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四十五、 会见马林

孙中山先生晚年，国际上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
孙中山很早就与俄国革命党人有所往来，早在1896年至1897年在英国时，就曾与流亡英国的俄国民粹派分子伏尔霍夫斯基有过接触，并赠送一本亲笔签名的《伦敦被难记》。1905年孙中山在法国巴黎时，就已认识了后来任苏俄外长的齐契林，并与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1906年孙中山曾与俄国流亡革命家该鲁学尼和苏季洛夫斯基（化名鲁赛尔）多次交往，并互通信函。辛亥革命前夕，俄国布尔什维克报刊《星报》上曾辟有“中国革命”专栏，系统介绍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形。
1917年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孙中山曾派当时在军政府任职的王孰闻为西伯利亚调查专员，赴俄国了解实况，并发给他一张有孙中山亲笔签名的任命状。王孰闻是湖北英山人，他到俄国后在俄国住了五年，随时把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向孙中山报告。王孰闻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逝世。孙中山亲自签名的这张任命状由他的夫人饶秀明保存。
十月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对俄国革命十分注意。1918年1月28 日他在出席广州警界的宴会时发表讲话说：“此后我国形势，应注重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他还准备派人前往俄国考察，为此，他特地嘱咐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国教师每天到廖仲恺家教他们俄文。李章达后来去俄国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十月革命， 电文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电报还说：“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希望。”当时上海电报局拒绝拍发，孙中山只能先发给在美国的一位华侨，托他转电俄国政府。这是俄国革命初期，俄国收到的最早的一封外来贺电。
列宁收到孙中山的贺电后，非常高兴，他同苏俄外长齐契林讨论了复函的草稿，给孙中山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对孙中山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向“中国革命的领袖、自1911年以来在特殊困难条件下继续领导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者──中国北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的人致敬。”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的阻挠，才使苏俄政府和孙中山的联系中断了几个月。信中热切表示：“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但是，孙中山没有能收到这封信。
列宁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十分重视，1919年11月19日他在接见“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时表示，中俄两国必定会建立起友好关系，会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刘绍周是广东高要人，1892年生，五岁时随其父前往俄国外高加索巴统，毕业于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后来在高加索附近一所中学任教师，1916年秋又入俄京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工程。十月革命爆发后为救济在俄华工，创设“中国旅俄华侨联合会”（后改名“旅俄华工联合会”）。十月革命时期，刘绍周与列宁相识，曾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刘绍周曾作为中国代表列席会议。1920年6月25日，刘绍周致电孙中山先生，告以第三次旅俄华工代表会决定选举孙中山和列宁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并表示“大会还邀请您到俄国来访问，以使您能够直接了解俄国革命的伟大思想。”
1920年7月5日，刘绍周再次致电孙中山和全国人民，呼吁中国政府尽快与苏俄政府建交，并提出了四项要求。7月16日，孙中山给刘绍周回电表示， 由于“目前中国还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政权操在专制主义者和军阀手中，人民没有自由，还必须进行再一次革命以扫除这些权力集团，方能实现各位在电报中所提出的第四项要求。”刘绍周于1920年12月中旬回国， 后来在国内大专院校教授俄文， 抗战时期曾任外交部驻新疆外交特派员，1970年病逝于北京。
1920年1月， 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寓所会见了旅居上海的俄国劳动社负责人马特维也夫?博德雷等人，向他表达了对俄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领袖列宁的钦佩和崇敬。马特维也夫?博德雷在他的记述中写道，我们从孙中山的嘴里听到了列宁的名字，并了解到孙中山“准备在中国和苏维埃国家之间建立起深刻的国际主义的友好联系。”
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东北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的这一行动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全国有三十多个社会团体写信给苏俄政府，热情赞扬苏俄政府的这一举措，留日学生也开会通过决议，欢迎苏俄政府的这一举动，并要求北京政府立即承认苏俄的劳农政府。
然而，听命于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政府却不敢表态，不仅如此，在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庚子赔款后，北京政府竟仍然将庚子赔款交给原俄国驻华公使库达谢夫亲王。库达谢夫用这笔款充作反苏的活动经费，到处滋事，与苏俄的远东共和国对抗。因此，在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中，特别提出：“劳农政府辞退庚子赔款；但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将此款转交俄国领事，或索要此款之某人，或俄国某机关。”北京政府这才停止继续交付庚子赔款。
1920年夏，孙中山还与转向苏维埃的俄国将军波达波夫会见，波达波夫原为旧俄海军中将，俄国革命时来到中国，但很快转而为苏维埃服务。他在上海与孙中山见面之后，由孙中山介绍他到闽南与陈炯明见面。波达波夫在漳州停留了两周，陈炯明还送他旅费两千港币。波达波夫回到莫斯科后，发表了《关于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博士》一文，记述他本人在上海会晤孙中山的情况。但他对孙中山联合对苏不友好的段祺瑞一事表示不满，认为孙中山与苏俄军事合作计划完全不能实现。
苏俄政府对华关系中，曾把注意力放在陈炯明身上。陈炯明不仅是华南革命党人中掌握了武装拥有实力的人物，而且伪装出一付左的姿态。他在自己控制的“闽南护法区”所属的漳州、汀州、龙岩等十七个县实行所谓“新政”，如允许人民集会结社，支持五四运动，召开国民大会，反对中日密约，严惩卖国贼等等。1920年5月1日漳州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打着红旗参加游行，散发宣传无政府主义内容的传单。这在当时的中国算是非常进步之举了。陈炯明还在闽南护法区创办《闽星日刊》、《闽南新报》等报刊，这些报刊是中国早期公开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报刊之一，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常在报上撰文。陈炯明还在学校里开设“社会主义”课，宣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思想。
陈炯明如此“热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如此“拥护”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了苏俄的重视，1920年4月29日，苏俄特派路博将军到漳州访问陈炯明， 表示愿意帮助陈炯明完成革命大业。1920年12月《共产国际》发表文章，赞扬“漳州是南中国革命的中心”，“漳州已成为中国革命青年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不时还举行中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组织的会议。”《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5月1日第14号上一篇《游漳州见闻记》称赞“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1921年3月15 日苏俄《外交部公报》上刊登陈炯明致列宁信的按语中甚至还说什么“深受人民爱戴之陈炯明，系一受过良好军事教育之中国最杰出军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苏俄不仅注意陈炯明，甚至一度把希望放在吴佩孚身上。1920年至1921年，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局和远东共和国都采取接近吴佩孚的政策；共产国际莫斯科总部也表示赞成。他们认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1920年10月9日，曾访问吴佩孚总部政务处长白坚武， 和他讨论中国政局，并介绍苏俄情况，然后决定“联合吴佩孚”，维经斯基的报告中，对吴佩孚给予高度的评价。苏俄之所以对吴佩孚抱有希望，因为一则吴佩孚握有实力，二则他常常奢谈什么“劳工神圣”，装出一付拥护民主主义的面貌。当时莫斯科的《消息报》曾有文章称赞“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正在发展的局势中，树起了新的旗帜。”另一苏俄作家维连斯基赞扬吴佩孚的文章三年中连续不断，甚至二七惨案吴佩孚屠杀铁路工人后，仍有赞扬他的文章。
俄国革命成功后，孙中山逐渐意识到，要学习苏俄革命的方法。1919年秋，一位在二次革命时被孙中山派往东北任关外军事筹备委员的革命党人宁武到上海晋谒中山先生，孙中山告诉他当前的革命策略：“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在写给苏俄外长齐契林的信中还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表示了向苏俄学习的愿望。列宁收到孙中山的这封信后，指示齐契林应该与孙中山先生建立紧密的联系，并经常通信联络。
1920年11月20日，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是共产国际使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维经斯基后来回忆说：“孙逸仙是在他的书房内接待我们的，这个房子很大，摆着装满书的书柜。”孙中山“询问俄国和我们革命的情况。但是，不大一会功夫以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中国1911年的革命上了。……他告诉我袁世凯将军如何背叛了革命，如何企图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帝制，当时在东京的孙逸仙如何通过他的朋友去影响当时的日本外相加藤，使日本政府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破裂。”孙中山还表示，希望能在海参崴或者满洲建立一个大功率的电台，以便与苏俄建立联系。
1921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建议国民党选派代表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并表示希望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张继建议马林于12月去桂林访问孙中山先生。
马林原名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会说英、法、德等几国语言。1900年开始在荷兰从事工人运动，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派往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该党改名为印尼共产党。随后，他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言竭力主张共产国际在远东开展革命工作，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挥者。这次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以列宁为主席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从此，他化名马林到中国工作。
马林来到中国以后，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积极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中共一大后，他便开始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人物接触。1921年12月10日，马林在共产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取道湖南赴桂林会见孙中山。
马林一行于12月23日到达桂林，下榻于离大本营不远的广西银行，在桂林住了九天，孙中山曾三次接见马林，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第一次会见时，宋庆龄在座；第二次会见时，在座的有胡汉民、许崇智、陈少白、邓家彦、曹亚伯、林云陔、朱卓文、李禄超、孙科等。孙中山详细询问了苏俄当时的革命情况和新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形。
十月革命后，为了打退帝国主义各国的武装进攻，苏俄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几乎是无偿地向农民征集余粮；由于物质极度匮乏，一切生活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禁止一切私人贸易；普遍实行工业国有化，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甚至许多只有一个人的个人作坊也被国有化。这些政策曾引起世界各国的非议，在中国也引起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误解。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以后，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上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工业方面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实行部分国有企业租借制或租让制的形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还允许私人开办小型企业。在商业方面则废除了国家配给和国家贸易垄断制，允许私商进行批发和零售。孙中山听到列宁实行的这些新经济政策后，非常高兴，他后来曾说起这次和马林谈话的感想，孙中山说：

在和马林的谈话中，马林还向孙中山提了以下建议：（一）、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创办自己的军官学校，培养党的军队干部。（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四）建议考虑与苏俄结盟的可能性。马林的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孙中山后来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内容。
共产国际另一个会见孙中山的重要人物是少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达林生于1902年，十月革命后成为苏俄共青团的领导人之一，长期从事共青团的工作。1922年3月， 达林代表少年共产国际来华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定于1922年5月5日举行。在去广州之前，他在上海住在英租界一个哥萨克军医家里。在上海期间，达林同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刘仁静等人多次进行交谈。正当他要前往广州时，接到在北京的苏俄使团团长巴意开斯的通知，要他去北京接受任务，巴意开斯授予他以苏俄正式全权代表的身份去同孙中山谈判，了解孙中山对苏俄的真实态度，还要他把苏俄外长齐契林的两封信带给孙中山。陈独秀还派张太雷、瞿秋白随同达林前往广州，兼任达林的翻译。
达林一行于4月26日抵达广州，第二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 以后还和达林举行了多次谈判。在会谈中，达林建议孙中山与苏俄联盟，孙中山表示希望同苏俄结盟，但目前却不能与苏俄建立联盟，他说：“请不要忘记，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暂时不能与苏俄结盟的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内有一批亲英美而反对苏俄的人。孙中山告诉达林：“你认为国民党所有的党员都赞同苏俄？没有的事。甚至在我的政府和议会里都有苏俄的敌人。”他向达林暗示，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兼广东省长伍廷芳就属于这一派。同时，孙中山也向达林表示了他对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的怀疑，孙中山说：“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达林回答他说，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全世界的事业，不是在一个县的狭小范围内就能完成的。
在同达林的会谈中，孙中山还谈到了希望在将来能联合苏俄共同抗击日本的问题，他对达林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它在麦尔库洛夫的帮助下霸占了你们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张作霖的帮助下霸占了我们的满洲。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那时苏俄的帮助就特别重要。”孙中山的这一段谈话表明他已经预见到，将来中苏两国定会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在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达林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以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条件。”孙中山拒绝了达林的这个建议，表示只能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年 5月，达林在中共广州会议上介绍了他同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的情形，多数与会者接受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达林回国后曾任少共国际东方部副主任，以后又几度来华。1975年他写了一部《中国回忆录》，详细记载了1921年到1927年间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