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传奇 作者：范方镇 2003.2

五十九、巨星殒落

孙中山到北京后，下榻于北京饭店506号房间，随从人员则进驻段祺瑞为孙中山预备的铁狮子胡同行馆原顾维钧宅。
入京的当天晚上，随从人员即请北京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诊视孙中山的疾病。1 月2日，又请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 协和医院医生及俄国医生等七人会诊。经各医生诊断，认为“先生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故感异常痛苦。……病势现仍严重，但此病并非绝症。”当时协和医院美国医生建议孙中山施行外科手术探查病状，孙中山没有同意，决定用内科治疗，并请德国医生克礼任主治医生，每天临诊。所有前来探视者一律由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代见，以便孙中山静心休养。
但是，孙中山的病经克礼医生反复用药后，毫无起色，体温升降失常。1月23日， 眼球中又出现黄晕，而且从这天起不能进食，一吃就呕吐。克礼医生诊断为肝脏之脓渐渐侵入其他部位所致，各医生、家属及同志都劝孙中山进行手术治疗。
1月26日，在宋庆龄的再三请求之下，孙中山入协和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下午6时半，由外科主任邰乐尔为孙中山主刀，施行手术割治，以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医生王逸慧、顾大夫等为助手，德国医生、俄国医生也参与帮助。腹壁切开后，确诊为肝癌，不治之症。术后，孙中山告诉汪精卫、陈友仁，将广州中央政治委员会移设北京，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敬恒、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当天晚上，在京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召集紧急会议，议决请孙中山在临危之前，立一遗嘱，以便全党共同遵守。但是一直到2月24日以前，都没有忍心对孙中山提起立遗嘱的事。
孙中山患肝癌绝症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大本营的人都非常悲痛。廖仲恺想到孙中山病重需要照顾，特别是宋庆龄需要有人安慰，就叫何香凝前往北京，照料一切。
对于段祺瑞要召开善后会议一事，孙中山于1月17日复电表示， 如能容纳人民团体及将涉及军事整理、财政问题的最后决定权让与国民会议等两个条件，国民党可以参加善后会议。但是，段祺瑞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悍然宣布将于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孙中山在卧病之中得知后，下令国民党全党抵制善后会议。1月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发出宣言，指出“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号召全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
2月3日，德国医生克礼、美国医生泰尔及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将孙中山病状的真情告诉了他本人，孙中山听后非常安静，决心勇敢面对病情，争取战胜病魔。
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竟然于1925年1月7日，自任“救粤军总司令”，会同林虎部，分兵三路再次向广东革命政府发起进攻。孙中山得知广东东江战事再起后，非常挂念，命令致电胡汉民、廖仲恺等，勉励他们努力东征杀敌。胡汉民接到电报，即将孙中山的这封电报印刷成传单，遍传各军，将士们阅后，极为感动，杀敌勇气倍增。
孙中山患了绝症，大家都非常焦急，许多人便主张要孙中山服中药。孙中山表示：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如果暗中服用中药，是不以诚待人，坚持不可。张静江便将人参汤和入食物中令孙中山饮服，孙中山知道后，对张静江说：“勿再和入食物中，我自饮便了。”连饮三天后，无效而停。
2月17日，刘瑞恒院长致书孔祥熙转孙中山家属及国民党同志， 宣告孙中山的病情已经绝望。第二天，孙中山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希望改用中药能出现奇迹。他们先请北京、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为孙中山诊治。两人所开药方不同，经家属及党人议定，因为陆仲安曾为胡适治疗蛋白尿症及心脏病均有奇效，还曾为张静江治疗足疾，使张静江能自立移步，于是决定用陆仲安的处方。孙中山服用第一、二剂后，睡眠良好，脚肿全消，体温如常人，饮食也恢复，家属及党人都非常高兴。但是，克礼医生仍不敢乐观，因为中药只是暂时令病人减少痛苦，而癌症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治疗。从23日起，病状依然如故，陆仲安也宣告不治。
2月24日，孙中山病情进入危险阶段，医生对家属和随侍的各位国民党同志说， 孙中山先生已处于极危险状态，各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的，现在恐怕已经是到时候了。各人听了，公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请孙中山立下遗嘱。他们请夫人宋庆龄暂时出病房，然后四人一同来到孙中山病榻前。孙中山见他们进来，问道：
“你们前来，有什么话要说吗？”
他们不敢直说，稍停，由汪精卫婉转地说：
“先生进入医院后，各同志都责备我应该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以便大家遵循。如先生的病迅速痊愈，自然不必说；如果不能痊愈，我们仍可永远听到先生的教诲。我们知道先生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助先生抵抗病魔。但还是想趁先生精神好的时候，留下一些教训，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仍可受用。”
孙中山听了汪精卫的话，沉默了一阵，说道：
“我有什么话可说呢？我的病如能好，那么我要说的话多着呢！但先要到温泉休养、思考一段时间，然后才能说。假如我的病不能好，由你们随意做去，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汪精卫等坚持道：
“先生的病不久当然可以痊愈，只是恐怕静养须时太久，难于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值重要时刻，党务一刻不能停滞，还是请先生早赐训诲，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
孙中山闭目半响，才睁开眼说道：
“我要留下话说给你们听，你们有许多危险，现在正有无数敌人正在围攻你们。我死之后，他们更要向你们进攻，必定有办法把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软化，强硬对抗，那就一定会被加害，危险很大。所以我还是不说为好。那样你们将来应付环境也比较容易一些。如果一定要我说出来，你们将更难于应付险恶的环境！象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
汪精卫等人立刻向孙中山表示：“我们追随孙先生奋斗了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又有什么可怕的？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以软化我们呢？”
孙中山听了，闭着眼睛点点头，表示赞同汪精卫的话。
汪精卫等人又对孙中山说：“你要说什么话，随便就好，也不必太费心。”
“我已经著了许多书了。”孙中山想了想，又补充道：“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点是唤起民众；第二点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汪精卫听了，马上用笔记下来，再加上孙中山平时对他说过的他“四十年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等话，结合中山先生所著的书等，就在孙中山的病榻前草就一份国事遗嘱。写好后，他对孙中山道：
“我们现在已经预备好一稿，读给先生听。先生如肯赞成，即请签字，就当作先生所说的话。如果先生不赞成，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得到孙中山首肯后，汪精卫即将这篇国事遗嘱一句句地念给他听。孙中山听完，点点头说：“好呀，我很赞成！”
接着，宋子文又道：“先生对于党务已有训诲，家属如何，也可以有几句教训如何？”孙中山回答：“可以。”于是汪精卫又把预备好的《家事遗嘱》读了一遍，孙中山也点头称是。
这时，汪精卫等人本想请孙中山即时签字，但是，孙中山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宋庆龄的哭泣声，心中很不忍，便对汪精卫道：“你先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汪精卫听了，不便再请，只好把遗嘱折好收了起来。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万念俱消，但仍念念不忘东江战事。3月10日， 他得知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已打下潮汕，滇军已进占博罗等地后，还嘱咐电告胡汉民，不可骚扰百姓。
3月11日凌晨一时，孙中山神志清醒过来，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 就把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以及宋子文、汪精卫、邹鲁、邵元冲、孔祥熙、吴敬恒、何香凝、戴季陶、戴恩赛等人一齐叫到病榻旁，以极为安详、平静的声调缓缓地对他们说：

停了一会儿，他叫人把2月24日预立的遗嘱拿来，由夫人宋庆龄扶着他的手腕， 用钢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

孙中山《家事遗嘱》的全文是：

孙中山签完国事、家事遗嘱后，英文秘书陈友仁将2月24 日备好的《孙中山致苏联遗书》呈给先生，这篇遗书是由孙中山以英文口授，鲍罗廷和陈友仁笔记，这时也由孙中山补签。《孙中山致苏联遗书》的全文是：

孙中山签完字以后，仰卧榻上，反复地不断低声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
这天下午，孙中山精神好了些，又与夫人宋庆龄及汪精卫等谈话，表示死后愿像列宁那样保留遗体，并愿葬在南京紫金山。“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他还嘱咐宋庆龄，希望她能代替自己访问苏联。接着，孙中山又唤何香凝到面前，对她说：“仲恺不可离广东，请勿来京。”何香凝伤心地掩着眼泪对先生说：“我虽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听了这话，伸出手来握住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这一天，孙中山还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我他无所惧，惟恐同志受内外势力的压迫，屈服与投降！”“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3月12日早晨，孙中山已不能进汤汁。宋庆龄、孙科、陈淑英、汪精卫、戴季陶、 李烈钧、林森、李石曾、石青阳、于右任、杨庶堪、邹鲁、邵元冲、叶恭绰、黄昌谷以及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菊池良一、萱野长治、井上谦吉等都闻讯赶来，侍立孙中山病榻四周。9点10分，段祺瑞派许士英前来慰问。这时，孙中山已两眼上翻，不见瞳子，许士英见状，急忙退出，回报段祺瑞。弥留之际，他还反复低声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遗言。9时30分，中山先生与世长辞。
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动。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先生逝世深表悲痛，3 月15日，中共中央致唁电国民党中央，并发布《为孙中山先生之死告全国民众书》，在表示哀悼的同时，并号召全国民众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努力奋斗。3月21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响导》还出版了《孙中山特刊》，以示悼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也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孙中山逝世表示悲悼，斯大林在电报中并相信“孙中山之伟业绝不随孙中山而俱逝，孙中山之主义将永存于中国工农心中而为中国国民之仇敌所恐怖。”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政府机关报《消息报》都在3月14 日头版整版刊登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以及纪念文章。
孙中山逝世的当天上午，苏联大使加拉罕、苏联顾问鲍罗廷、参赞伊凤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等分别到行馆吊唁。加拉罕还下令苏联使馆以及苏联驻华各机关一律下半旗致哀。段祺瑞得到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后，也下令全体内阁阁员到铁狮子胡同行馆吊唁，北京政府非常国会还通过了为孙中山举行国葬的决议。
孙中山逝世的当晚，行馆人员组成治丧办事处，分为秘书、事务及招待三股，李大钊、吴玉章、邓颖超等都参加了治丧处的工作。治丧处当天就通电全国，规定国民党员一律佩戴黑纱，停止宴会、娱乐七天。
孙中山遗体经防腐处理后，于3月19日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 沿途自动前来送殡的群众达十余万人。从3月23日到4月1日，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一周，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北京民众自发前来吊唁，仅花圈就收到七千多只，还有五万九千多幅挽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治丧活动结束后，中央公园改名中山公园，孙中山灵柩停灵的社稷坛大殿由各机关捐款改建为“中山纪念堂”。
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迅速形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悼念活动。除北京外，广州、香港、澳门、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天津、开封、太原、西安、哈尔滨、苏州、无锡、徐州、镇江、安庆、蚌埠、南昌、九江、武昌、长沙、重庆、昆明、杭州、温州、宁波、福州、厦门、桂林等城市以及许多县城，各界群众都自发地举行了追悼大会。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神户，美国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加拿大温哥华，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南洋的新加坡、万隆、吉隆坡、雅加达、山打根等地的华侨也举行了追悼活动。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当天，东征军正在广东普宁的棉湖一带与陈炯明叛军激战， 教导团第一团一千多人抗击万余精锐之敌，最后竟于一日之间歼灭叛军取得大捷。棉湖战役是东征中很关键的一仗，可惜孙中山竟于当日去世，未能听到这一喜讯。棉湖大捷后，陈炯明叛军向五华方面退却，东征军次第收复揭西、五华、兴宁、梅县。到月底，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3月30日，东征军在兴宁东门外举行追悼孙中山暨东征军阵亡将士大会， 蒋介石和周恩来都参加了这一追悼大会。
4月2日，孙中山遗体从中央公园社稷坛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暂厝。1929年6月1日，孙中山遗体移往南京中山陵安葬。从此，南京紫金山成为他长眠之地。