说广东将于4月1日起实行共产，张作霖也以外间“传闻粤中实行共产及对奉方与反直各政策略有变更”，特派人前来调查。为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辟谣文告，说明国民党此次改组，以苏俄革命党为师法，旨在救中国，并非实行共产。关于国共合作事，也说明“此次加入本党之新同志，非以何等团体之资格加入，乃以各个人之资格诚心实现本党主义，服从本党党纲，遵守本党纪律而加入。”
但是，大会结束后，一些国民党右派仍然坚持反对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的方针，不断制造事端。冯自由、邓泽如、刘成禺、谢英伯、萧佛成、徐清和、张秋白、王祺、凌毅、方瑞麟、江伟藩、谢良牧等人还在广州太平沙集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及海外国民党员五十多人，会议通过所谓《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
冯自由等人的活动很快就被孙中山察觉，他非常气愤，下令将在下次会议上开除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刘成禺等四人的党籍。并“着秘书通信传来会场，自行辩护。”第二天，他把冯自由等四人召来，严加训斥。冯自由回忆道：“2月16日之夜， 弟等奉召赴大本营时，公（指孙中山）且声称：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革除党籍及枪毙等语。”事后，冯自由等被迫写出书面检讨。孙中山阅后于3月1日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通告同志，刘成禺、冯自由、徐和清、谢英伯四人之解释，本总理已甚满足，此事当作了息，但望同志以后不再起暗潮。如有怀疑，当来直问总理为是。”
到 6月，国民党右派掀起了一场更大的反共风波。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向中央党部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指责“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要求“从速严重处分，俾本党根本不致动摇。”谢持、张继等人还跑到鲍罗廷寓所，为国共合作问题与鲍罗廷展开激烈的辩论，孙科也在场，并担任翻译；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十次会议，讨论邓泽如、张继、谢持给中央的“弹劾共产党”案。决议三条：一、发表表明态度的党务宣言；二、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办法；三、呈请孙中山裁决。随后，国民党中央发布党务宣言，重申对党员的要求和容纳共产党人的原则，说“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于何派，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然而，孙中山的多次训诫并没有使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改变立场。7月15日， 冯自由离开广州，临行前他写信给孙中山，为自己及张继等人的错误言论辩解，指责孙中山偏袒共产党，并要求孙中山“向党员引咎道歉，以平多数党员之公愤”；并“将共产党员一律除名。”
为了解决国民党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孙中山决定从8月15日到25 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重点讨论解决张继等人关于“弹劾”共产党人案，会议期间，就《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张继、覃振等人重弹“跨党益滋纷扰”、“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事本党工作”等论调。瞿秋白代表共产党员发言，他说：

瞿秋白的答辩，合情合理，得到左派人士的积极支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和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也认为“弹劾案”难以成立。会议最后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为：一、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联络；二、与世界各国内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联络；三、与共产国际联络，以协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喧嚣一时的弹劾共产党案，暂时得到平息。
全会期间，孙中山又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两个议案，即《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和《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其中，《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案，21日经中央全会通过后，以训令形式向全党公布。训令说：

张继对自己的错误不但没有认识，反于10月14日电呈孙中山请除党籍与解职，电报说：“自8月大会以来，共产派肆行无忌，继耻与为伍，请解继党职兼除党籍为叩。 ”孙中山接到他的请求后，即批准他出党。但21日，田桐、谢持、林焕廷致电孙中山，请求对张继予以宽容，说“今竟允其出党，人将谓非溥泉（张继字）离先生，是先生弃溥泉。”张继这才得以保留党籍。
国民党“一大”以后，广东革命政府仍然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陈炯明继续盘踞在东江；邓本殷占据着南面的雷州、高州一带；陆荣廷又占据了广西；北面是吴佩孚的部将方本仁部和叛军沈鸿英。2月29日，沈鸿英再一次归降孙中山。 孙中山委任他为广西总司令，拨款二万元，子弹十万发，令他率部返回广西讨伐陆荣廷。
这时中国的北方，自从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以后，一直处于直系军阀的控制之下。1922年5月，直奉战争中直系又战胜了奉系军阀，直系军阀曹锟、 吴佩孚先推黎元洪作为过渡，以便为自己上台铺平道路。1923年10月，曹锟用贿选的手段“当选”总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致电张作霖、卢永祥等采取一致行动，继续反直三角同盟。但是，因陈炯明进攻广州，孙中山忙于应付东江之敌，无力顾及北伐。陈炯明的进攻被粉碎后，孙中山决定先肃清东江之敌，再举行北伐。
1924年4月7日，孙中山命令东征联军分三路向陈炯明叛军发动总攻击，经过十多天的激战，东征联军攻克了博罗、樟木头、淡水等地，对惠州形成了包围势态。此后，东征军多次围攻惠州城，却始终没有能攻破惠州。惠州离广州不过一百多公里，直到孙中山北上病逝，惠州一直是陈炯明插在广州革命政府背后的一把尖刀。
东征还没有完成，广州却发生了商团叛乱。
商团本来是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成立于1912年。开始时，商团的作用只是“防御盗匪，维持治安”，对政府的事从不过问。但是，自从陈廉伯当上了商团的团长以后，商团的性质便逐步起了变化。
陈廉伯是广东省南海县西樵村人，出生于商人世家，毕业于香港的皇仁书院，早年加入了英国籍。他的祖父叫陈启源，是个华侨商人，1872年就在家乡开办了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陈廉伯16岁时就在英国的汇丰银行广州支行工作，因善于经营，很快受到英国人的赏识，当上了这家银行的中国买办。
陈廉伯野心很大，他不满足当一个商人，还想在政治舞台上显一番身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以金钱作后盾，广泛交际，巴结陈炯明、陈炳昆等广东的实力人物，和他们套上同宗关系，终于在1919年当上了广州商团的团长。以后，他陆续向加拿大政府购买了四千多枝步枪，把商团武装起来，发展到十个分团，四千多人。
1924年5月27日，陈廉伯不经政府同意，擅自决定在广州召开广东省商团成立大会， 全省有一百零八个商埠的代表团参加，共有代表三百多人。会上成立了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自任总长，陈恭受、邓介石任副总长。会上还决定要购买巡洋舰，筹备设立商团兵工厂，在总部设立军事参谋部，俨然把商团军当成一支独立于政府的军队，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推翻革命政府，由他来组织一个商人政府。为此，他以商团的名义，向香港德商的南利洋行定购了两批军火，第一批军火中有步枪、手枪、机关枪等近一万枝，各种子弹三百多万发，雇用丹麦商船“哈佛号”运往广州。
为了把这批军火弄到手，8月4日，陈廉伯以商团购械自卫为名，向广东革命政府骗得护照。仅仅隔了4天，“哈佛号”就驶抵广州，在沙角炮台附近一度搁浅。当时， 广州沙面某英国人得知内情，秘密告诉了广东革命政府。
孙中山得知有大批军火运到广州，立即命令海关及各炮台注意检查，并命令身兼黄埔军校校长和长洲要塞司令的蒋介石前往虎门沙角拦截。蒋介石乘“江固”舰抵达虎门后，发现“哈佛号”已停泊在省河白鹅潭，便派军舰把“哈佛”轮监视起来。11日，“哈佛”轮在“永丰”舰的监押下，驶抵黄埔军校门外。经当场检查，船上装有步枪4850杆，子弹115万发；驳壳枪4331枝，子弹206万发；大小手枪660枝，子弹164200发。 全部枪枝弹药立刻被封存于军校内，由两连士兵守护。
枪械被扣后，陈廉伯马上召集商团骨干分子开会，以辞职为名，蛊惑煽动商界人士向广州革命政府请愿，要求发还枪械。8月12日， 孙中山在大本营门口操场上接见前来请愿的商团军代表，向他们说明扣留枪械的理由：第一，护照的时间和枪枝到达时间不相符；第二，对于枪枝的疑案需要时间查明，并劝告商团军不要被一两个野心家利用。多数受蒙蔽的商团军听了孙中山的解释后便自动离去，少数顽固分子虽然还想兴风作浪，但已成不了气候。
陈廉伯见请愿没有达到目的，又鼓动商人罢市。8月18日， 广州银钱业在商团的胁迫下罢业，拒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22日，在陈恭受和商团军的胁迫下，商团总部所在的佛山市开始罢市。到25日，全省包括广州在内已有100多个城镇陆续罢市， 广州商团还向革命政府提出三项无理要求：无条件全部发还被扣枪械；准许商团总部立案成立；联防总、副长安全就职。
针对陈廉伯、陈恭受等人的无理行径，8月20日， 广东省长廖仲恺奉孙中山命下令通缉陈廉伯，22日，再宣布通缉副团长陈恭受。
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早就对孙中山采取的“联俄”政策不满，千方百计要想搞垮广州革命政府，商团事件实质上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一次反革命事件。为了给陈廉伯撑腰打气，8月28日，各国驻广州沙面领事团会同英法海军士官开会研究商团事件， 决定向广州革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和“警告”。声称如果广州革命政府敢于开炮轰击西关等地的商团军，领事团决不能漠视不问。英国还将９艘军舰集中白鹅潭，卸下炮衣，炮口指向广州方向。第二天，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又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宣称：“经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之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
面对这种局势，大元帅府和国民党中央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孙中山、廖仲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主张对谋叛的商团主犯陈廉伯和陈恭受等严加惩办。孙中山在8月26 日晚接见广州总商会、地方善后委员会、商联会、善团总所、自治公所和商业维持会等六法团时，把陈廉伯购置军械阴谋颠覆政府的种种证据，予以揭露，指出：商团煽动商民罢市“是明明与政府对抗，目下枪械一枝亦难发还，须明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倘仍恃顽弗恤，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对于所谓“调停”的说法，孙中山说：“如商团能翻然觉悟，根据政府所定办法，即日宣言履行，则一切枝节问题，自可迎刃而解，实无所谓调停。”
然而，一部分国民党人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畏惧退缩。伍朝枢、许崇智等主张“和平审慎”，湘军也主张“和平解决”，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和师长廖行超因为接受了商团的贿赂，更打着“调停”的旗号，出面为陈廉伯说情。他威胁孙中山说：“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此两三日内，无论若何必须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竭力保护市内治安，无论何方部队，如有骚扰商场，糜烂地方，我当派队迎头痛击。”孙中山在这种情况下，只得答应让范石生和廖行超出面“调停”。
8月29日，范石生和廖行超与商团代表邓介石、徐福斋等谈判，议定了六项条件：一、政府方面发还所扣军械；二、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三、撤出市内驻军；四、商团方面通电拥护政府，商团“改组”呈报立案；五、商团停止罢市；六、商团报效北伐军费五十万。
孙中山接到范石生、廖行超与商团谈判的条件后，一度动摇，他复函范石生说：“所拟各节，尚无碍难之处。今后办法不独陈廉伯之表示悔悟措施如何，尤当察其诚意如何。”信函发出后，孙中山随即又坚定起来，再给范石生连发两信。第一封信中说：“若两兄不能为政府立威信，则工人农团必有畏势而退缩，则人心尽去，而大局更危矣。政府万一不固，则滇军必无幸免之理。”第二封信中说得更坚决：“商团数来调和，每次皆以事故中变。此其故意延长时间，以待东江敌人反攻为夹攻之计，已无疑义。我等不可尚在梦中也。……明日须悉数将商团缴枪，勒令商户开市。如有不从，则由有纪律之军队协同学生、工人，将西关全市之米粮、布疋，悉数征发，以为战时军用。”
范石生、廖行超接到孙中山的信后，竟抗不从命，当天便与商团代表邓介石、李颂韶签字，相约即日履行六条办法。
孙中山得知范石生、廖行超与商团签约后，在8月31 日的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斥责他们不服从政府命令，并声明绝对否认他们和商团所订的“调和条件”。9月1日，孙中山为商团事件发表对外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宣言》说：“试观十二年来，帝国主义各强国于外交上、精神上及以种种借款，始终一致的赞助反革命。”宣言表示要把从前排满的口号改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反帝宣言。同一天，他还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英国政府支持商团谋叛提出强烈抗议。
自从商团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都坚决地站在孙中山一边，同商团的反革命行径展开坚决的斗争。8月13日， 广州工代会特别会议派代表上呈孙中山，报告广州工代会决定组织“中国劳工同盟救国会”，为革命政府效力。要求孙中山把所扣留的商团私运枪械，全部没收，发给工农团军。15日，广州油业工会等工人团体也致电孙中山，要求“将扣留商团之枪械，全数没收，发给工人组织工团军，以减削反动商团之势力。”8月24日，广州市召开声讨陈廉伯等罪行大会，廖仲恺、 何香凝、孙科等党政要员及工人、农民、学生、军士等两万多人参加大会，大会通过了《为陈廉伯私购外械事敬告全体市民书》，揭露陈廉伯等人的七大罪状，号召全市人民“悟陈奸谋，协力御侮。去害马以养群，除粮莠以喜禾。”
8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广州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同时宣告成立， 施卜、彭湃分别担任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军团长。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还联袂向广东省政府请愿，要求迅速下令讨伐商团叛逆，并发出反对商团罢市的宣言。
正当商团事件处于僵局之机，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正式开战。这意味着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之间的又一次大战即将开始。孙中山得悉江浙战争爆发，决定履行三角同盟，准备北伐，南北夹击吴佩孚。9月9日孙中山写信给蒋介石说，准备放弃广东，以北伐另谋生路。他认为广东的局势已经使他处于绝境，原因是：第一，广州靠香港太近，受英国的压迫；第二，惠州久攻不下，陈炯明随时威胁着广州；第三，广州的滇军、桂军极为专横，把持税收，不听调度。所以他对蒋介石说：“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况现在奉军入关，浙可支持，人心悉欲倒曹、吴，武汉附近我有响应之师，乘此决心奋斗，长驱直进，以战场为学校，必有好结果也。”
陈廉伯和陈恭受见孙中山准备北伐，假意通电宣布拥护孙中山，服从广州革命政府，以麻痹孙中山，一方面却与陈炯明暗中勾结。孙中山见陈廉伯、陈恭受既已通电悔过认错，便于9月19日令广东省长取消对二陈的通缉令，发还家产，军械照原数发还。同时， 他积极做出师北伐的准备。9月10日，孙中山为督师北伐发表对广东问题的宣言， 宣布“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杂捐税，悉数蠲免，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
9月13日，孙中山移大本营于韶关，通电亲自督师北伐。 在韶关的火车上与东方通讯社记者谈话时再次表示：“放弃广东，亦在所不辞。”
这一时期，吴敬恒一直在劝孙中山与陈炯明和解，并跑到汕尾与陈炯明商谈，陈炯明假意表示一定打吴佩孚，但因江浙战争目前还未分胜负，不能不先审视观察一番。孙中山听了吴敬恒转告的情况后表示，允许陈炯明悔过自新，准备又一次原谅陈炯明，并希望陈炯明能出兵福建声援浙江卢永祥。为了表示对陈炯明的善意，孙中山特令围攻惠州的各军撤围。实际上，陈炯明的姿态，陈廉伯、陈恭受的拥护孙中山的通电等等，都是为了麻痹孙中山，以便拖延时间，伺机反扑。
孙中山这种放弃广东、拿革命孤注一掷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对于孙中山的这种错误想法，中国共产党早就向他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中共中央的《向导》周刊多次发表文章，指出广州的商团军是“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我们以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见解是正确的。
正当孙中山准备再一次原谅陈炯明的时候，9月下旬，广州政府得到可靠消息， 陈炯明于本月 9日曾电上海调停人，称攻粤是应商团及人民的请求，商团愿助款一百五十万，已先给了陈炯明五十万。如不攻粤，则无异于自行放弃广东。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立刻给许崇智、胡汉民、廖仲恺发去电报，要他们查明广州商团暗通陈炯明的事。限陈廉伯在三天内回广州辩明，否则取消通缉令无效。但是孙中山对商团要发还枪械事，仍然采取妥协的态度，令各乡团和商团团员直接备价向大本营领枪。因范石生、廖行超与商团谈判时，有商团愿报效军费五十万之议，故决定此款需于领枪时缴纳。
10月9日，孙中山要蒋介石依照民团督办李福林所拟定的办法发还枪械。当晚， 李福林就到黄埔领回长短枪四千杆，子弹十二万发，第二天中午转交商团。
对于孙中山的让步，陈廉伯以为革命政府软弱可欺，反而得寸进尺。10月9日， 广州商团以全省商业联合会名义发出举行第二次罢市通牒，宣布全省一百三十八埠同时举行总罢市，同时派商团军武装巡行市区，有敢私自开市者定予严惩。
10月10日是“双十节”。这天，广州各界民众在第一公园举行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的大会，会后各界群众举行游行时，盘踞在西濠口的商团军竟公然向游行的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多人，受伤被捕者数十人。商团军还用铁栅封锁市区，强令各商店一律罢市，并在西关等地构筑街垒，架设天桥，四处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同时，商团还煽动北江方面的民团截断广州韶关之间的交通，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并扬言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即将反攻，广州再次处于危急之中。
这时，孙中山仍然是抱着放弃广州、孤注一掷的想法。10月9日， 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弹药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在韶关庆祝双十节纪念会上，他说：“广州商团，每人肯牺牲一百元或一百五十元，送与陈炯明助军饷，要来打灭我们，是我们处于死地，绝无希望了。听说这两天，广州人民又要罢市，陈炯明亦同时反攻，……倒转来讲，（北伐）就是以出发杀贼作为死里求生，如能逃至赣州、南昌，便是已出生天。”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态度鲜明，主张当机立断。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组织工农群众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反对商团的示威大会，中共广州地委发出《告广州市民众书》，揭露商团叛乱罪行，号召民众支持广州政府解除商团武装。参加大会的十六个团体成立“工农兵学革命同盟”，发表宣言，声讨反动商团的屠杀罪行，号召大家迅速起来与反革命派决此最后死战。
孙中山接到“双十惨案”的消息后，决定严厉镇压商团叛乱。他致电广东省长胡汉民、各军总司令等，要他们“万难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10月11日，孙中山又成立镇压商团的指挥机构──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派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等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但是，这天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仍要蒋介石“枪弹运韶，决不瓜分各军，……现当将黄埔军校收束，俟到韶关再酌可也。……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望兄速舍长洲来韶。”蒋介石则表示愿意死守长洲，请求孙中山即率北伐之师回广州平定商团叛乱。
10月13日，孙中山终于决定驻韶关的各路北伐军回师广州平定商团叛乱后，再举行北伐。当天，他命令吴铁城的警卫军全部、湘军和粤军的一部分回师广州。14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解散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平叛临时军事总指挥，决定“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介石指挥，以廖仲恺为监队，谭平山副之。”
15日凌晨，商团军首先向政府军开枪，革命委员会立即向早已准备好的各军下达总攻击令，久经沙场的革命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商团军发起了全面总攻。商团军虽有数千杆枪，毕竟从来没有经过战阵，枪声一响，早已吓得屁滚尿流，只几个小时，这群乌合之众便全部缴械。停泊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战斗就已结束。一些曾经畏惧帝国主义干涉、主张“和平处理”商团事件的国民党人，这时也感到后悔：早知商团如此不经打，早就应该对商团采取行动了。
在惠州蠢蠢欲动的陈炯明，见陈廉伯的商团如此不堪一击，也只好暂时收起“反攻”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